作者简介:张晓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苗岭,武汉大学—西印度大学加勒比中心助理研究员,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20世纪末,在国际局势变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外生经济冲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迎来了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左翼政党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与腐败等问题,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粉色浪潮”的消退。由于中国在拉美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粉色浪潮”的消退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亟需调整经济与外交政策予以应对。
关 键 词:“粉色浪潮”/拉丁美洲/左翼政党
自20世纪末开始,拉丁美洲迎来了一波左翼运动的高潮,大量左翼色彩浓重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这一现象被西方媒体和学界称作“粉色浪潮”(Pink Tide)。①然而,2015年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粉色浪潮似乎有退却的迹象。这一年开始,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政权先后遭受了严重的危机。在委内瑞拉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统一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党的地位,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也可能面临被弹劾的命运;在阿根廷,左翼联盟胜利阵线推举的候选人输给了中右翼联盟候选人马克里(Mauricio Macri);对巴西左翼总统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的弹劾于2016年5月12日在巴西参议院通过,她面临停职180天的处理。拉美左翼执政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度轰轰烈烈的拉美“粉色浪潮”开始退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粉色浪潮”为何发生?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粉色浪潮”的退却?“粉色浪潮”的退却是否会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本文将予以解析。
一、“粉色浪潮”前的拉美左翼政党
左翼政党在拉美拥有久远的历史,但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却远非一帆风顺。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始于19世纪末,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些以工人运动为背景的政党相继成立。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劳工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并取得了政权,随之展开了较为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了以大规模再分配、国有化和深度国家干预为特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20世纪60—70年代,左翼运动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一些民主的左翼政权,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的左翼民主政权遭到了军人的颠覆。②以反共为意识形态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相继成立,它们压制劳工运动,并取缔了左翼政党。同时,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左翼势力的发展。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自己后院激进的左翼政权充满敌意,将它们视作共产主义渗透的基地。几场针对左翼政权的政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美国默许乃至支持。③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降临到拉丁美洲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④结束了威权主义的统治,为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了竞争性选举。到20世纪末,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除了古巴外,都建立了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这一波民主化带来了左翼政党的合法化。然而,这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已与原来大不相同。在这一时期,温和左翼所鼓吹的进口替代方案彻底失去了信誉,激进左翼所赞同的苏联发展模式也被认为缺乏可行性,而经济自由化方案和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新形势下的“国际共识”;同时,在拉丁美洲,左翼政党传统上所依赖的劳工阶层的比重有所下降,中产阶级已经成为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
最重要的是,即将交出政权的威权精英有能力设定转型条件,他们给左翼政党上台设置了重重障碍。最明显的一个案例是在智利。首先,皮诺切特政府设计的选举制度非常有利于国会第二大党,这明显是对中右翼政党的偏袒。其次,军人为自己在参议院47个成员中保留了9个席位,加之宪法修正案所要求的60%的多数票数要求,为右翼力量赋予了重要的否决权力。⑤在其它案例中,包括左翼力量在内的民主派为了转型的平稳进行,倾向于让中间派接替军政府交出的权力,这一案例的代表是巴西。⑥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民主化带来了左翼力量的合法化,但支配着这一地区政局的还是右派和中间派力量。即使左翼政党得以上台执政,它们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方案。因此,无论在选举中还是在政策方向上,这都是一个右翼的时代。很少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的十年里,左翼政党能席卷这一地区。
二、“粉色浪潮”的兴起
