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伊始,以委内瑞拉查韦斯上台开启的左翼执掌政坛风暴以来,拉美左翼不断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新任拉美左翼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视扶贫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扩大政治参与,强化国家权威,同欧美国家保持距离,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创造了“拉美十年”。然而,由于拉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等领域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没有根除,国内矛盾日益凸显,近一两年内,拉美政坛风云突变,左翼政党在大选中纷纷下台。应该深入分析拉美左翼失去政权的原因,准确理解和判断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未来持续发展之道。

关 键 词:拉美左翼/经济体制/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史小今,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一编室副主任,北京 100091

进入新世纪后,拉美左翼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声浪中纷纷上台执政,如,1998年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大选获胜;2002年巴西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上台;2005年乌拉圭塔瓦雷·巴斯克斯上台执政,这一系列新政权的诞生,开启了拉美左翼执政的风暴,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执政的拉美左翼政党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如经济方面,虽然大多数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更加重视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加强扶贫工作,因此得到了底层人民的广泛拥护,如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推行的“深入贫民区”计划,使中下层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缩小了贫富差距,因此其个人的支持率常年居高不下。如巴西在卢拉当政的八年期间,经济增长迅猛,2011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①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得到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也使左翼政党得以在拉美国家长期执政。如左翼政党在委内瑞拉执政了16年,在巴西和阿根廷执政12年,在乌拉圭执政11年,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已近10年。②但是近一两年内,拉美政坛风云变幻,执政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接连被右翼政党击败。阿根廷的中右翼反对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委内瑞拉的右翼反对党联盟在议会选举当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虽然巴西左翼的劳工党在2015年年底的大选当中艰难获胜,但是巴西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弹劾罗塞夫总统的议案,罗塞夫随即被停职。有观点认为,拉美政坛的“右转”是拉美左翼时代的终结。

经济体制不健全是拉美政权更迭的主因

经济体制不健全是导致拉美国家社会不稳,政局动荡,政府更迭的主要原因。经济体制不健全会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频率,这种频率与国际大背景下的经济频率一旦同步的话,波动会更大,如果同步增长还能遮挡一些体制上的问题,但是一旦同步下跌,所有的问题都会浮现。拉美左翼政党执政的时期,正是在一个上升和下跌的经济周期里面。

拉美是爆发金融危机最多的地区,例如,著名的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新兴市场首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9年“桑巴效应”引发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③。这些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促成了拉美左翼政党的上台执政。然而,踌躇满志上台执政的政党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如阿根廷在2001年金融危机中,本国货币贬值了65%。2003年基什内尔上台执政后,政府严格控制了如水、电、天然气、汽油等各类基本消费品的物价。同时,为了控制物价,阿根廷政府与壳牌石油、埃索石油、法国自来水公司等外资企业不惜公开对峙。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态势,增强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带来了短期国内经济繁荣。

但是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制定,大多仅仅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其他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如稳定的就业率、本国制造业繁荣稳定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则被忽略。这就势必制造出经济泡沫,表面上经济形势可观,但是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隐患又是下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崇尚新自由主义,还是标榜新结构主义的政党上台后,都逃不过这样的怪圈,有时为了给经济打上“强心剂”,甚至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

首先,金融市场不健全。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健全和长期存在的脆弱性是其经济体系的致命缺陷,因此也导致了20世纪末的几次重要的金融危机。在几次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国家痛定思痛,将金融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左翼政府上台执政后,普遍将金融改革纳入日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打造更加健康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但是,由于拉美的金融市场具有先天缺陷,因此成效并不明显。这种先天缺陷表现在,流动性不足银行储蓄率低,贷款额度低,债券和股票市场没有成规模,金融监管不到位等方面。更为致命的是,拉美的金融全球化程度却很高,在本地缺少流动性的情况下,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资本,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加之畸高的全球化程度,成为国际热钱争相追捧的地区。拉美的金融市场的不健全,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反过来导致政权的更迭,成为恶性循环。

