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涵，男，任职于外交部拉美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307)

内容提要： 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土著人总统莫拉莱斯于2006年上台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发展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即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模式在玻利维亚取得的良好经济绩效具有偶然性和周期性因素，直接原因在于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和资本存量的大幅增加。社群社会主义模式反映了玻利维亚和拉美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发展道路的实践，但仍是一种尚未成型的发展模式，它能否发展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模式，取决于其能否成功转变制度、经济结构和实现要素提升。

关 键 词：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

玻利维亚2003年的“天然气管道风波”①和随后持续两年多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使民众加深了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弊端的认识，为玻利维亚发展战略的转变带来了契机。2006年1月，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上台执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发展主义经济模式均有所不同的新发展模式，即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模式使玻利维亚经济迅速复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2006～2014年年均增速超过5％)，较好地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仅在玻利维亚受到民众普遍欢迎，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 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

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困境的产物。莫拉莱斯猛烈抨击德洛萨达总统执政时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甚至对玻利维亚殖民时期以来所有的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他在竞选演说中就明确表示，“新自由主义法规政策出卖国家，必须召集立宪大会终结这些法规政策，重建玻利维亚。”②就职后的议会演讲中，他就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外部势力强加给玻利维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失业和腐败，大量玻利维亚人被迫背井离乡远赴美国、欧洲和阿根廷讨生活，私有化法案更是出卖和掠夺玻利维亚资源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模式不适合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绝不走新自由主义回头路”。③玻利维亚前驻华大使罗德里格斯也表示，“玻利维亚……面对强加给它的失败的极端自由主义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民主主张，即社群社会主义。”④

莫拉莱斯虽然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并没有完整系统地阐述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容，仅在执政初期接受采访时简单提及，“我们的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上的经济模式。”⑤执政9年来，莫拉莱斯保持了经济班子的稳定，例如财政部部长阿尔塞(Luis Arce)自2006年起任职至今；并且以2006年6月发布的《国家发展规划》⑥为指导，重点围绕消除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模式的影响、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这三大目标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逐步形成了具有以下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通过国有化收回国家资源主权，但不排斥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资源开发。玻利维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最早开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也是实行私有化和跨国公司化最彻底的国家。特别是在德洛萨达执政期间，对民航、通信、电力、矿业、油气、铁路等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养老金制度都实行了私有化，并给予主要由跨国公司并购的私有化企业诸多优惠条件，其激进的改革举措和由此带来的过高经济社会成本引发了政局动荡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德洛萨达和梅萨两位总统先后辞职。莫拉莱斯汲取前两任总统的前车之鉴，上任伊始即宣布兑现竞选承诺，对本国油气工业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在此后几年中陆续将国有化扩展到矿业、通信、电力、水泥和机场等主要行业。但与以往不同，莫拉莱斯政府所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有限度的国有化，没有完全排斥外国投资者的参与，更没有采取没收外国资本或驱逐外国企业的激进做法，仍允许外国公司保留生产和经营份额，只是谋求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更多分享外国公司从油气价格高涨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上缴玻利维亚国库的利润比重由18％上调至82％)，并确立政府在油气产业链中的控制权和主导作用。国有化法令颁布180天内，包括受影响最大的巴西石油公司和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在内的所有外国公司均如期与玻利维亚国营油气公司签订了新合同，玻利维亚油气国有化改革顺利完成，且未引发外资和外国企业大规模逃离。玻利维亚法务代理总署署长埃克托尔·阿尔塞(Hector Arce)曾向媒体表示，“玻利维亚是近年来实施国有化最多的国家，但由于政府坚持国有化必须出于公众利益并采取支付合理补偿的原则，玻利维亚也是遭受国际仲裁最少的国家”。⑦从国有化效果看，玻利维亚油气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产量、投资和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2014年，玻利维亚油气行业总投资和总收益分别达到30.29亿和55.99亿美元，分别是2005年的12倍和8倍。⑧

第二，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强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和调控作用。市场和金融自由化，国家干预最小化，是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莫拉莱斯在理论上对此持根本否定态度。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本身，也没有选择恢复到80年代以前的进口替代模式。他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和调控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在金融体制和银行体系、投资、公共工程等具体政策方面，改变了过去政府仅充当“守夜人”的状态，积极通过管控基本食品和副食价格、实行大宗农产品出口配额、颁布外国投资促进和调解仲裁法令等方式，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莫拉莱斯政府还从金融体制改革入手，着力推动去美元化，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引导金融服务民生和实体经济。(1)推动玻利维亚本币玻利维亚诺对美元连续小幅升值，并从2011年11月起实行1美元对6.96玻利维亚诺的固定汇率。(2)通过征收美元交易税、降低美元存款利率、降低本币业务比重达标银行的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逐步提高本币化比重。(3)对出入境资金，特别是资本项目资金流动实行登记制度，防止外来投机资本冲击本国市场。(4)颁布《金融服务法》，规定利率上下限，强制金融机构向社会住宅贷款提供优惠利率，并保持生产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不低于60％，以此限制金融业超额利润并使其为社会和生产项目提供足够融资。(5)扩大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权利，允许其通过发行中央银行债券、提高准备金率和直接向个人发售“圣诞债券”等方式，调节货币流通量。