很久以后,人们在回首历史时才发现,1998年左翼运动领袖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胜利只是一个时代的序幕。人们认为,这只能反映委内瑞拉人民对无能的主流政党的厌倦。2000年,智利社民主义党派争取民主党的胜利也被看做是中间派的胜利,2002年,劳工党候选人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巴西当选总统被认为反映了他的个人魅力。2003年,阿根廷左翼庇隆党人基什内尔(Néstor Carlos Kirchner)当选总统。2005年,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Ramón Vázquez Rosas)就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2006,秘鲁的加西亚(Alan Gabriel Ludwig García Pérez)在时隔16年后再次当选秘鲁总统。同年,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宣誓就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土著人总统。至2007年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接任其丈夫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拉美地区生活在左翼总统统治下的人口已经达这一地区总人口的2/3,⑦左翼政党的胜利再也无法被看做是孤立事件的累加,而成为一种区域性的潮流。学者们相信,这一现象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因。
首先,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民主的巩固是左翼政党执政的前提。除了少数国家外,不规范的政治现象仍然存在,民主制度的运转也远称不上成熟,但竞争性选举的规则似乎在多数国家中已经被接受,竞争性选举成为了合法性的来源,一度频繁的军事政变也远离了这一地区。⑧此外,冷战的结束让美国不再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尽管它对左翼政权的上台仍然充满疑虑,但却不至于支持军事政变推翻民选左翼政府。
其次,拉丁美洲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在将左翼政党送上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工人运动是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主要部分,拉丁美洲左翼政党一直将自己看做是城市正规部门工人利益代言人,有时候采取的政策以牺牲其他部门和社会边缘化群体为代价。⑨然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社会利益的分化,其他社会边缘群体逐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左翼政党也不再只将自己看做是正规部门工人的利益代表,与这些多元化的社会运动结成了联盟。在阿根廷,是“纠察队运动”(piqueteros)。运动的骨干包含小企业主、劳工、失业者、专业人士以及养老金领取者。在厄瓜多尔,是“原住民部落联盟”(CONAIE)。在巴西,是代表佃农利益的“无地劳工联盟”(MST)。最典型的案例是玻利维亚,种植古柯叶的原住民组织的运动注册了政党,即“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2006年,这一政党成为玻利维亚的执政党,运动领袖莫拉莱斯成为玻利维亚总统。
第三,一些左翼政党的相对温和化也是其赢得选举的原因。一些源起于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上台后,放弃了原先激进的意识形态信条,基本维持了前任政府严格的货币纪律约束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有利于它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
不过这些有利因素并不能解释事情的全部。选举制度的巩固无法直接将在野的左翼政党送上政权,社会运动也不能真正决定选举的结果。巴西、智利执政的左翼确实具有温和特点,但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的左翼却远称不上“温和”。那么,什么才是掀起“粉色浪潮”最关键的因素?
贾森·阿诺德(Jason R.Arnold)和戴维·塞缪尔斯(David J.Samuels)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众投票符合典型的“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特点,即选民基于过去一段时间内执政党的表现对其进行惩罚或奖励。⑩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的外生冲击,导致了拉丁美洲各国经济情况不佳,各拉美国家选民对其执政党进行了惩罚:在1998-2004年间,存在竞争性选举的18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4个执政党没能连任,其中多数是中右翼政党。受到外生冲击的中右翼政党基于不佳的经济表现受到了选民的惩罚,使得左翼获得了上台机遇。
但有必要指出,左翼政党上台与左翼政策的实施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这主要是因为左翼政党上台后面临改善经济表现的要求。(11)左翼政党受益于右翼政府内的经济危机得以上台,但1998年开始的“粉色浪潮”并没有马上带来左翼的政策实践。即使是以政策激进著称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其执政初期也部分接受了紧缩与私有化方案。(12)在这一时期,左翼的政策选择受到了内外经济条件的掣肘。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方案丧失了活力,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以出口部门补贴内向型部门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庞大的政府开支又带来了巨额的赤字,加之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使得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这种不佳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使得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迫切地需要外部资本的流入。它们面临着韦贝尔斯·埃里克(Wibbels Erick)所说的困境: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财政困难时难以像发达国家一样采取反周期政策刺激经济,这是因为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更为困难,要接受债权国家、国际组织更多的政策限制。(13)拉丁美洲国家也受到了债权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要求,比如放松汇率管制、减少政府开支、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即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债权国的要求极大地缩小了在任政府的施政空间,使得上任的政府无法实行自己的政策偏好:即使打着“反新自由主义”旗号的左翼政党上台,也无法偏离这一政策方向。