其次,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影响拉美的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美国是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目前,美国约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40%,是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拉美发展所需资本和技术的主要供应者。④“美国经济打喷嚏,拉美国家便会感冒”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夸张。美联储的利率变化,牵动着拉美经济的每一条神经,经历了20世纪的几次危机后,拉美国家认识到改善国际收支的重要性,为了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拉美国家纷纷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以此减少外汇开支。但是,在同一时期,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为了抢占国际制造业的市场,拉美国家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导致进口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拉美的出口外汇的收入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进口贸易的货币需求,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也宣告失败。

为了对抗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拉美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减少社会开支,使民众利益受到影响,致使国内民众抗议不断。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和智利这些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下台。

再次,基础设施落后成为经济转型的瓶颈。拉美国家产业升级受到了基础设施落后,投资不足的影响。从国家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对扩大生产、降低生产和物流成本贡献巨大,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与经济增长,以及提高生产力之间是呈正相关的关系。然而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拉美各国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支出却大幅削减。尽管21世纪以来左翼政权的上台使这种局面有所好转,但远低于经济发展实际需要投入的水平。据统计,1985-2010年期间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GDP占比从3%跌至1.6%,其间最低水平未及1%。⑤反对拉美地区的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拉美与东南亚的经济差距并不大,拉美基础设施水平甚至要高于东南亚,但是在此后的20余年里,拉美不仅被东南亚地区超越,而且与东南亚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⑥此外,拉美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基础设施供给无法赶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更不能与经济发展质量同步提升,亦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选票。

民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积重难返

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趋于成熟和稳定。拉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确保了政党政治和民族选举在民主化的框架内进行。⑦可以说,相对而言,拉美的民主政治的完善程度在诸多方面甚至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与此同时,拉美的民主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相当多的问题,间接导致拉美左翼政府下台。

民粹主义兴起。拉美左翼领导人和政府大多采取重视扶贫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扩大政治参与等方式,以此获得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可以说,拉美左翼历来是本国中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在十多年的执政期间,拉美左翼政府持续加大社会福利改革的力度,将社会福利覆盖面向底层民众倾斜,在社会福利的投入水平、覆盖人群、覆盖领域、劳动力保护和抵御风险等方面都有所兼顾。即使在拉美国家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一社会福利改革成果仍然得到了长期维护。2011年拉美国家65岁以上领取养老金者比例和2002年相比增加了4.9%,达到41.9%,参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受雇佣者分别为54.4%和66.4%,提高了8.3%和11%。长期的高福利水平虽然有助于稳定民众支持率,但是随之伴生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首先,福利开支水平过高影响了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投入。10多年间,拉美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水平持续攀升,在2012-2013年度占GDP的19.1%,这一比例已接近美国,在发展中世界居于领先水平。其次,福利支出压力过大,财政赤字日益严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起,拉美国家普遍受到财政赤字的困扰,到2015年,拉美国家平均财政赤字已占GDP的3%,公共债务在GDP中平均占比达34.7%。迫于财政和债务压力,拉美国家政府近两年开始调整福利支出。2012年起,该地区社会开支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增幅都开始减缓。然而,福利制度具有刚性特征,民众很难接受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到个人利益,加上长期以来,以民为先、民众利益至上的政治口号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民众在自身利益受损时,对政府的反抗意识加强,便开始对左翼政府产生不满,用脚投票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的民粹主义往往会被一些特权阶层或者反领导的政治力量利用,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当政者、反对一切新政。即使新出台的政策是为了解决现有经济政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民粹主义者也一概反对。导致很多有益的改革措施无法通过民主的程序进行。而一些特权阶层或者反对势力又往往会利用这种民粹的情绪,维护自己的利益,阻碍改革进行,拉美国家长期无法解决的政治经济积弊就在于其阻碍力量来自于权力和民粹的相互依傍,导致拉美国家政府既无法在民粹主义者的阻挠下推进改革,又无法通过民主法治的力量约束权力。最终使“拉美化”成为一个贬义词。