第三，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大税制改革，以公共投资推动工业化和公共工程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玻利维亚政府无节制地扩大财政支出，引发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莫拉莱斯上台后，严格规范财政纪律，通过取消国有部门额外开支、裁减公共部门顾问数量、改革驻外使领馆和公务员工资制度等举措，保持初级财政盈余。政府强化税收管理，大幅提高油气直接税和特许开采权征收比率，扩大了税源，确立了增值税和公司利润税的基础地位；同时大力打击逃税力度，重点打击逃税严重的中高收入群体和大企业主，取得积极成效。2006年以来，玻利维亚通胀率一直保持在可控范围内，2006～2014年间，玻利维亚年均通胀率约为6.56％。公共外债占GDP比重降至17.4％，且68％是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CAF-拉美开发银行的优惠性质贷款，外汇储备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48.02亿美元(截至2015年4月)⑨，占GDP的比重接近50％，是拉美各国中最高的⑩。2014年玻利维亚税收总额达到497.2亿玻利维亚诺(约合71.4亿美元)，是2005年的3.3倍，已连续8年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2006～2013年)。2015年7月惠誉将玻利维亚主权信用评级由BB-提高至BB，并认为玻利维亚处于应对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有利位置。

在收入增加的前提下，政府实施了较为积极的支出政策，加大公共投资力度，特别是扩大了公共工程开支、工业化投入和社会领域支出，以带动经济增长并改善分配状况。2006年以来，玻利维亚政府分别投入25.64亿和18.5亿美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公路，其中新建公路3874千米，扩建公路850千米。政府还新建了6.8万套社会住宅，并将自来水和电力覆盖率从2001年的72.8％和66.1％分别提高至2014年的85.2％和85.4％(11)。为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莫拉莱斯多次提出工业化和转换生产模式的口号，玻利维亚政府利用约10％的外汇储备设立生产发展基金，并成立了一批战略性国有企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蔗糖、可可、乳制品)，天然气(液化气分离和尿素厂)，矿产品加工(银、锡、铅等冶炼)，新兴资源开发(乌尤尼盐湖钾盐和锂开发)，制造业(造纸、服装、电脑组装)和服务业(航空、旅游)，以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据统计，2006年以来，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金融服务业年增长速度均超过了GDP增速。

第四，重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强调社会公正和分配制度改革。忽视社会发展和分配公正是新自由主义在玻利维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严重的贫困化和贫富差异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2006年以来，莫拉莱斯政府加大救助特殊贫困群体的同时，开始着手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和分配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回收庄园主的闲置土地和金融资本占有的土地，分配给贫民、土著居民和小农生产者，同时为所有耕种者提供司法保障，严厉打击强占土地行为；发放“小胡安·平托助学金”“胡安娜·阿苏尔杜依孕妇补助”等社会津贴，扶持贫困居民，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等特殊群体；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和实习计划、提供小额信贷等方式，推动扩大就业，取得明显成效；政府每年与全国总工会协商确定工资增幅，确保工资增长幅度高于通胀，2015年全国最低月工资达1656玻利维亚诺(约合238美元)，是2005年的3.8倍。2014年，莫拉莱斯签署最高法令，规定经济增速超过4.5％的年份，年底须向劳动者发放3倍月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支出。

二 新模式取得良好经济绩效的原因

马丁·哈钦森认为，莫拉莱斯执政期间创造了玻利维亚近几十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速，源于他“幸运地”在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时，通过国有化大幅增加了政府收入，可以在不严重破坏预算平衡的前提下建设福利国家。福利补贴和就业优惠使土著人和贫困群体更多参与经济活动，经济获得“增长红利”。(12)西班牙学者纳瓦罗认为，在当前拉美整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玻利维亚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值得特别关注，莫拉莱斯针对贫困人群的福利补贴政策改善了分配结构，刺激了国内消费，而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是玻利维亚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直接原因。(13)玻利维亚学者门迭塔和马丁认为，近年来玻利维亚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贸易开放度等未发生明显变化，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一定贡献，但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制度能力提升。(14)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多从具体政策出发，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究新模式经济绩效的成因。

从供给方面看，洛艾萨和索托研究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时，将增长的决定因素分为五类：(1)趋同因素，由于生产的边际回报递减，穷国的增长会比富国快；(2)周期因素，潜在GDP与实际GDP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周期情况，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潜力；(3)结构性改革与机构因素，包括教育等人力资本培育、金融深度、贸易开放度、政府行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获性、政府治理能力等；(4)政策稳定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政策、银行体系风险概率和出现外部失衡及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概率等；(5)外部因素，包括贸易条件和国际周期性因素。(15)