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状况的好转也给拉美带来了繁荣,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出口贸易的兴盛改善了拉丁美洲各国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这为左翼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使得他们得以实行自己所偏好的经济社会政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拉美左翼政权都放缓了私有化的步伐,加深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社会政策方面,它们也都致力于解决社会公正和贫困问题,加大了社会支出,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除秘鲁外,拉美各国的左翼政权基本上都改变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不过,在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左翼政权呈现出了温和化的趋势。它们不再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看做是一个严肃的方案,也不会像自己的前辈,如拉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连德、瓦加斯等左翼领导人那样激进地推行全面社会经济改革。即使在最极端的案例委内瑞拉,贸易壁垒也并不严重,私人部门仍然掌握着国家经济中较大的份额。(14)
不过尽管这些左翼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有着相似性,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左翼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粉色浪潮”中存在两种左翼,学者对它们的称谓不尽相同:温和的和激进的;(15)社民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16)自由主义的和干预主义的。(17)前者出现在政党体制稳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具有较长历史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力量的主要代表,如智利社会党,巴西劳工党(虽然劳工党成立时间较短,但是骨干领袖都是前工运领导人)和秘鲁阿普拉党。后一种类型出现在政党体制缺乏稳定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执政的左翼不是传统的劳工政党,而是在对新自由主义不满的气氛中产生,依托社会运动成立的运动型政党,例如委内瑞拉的“统一社会主义”和“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除了政党体制的原因外,是否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也是造成两股左翼政权差异的重要原因。(18)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两国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2003年以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这些国家提供一大笔意外之财,极大地改善了这些国家贸易状况与财政状况,使其摆脱了对国际资本和私人部门税收的依赖,提升了它们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不具备丰富油气资源的巴西、智利依赖于私人部门提供的税收收入和国际投资,无法推行更加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介于两类之间的是阿根廷。尼尔·里查德森(Neal P.Richardson)指出,尽管阿根廷不具备委内瑞拉那样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却是大宗农产品出口国。国际粮价的上涨带来的税收收入在阿根廷引发了相似的效应:左翼政府渐渐走向了激进。(19)
两组左翼力量的差异还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首先,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激进的左翼政权具有扩张性特点,伴随着不稳定高增长数据的是高通货膨胀率。而在智利和巴西,左翼政党在货币和财政纪律上表现得非常克制,基本都延续了前任右翼政府的稳健乃至收缩的政策,在保持稳健增速的情况下保持了较低的通胀水平;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激进左翼政权积极推进国有化和经济管制措施,而温和的左翼基本维持了市场经济政策,尽管它们放慢了私有化的步伐,却并不热衷于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管制措施。在社会开支上,温和左翼政权致力于一些稳健提升人力资本的常规性项目,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而激进左翼则热衷于一些灵活的再分配项目,比如食品补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不稳定,在财政状况不佳时,它们可以被随时取消。
总的来说,2003年到2011年对拉美的左翼政权是一段好时光。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右翼政府因为经济表现不佳而下台,上台执政的左翼却在任期内迎来了世界性的经济繁荣。巴雷罗·贝伦(Barreiro Belén)在对全球民主政权的计量分析中发现,现任政府社会开支的扩大与连任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效应显著地发生在左翼政党执政时期。(20)这一规律可以解释这段时间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全球经济状况的好转带来了一个经济繁荣期,在繁荣期内,左翼政府在扩大社会开支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财政风险。然而,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繁荣衰退的时期,左翼政府则会受到不可避免的冲击与挑战。
三、“粉色浪潮”消退的原因
从2015年年底开始,一个转折点似乎出现了。在委内瑞拉议会选举中,查韦斯社会主义统一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党的地位,而总统马杜罗也可能面临着被弹劾的命运;在阿根廷,左翼联盟胜利阵线推举的候选人输给了中右翼联盟候选人马克里;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停职,总统一职暂由副总统接替。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通过全民公决谋求连任失败,厄瓜多尔左翼总统科雷亚连任的可能性也被议会否决。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频频发生。这一系列事件似乎预示着,拉丁美洲这波持续十余年的粉色浪潮已经进入了退潮期。