政治交换和政坛腐败泛滥。拉美左翼能够在20世纪末上台执政,与其善于与底层群众打交道,对抗现有体制密切相关。如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对于一些中间力量和其他相关力量,拉美左翼也非常善于争取,其中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政治交换: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资源,或者是即将获得的权力和资源,向这些中间力量许以好处,以换取政治支持。如,2016年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除了罗塞夫政府账务作假;隐瞒2015年巴西衰退程度(2015年巴西经济缩水了3.8%);涉嫌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等原因之外,还与她不顾民意反对,任命恩师前总统卢拉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一事密切相关。此举明显激怒了巴西民众,2016年3月,巴西350万民众上街游行要求罗塞夫下台。有媒体分析,罗塞夫之所以在任命卢拉一事上宁愿违背民意,很可能因为其在2014年竞选时向卢拉做出了相关政治交换的承诺,以换取其支持。

政治交换也极易引发腐败问题。由于要换取政治支持,当政者就要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为支持者提供一定的利益保证。这种权力的使用和利益的提供,有些是正当的,而绝大多数是非正当、在法律约束范围之外的。如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初,巴西国营企业巴西石油公司曝出严重腐败案件,其中就包括了政治献金、高层操纵投标等。该案件牵连范围广、涉案金额大,除巴西石油高管多人涉案外,还有多名政府官员接受调查,罗塞夫随后遭到弹劾。

当然,政治交换并非左翼政府所独有的现象和问题,很多右翼党派包括选举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政治交换也十分普遍。为了赢得竞选胜利,各个派别的政党都会选择为民众谋福利、谋发展的旗号,用政策做交易,达到胜选目的。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往往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的特点,有些甚至与国家实际不相符,这势必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综合利益,也最终会导致政党遭到民众的反对和背弃。

拉美左翼政党执政期间腐败问题的产生和泛滥,除了与政治交换相关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执政之后尤其长期执政以来,缺乏党内监督和自我约束,滋生了官员腐败的环境。纵观拉美政坛历史,鲜有能够全身而退的总统,大都因其从事的腐败活动被“曝光”、被弹劾,或辞职,或入狱。政府各级部门和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历来十分泛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部分民众对本国左翼政府的失望增加,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最终导致政党下台。

党派对立冲突不断。拉美向来党派林立、思潮众多。拉美国家左翼和右派的立场泾渭分明,加之中间派别力量孱弱,左右双方之间严重缺乏包容和妥协精神,互不相让,常常互相攻击甚至制造冲突。

在拉美的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依然是政坛竞争的主角。智利政坛完全被左翼和右翼两个政治集团所控制,墨西哥传统的一党独大局面已经过渡到左翼和右翼势力的竞争,巴西政坛的左右分野也很明显,厄瓜多尔2006年大选实际上成为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秘鲁大选中左右政治力量对抗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尼加拉瓜的大选也是传统左翼力量与右翼力量的争夺。⑧这种党派的明显对立间接导致了左右两翼轮流执政,由于党派理念不同,执政理念也相差甚远,这种轮流执政也导致了国家的政策在不同阶段互不衔接,甚至要推倒重来。如,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外债危机,促使当时的执政党在经济社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又使左翼政府上台执政后加强了国家调控,放弃私有化步伐,将大多数企业重新收归国有。如今,右翼政府重新执政,势必会对本国政策重新作出新的调整。

近年来,拉美的右翼势力在西方有关势力支持下,逐步扩大,并对本国的左翼政府和政党频频发起攻击,指责政府领导不力、揭露腐败问题,给本国左翼政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如在委内瑞拉,在2013年4月14日大选中,马杜罗得票率为50.61%,仅以1.49%的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到2015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派联盟16年来首次从左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手中赢得国会控制权。可见,应对右翼势力进攻、缓解反对压力,维护执政地位,已经成为拉美左翼政府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除了左右两翼的对立,左翼政党内部以及执政联盟各政党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拉美左翼政府往往是由多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如巴西劳工党执政联盟由11个政党组成,包括民主运动党、劳工民主党、民主社会党、巴西共产党等。智利社会党执政联盟“新多数”由七个党组成,包括基督教社会党、争取民主党、智利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执政联盟其他政党之间往往存在分歧和矛盾,如巴西民主运动党党员、众议院议长库尼亚就曾公开要求罗塞夫总统下台。在左翼政党内部存在多种派别,它们之间也有分歧和矛盾。如巴西劳工党党内有“马克思主义左派”“劳工派”“卢拉派”和“托洛茨基派”等。劳工党内部的左派批评劳工党政府政策“右转”,违反和背弃了劳工党作为左派党的教义。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党内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浪潮派”“格瓦拉主义派”“社会民主派”和“玻利瓦尔革命派”等。⑨党派林立,分歧严重。各派在组建执政联盟时,能够就一些分歧问题达成共识,求同存异,而执政之后,分歧随着利益的变化而更加凸显,开始起来反对左翼政府。