毫无疑问,这一波退潮也不是孤立事件的累加,浪潮的退却揭示了粉色浪潮中的左翼政权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首先,左翼政党掌握政权后,社会运动与左翼政党的联盟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巴西劳工党为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法满足“无地劳工联盟”的土地改革诉求。厄瓜多尔左翼政府的石油经济也与环保主义社会运动团体的目标相背离。最具有代表性的困境出现在玻利维亚:社会运动领袖出身的莫拉莱斯为了天然气经济的发展,最终没能兑现对原住民区域进行全方位保护的承诺。布尔·本迪克特(Bull Bendicate)认为,对于拉美国家左翼来说,这一矛盾是根本性的:虽然左翼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的诉求,但是另一方面,左翼许诺的就业岗位、社会福利项目依赖于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想要增加就业,获得社会工程所需要的资金,就不能彻底逃离全球市场和资本主义。在野的左翼政党可以对执政者提出激进的批评,向社会运动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但当左翼政党真正成为执政党后,它们也必须向现实妥协,这导致了左翼政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恶化。(21)
其次,左翼政府任期内猖獗的政治腐败也让其失去了选民的支持。拉丁美洲的政治腐败问题根植于历史之中。殖民统治、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政治传统以及威权统治使得腐败成为了这块大陆的顽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整体上降低了这块大陆的腐败程度,(22)但是除了少数案例外,腐败在拉丁美洲仍然较为严重。左翼的上台没有让这一情况得到改善。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9个拉美国家里,腐败都被视作仅次于犯罪的严重的社会问题。(23)在委内瑞拉,腐败已经成为了该国日常政治和经济运行的组成部分。尽管左翼执政党似乎具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但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地影响了政治的能力和效率。(24)在巴西,愈演愈烈的巴西石油公司腐败丑闻涉及劳工党政府要员乃至前任总统卢拉,这严重地损害了左翼政府的声誉。
第三,经济状况的不景气是造成粉色退潮最重要的原因。冲击拉丁美洲经济的直接因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自2011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呈现动荡下跌趋势,特别是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国际油价下跌接近50%。低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创了拉丁美洲的经济,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模式本来就存在问题的拉美各国,这种打击尤其致命。受到最直接打击的是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这两个由激进左翼执政的石油出口国。科拉莱斯·哈维尔和迈克尔·贝赛拉(Corrales Javier & Michael P.Becerra)指出,所谓“玻利瓦尔主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等新颖的意识形态口号下隐藏的不过是委内瑞拉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来奉行的石油经济发展模式。(25)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经济周期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而不断重现:油价上涨引来的繁荣期带来政府的过度开支和资源的不当配置,引发一轮经济危机和石油部门投资的下降(同时带来了石油生产率的下降),这导致了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然而,紧缩政策的政治成本使得政府不久就会抛弃改革和紧缩措施,然后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直到下一波石油繁荣的到来。查韦斯重现了这样的周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1999-2001),面对不佳的经济形势,他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和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到2003年中期,面对国际油价的回升和国内强烈的政治不满,查韦斯重回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然而,这次石油价格的下跌让委内瑞拉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经济负增长持续;物资短缺和水电供应不足愈演愈烈的趋势;(26)贫困率和失业率也在继续攀升。
阿根廷的石油资源并不像委内瑞拉那样丰富,但上涨的粮油商品价格在阿根廷引发了类似的效应。在基什内尔总统(2003-2007)任期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繁荣让他保持了竞争性的汇率政策,刺激了农产品出口,获得了足以维持扩张性社会支出的税收收入。然而,在克里斯蒂娜(2007-2015)时期,面对国际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她走回早已失去信誉的进口替代模式:加强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国际竞争,开始严格的汇率管制,大幅度提高农业出口税率,用压榨出口部门的方式为社会开支买单。然而,这一早已在拉美各国实验并遭遇失败的模式这一次也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雪上加霜的是,克里斯蒂娜对国际债权人的对抗态度使其无法在财政困难时期从国际债券市场上获得投资。在无力逆转经济局势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用民族主义手段提高支持率:她国有化了原本属于西班牙的阿根廷石油公司。这些都同60多年前正义党创始人庇隆的手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决定庇隆命运的是军事政变,而这次,则是选民抛弃了克里斯蒂娜。
虽然巴西罗塞夫总统面临的直接指控是隐藏赤字规模,但巴西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是真正的原因所在。2015年巴西经济萎缩了3%,当前的失业率突破10%,高利率政策无法抑制攀升的通货膨胀率,巴西主权债务更是被下调至“垃圾级”。巴西的经济危机也是结构性的:在卢拉的任期内(2003-2010),伴随大宗货物上涨和全球经济形势的繁荣,巴西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一时期里,巴西取得了年均4%的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7%。但巴西的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国内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消费。从2011年到2015年间,比起智利或者墨西哥30%以上的生产总值来自于对外贸易,这一数字在巴西只有可怜的11.5%。(27)卢拉时代,依托经济繁荣的背景和铁矿石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政府通过低利率和社会开支的方式刺激国内消费,消费的扩大又刺激了生产的扩张,提高了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后一情况反过来又作用于消费。然而,当繁荣期过去后,这一良性循环就会被打破:失业率攀升,家庭债务负担加重,消费锐减。此外,繁荣期提高的社会开支在经济下滑时期难以为继,政府债务节节攀升,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而经济与政治局面的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无法在国际债劵市场获得融资,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拉丁美洲经历“粉色浪潮”的十年,也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扩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十年。截止到2015年,中拉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了2636亿美元。(28)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居美国之后。近年来,中国还向深陷经济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了巨额贷款,其中收益最大的是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截至目前,中国对拉美融资安排总金额已达到880亿美元。(29)
拉丁美洲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发展是基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拉丁美洲和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拉丁美洲的钢铁、原油、大豆等大宗商品,也需要寻找市场转移自己过剩的产能,而拉丁美洲需要中国技术和资金解决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其次,拉丁美洲左翼对美国的援助和投资充满了疑虑,与中国加强经济往来被拉美左翼看做是摆脱对美国资本依赖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粉色浪潮”退却的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经济利益面临极大的风险。获得中国投资援助最多的三个国家里,巴西石油公司的还款能力令人担忧;委内瑞拉则面临财政、宏观经济状况双重不利的局面;此外,虽然有着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30)但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和财政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此外,接替左翼的右翼政府可能对前任的债务合法性提出质疑。阿根廷中右翼总统马克里继任后宣布,要重新审查所有前任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合同,对包括中国投资的两个大坝项目进行评估。(31)委内瑞拉的反对党也已经提出将要调查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来自中国的巨额贷款。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债务违约风险?首先,中国应继续与债务国协商,采取有效手段帮助债务国维持财政的稳定,防止其财政和经济全面崩溃。但是中国也该看到,这些债务国的财政与经济的问题具有结构性特征,进一步的注资和借款援助应当更加谨慎,同时也要向债务国提出紧缩、削减开支等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其次,尽管拉丁美洲的右翼政党外交上有一定的亲美特点,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互补性不会改变。在拉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中右翼政党上台的情况下,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特别是可以适度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倡议,包括推进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32)以及与部分拉美国家之间的自贸区谈判,推进双边和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和更新;考虑与美欧在拉美地区开展三方合作。
有近百年历史的拉丁美洲左翼运动经历数次起伏,这次持续十多年的“粉色浪潮”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拐点。任内政策的失误、无法遏制的腐败和外生经济冲击造成拉丁美洲国家左翼政权的危机。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左翼的危机只是一连串区域性事件的前奏,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走低的宏观背景下,其他在任的左翼政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冲击。面对这场退潮,左翼政党需要反思自己任内的表现。而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中国,面对着这一局势,也需要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政策。
感谢《国际论坛》审稿专家和中国社科院杨志敏研究员对本文提出的改进意见。
参考文献：
①“粉色浪潮”(Pink Tide)的提法可能最早源于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南美的向左转向》,详见:BBC,"South America's Leftward Sweep",2 March 2005,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4311957.stm,访问日期:2016年5月26日。几乎同时,美国《纽约时报》驻乌拉圭记者Larry Rohter在一篇报道中提出,乌拉圭中左翼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上台象征着一种较“红色”共产主义更温和、更务实的社会主义执政理念和思潮在拉美逐渐获得更大影响力。见:Colin Mcnickle,"South America's ‘Pragmatic’ Pink Tide",Pittsburg Herald-Tribune,6 March 2005,http://triblive.com/x/pittsburghtrib/opinion/columnists/mcnickle/s310062.html,访问日期:2016年5月26日。