拉美左翼在20世纪末普遍上台执政,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却普遍面临下台困境。其中原因引发我们的思考。

进行好经济建设始终是政党维护执政地位的首要条件。研究表明,拉美国家政权更迭与经济问题有直接的密切关系。拉美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始终没有针对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有效的经济制度改革,使其经济发展后继乏力,问题越积越多,引起民众不满。

福利政策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拉美左翼上台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创造了“拉美的10年”,也实现了增加中低层人民福利水平的承诺。但是在经济形势转而下降后,拉美左翼政府仍旧长期实行高水平的福利政策,导致国家财政赤字加大,负担加重,高水平福利难以为继。然而,福利政策具有刚性特点,一旦降低福利水平,民众很快会感受到其利益受到侵犯,并进而反对政府。因此,在一国制定福利政策时,应该避免盲目的、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不相称的福利政策。

警惕权力与民粹的合流。当前,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在各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一般来说,民粹主义并没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很多只是源于对自身和现实的不满,利用多数的优势,要求消除不公正、甚至要求“杀富济贫”。民粹主义往往是反对市场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市场和改革才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了一系列的分配不公,造就了自身的弱势地位。但是,由于民粹主义者往往出身草根,并没有实际决策能力,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网络谩骂、游行等方式宣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力量在一些国家会被本国的特权阶层利用。这些特权阶层受益于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一切完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冲击。在法治的前提下,他们无法堂而皇之的阻碍改革,因此会借助民粹主义力量之口,以虚假的“民意”基础,以自己手中的政策决断优势,正大光明的反对一切有益于完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国家政府在改革、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一定要警惕权力与民粹的合流绑架改革。

反腐败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长期进行的工作。腐败与权力相伴而生。腐败现象不是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体或者某一种民主形象下才出现的,任何政党在执政期间,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对权力的约束,都会出现腐败问题。腐败对政党公信力的伤害巨大,如果不进行制度化的约束、加强党内党外监督、腐败问题就会随时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反腐败是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都要长期进行的工作。

加强党派间合作而非强化对立。诚然,党派对立有助于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但是从拉美国家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派间的对立冲突往往会产生很多无谓的内耗,各党派都过于强调本党派利益而忽视其他党派利益。在竞选过程中,往往会为了赢得选举,向选民做出不符实际的、过高的承诺。这种内耗也增加了政治经济政策的短视性和局部性,难以取得持久和全面的效果。这种对立冲突往往经历一个时期的强化会到不可调和的结果,最终只有在推翻旧的执政建立新的执政政府时,才能够加强沟通和合作,开启新的执政时代。因此,执政党在执政期间应该主动强化党派间的合作可能,加强沟通和协商,维护执政党稳定的执政地位,从而为制定长期、全面的经济政策提供有利的政治生态环境。

①徐世澄:《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

②今日头条,拉美左翼的冬天来临了吗?http://toutiao.com/i6238730790755107329/,战略网,2016年1月12日。

③孙立、秦婷婷:《论20年代拉美四次金融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④江时学:《拉美发展的内外因素及其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

⑤芦思姮:《基础设施:中拉利益对接的绝佳契合点》,《世界知识》2016年11期。

⑥Calderón,C.and Servén,L.,"The Output Cost of Latin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Gap" in Easterly,W.Servén,L.,eds.,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Infrastructure,Public Deficits,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World Bank,2003,pp.95-118.

⑦江时学:《拉美国家的经济治理刍议》,《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10期。

⑧袁东振:《拉美政治:稳定之中有变化》,《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

⑨徐世澄:《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当代世界》2015年第10期。



（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