②1964年,巴西社民党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 Belchior Marques Goulart)被巴西陆军元帅卡斯特略·布朗库推翻(Humberto de Alencar Castelo Branco);1966年,阿根廷激进党左翼总统阿图罗·温贝托·伊利亚(Arturo Umberto Illia)被军官联合推翻;1973年,智利社会党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被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Augusto Jose Ramón Pinochet Ugarte)推翻。
③1954年,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被美国组织的雇佣军推翻,1963年,多米尼加左翼总统胡安·博什(Juan Emilio Bosch )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美国派军进驻多米尼加对政变上台的右翼军人给予了支持;1963年,巴西的布朗库元帅夺权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73年,美国中情局介入了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但介入程度存在争议,见:Jack Devine,"What Really Happened in Chile,The CIA,the Coup against Allende,and the Rise of Pinochet",22 May 2014,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le/2014-05-22/what-really-happened-chile,访问日期:2016年5月26日。
④“第三波”这个词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由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阐述了这个概念。[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Rahat Gideon & Mario Sznajder,"Electoral Engineering in Chile: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Limited Democracy",Electoral Studies,Vol.17,No.4,1998,pp.429-442.
⑥Matthew R.Cleary,"Explaining the Left's Resurg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7,No.4,2006,pp.35-49.
⑦Kurt Weyland,etc.,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
⑧近25年来,拉丁美洲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是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民选的塞拉亚(José Manuel Zelaya Rosales)政府被军方推翻,但是军方并没有掌握政权,而是让文官政府掌权,并随后正常举行了选举。
⑨Cardoso Eliana & Ann Helwege,"Populism,Profligacy,and Redistributi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45-74.
⑩Jason R.Arnold & David J.Sarnuels,"Evidence from Public Opinion",Latin America's Left Turn: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Overview,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pp.31-51.
(11)Murillo Maria Victoria,et al,"Voting for the Left or Governing on the Left?" Conference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Causes and Implications,”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April 2008.
(12)Corrales Javier,Presidents without Parties: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in the 1990s,Penn State Press,2010.
(13)Wibbels Erik,"Dependency Revisited:International Markets,Business Cycles,and Social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2,2006,pp.433-468.
(14)Raúl L.Madrid,Wendy Hunter and Kurt Weyland,"The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statory and Moderate Left",in Kurt Weyland,Raul L.Madrid and Wendy Hunter eds.,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40-180.
(15)Kurt Weyland,"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s Two Lefts:Insights from Rentier State Theory",Comparative Politics,2009,pp.145-164.
(16)Lynch Nicolás,"What the ‘Left' Means in Latin American Now",Constellations,Vol.14,No.3,2007,pp.373-383.
(17)Raúl L.Madrid,"The Origins of the Two Lefts in Latin America",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5,No.4,2010,pp.58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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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傅自应:《做好自贸区这篇经济外交大文章——新趋势、新挑战、新对策》[J],《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8期。
（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