具体到玻利维亚的情况，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明显，但投资不足和社会动荡使玻利维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趋同因素和周期因素可以部分解释玻利维亚近年来为何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此外，莫拉莱斯执政以来，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稳定，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提高了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教育、医疗等水平，这些因素再加上近年来大宗商品进入价格高涨的繁荣周期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条件大幅改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玻利维亚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但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上述因素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一影响在长期才会显现，短期内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传统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看，莫拉莱斯作为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印第安人总统，其上台执政促进了国内民族融合，而政府实施的将闲置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公民、通过生产发展银行向中小生产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举措，促使相当大比重的贫困人口和土著人口参与到正规经济和生产活动中，有效扩大了劳动力供给。从资本要素投入来看，能源资源国有化，特别是天然气国有化给莫拉莱斯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使其有能力提高投资率，而金融改革中限制利率、制定通胀目标和固定汇率等措施，以及玻利维亚民众储蓄率的提高和外资的稳定流入也促进了资本存量和资本效率的提高，从而扩大了资本供给。

玻利维亚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短期增长，且与外部经济周期有较大关联，因此，从短期需求角度进行探究更为适宜。本文将通过研究支出法核算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即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从消费方面来看，莫拉莱斯总统执政以来，通过财政、金融和社会领域改革，恢复了宏观经济秩序和活动，提升了市场和企业界信心，缓和了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为消费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2014年，玻利维亚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贷款和小额信贷达95.09亿美元，而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23.56亿美元。玻利维亚活跃企业数从2005年的19788家增至2013年的104533家(16)，城市登记失业率从2005年的8.5％降至2014年的4.02％(17)。就业改善的同时，政府还通过与全国总工会进行年度协商，并以颁布最高法令方式，强制提高工资收入。工资增加、就业增长和社会保障的改善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2000—2012年间，玻利维亚贫困率下降32个百分点，降幅位居拉美地区第一位；赤贫率从2005年的36.7％降至2013年的18.8％，从而使旺盛的消费成为玻利维亚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

从投资来看，莫拉莱斯政府对能源矿产等资源特别是对天然气国有化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收入。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塔里哈市一次演说中提到，实施国有化7年来(截至2013年年中)，油气行业已累计为国家产生190亿美元收入，是国有化前5年的7倍。(18)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改善和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确立，促使政府大幅提升公共投资力度。2015年玻利维亚公共预算投资达到61.79亿美元，占GDP的18.9％，远高于2005年的6.29亿美元，2006～2014年间年均投资21.74亿美元，大大高于1997～2005年间的5.69亿美元。(19)在公共投资带动下，国内私人投资也从2005年的18.1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34.3亿美元。但除了个别年份，私人投资对投资总额的贡献远低于公共投资，且波动较大。稳定的环境、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温和务实的国有化实施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化对外国投资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基本保持稳定。据玻利维亚央行统计，玻利维亚吸收外国直接净投资从2006年的不足5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4年的14.65亿美元。

从出口看，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市场对能源、矿产和大宗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价格也不断走高。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玻利维亚从国际市场的强劲需求和不断改善的贸易比价中获益较多，天然气、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出口数量和数额都大幅增加。2014年，玻利维亚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6亿美元，同比增长5％，其中油气、矿产品和大豆出口分别占玻利维亚出口总额的51.7％、30.4％和8.5％。(20)得益于有利的贸易环境，2006～2014年年底，玻利维亚已连续8年保持贸易顺差(见表1)。尽管近年来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但由于进口增长同样迅速，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更多是通过出口收入大幅增加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间接作用。

总体来看，2006年以来，拉动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其次是投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投资，而进出口直接拉动作用不明显。而从要素投入和短期需求两个角度来看，社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取得良好绩效的直接原因在于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和资本存量的大幅增加。

三 对新模式的评价和未来发展的几点看法

目前，玻利维亚广大市民、工会组织和曾激烈抵制莫拉莱斯执政的企业界对社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基本是肯定的，受益最大的土著人和弱势群体更是希望莫拉莱斯能够无限期连任总统，继续实行社群社会主义模式，以确保现行政策的延续性。在拉美地区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背景下，玻利维亚的经济却能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因此，莫拉莱斯的发展模式在国际上也受到不少好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玻利维亚在保持财政和外贸双盈余的同时，实现了近30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油气出口和私人需求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兼顾了改善分配和减贫等社会目标，值得拉美国家学习。(21)

与此同时，反对莫拉莱斯发展战略和社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声音也不少。部分左派学者认为，莫拉莱斯对外高举反资本主义大旗，但其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却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政策，特别是追求初级财政和贸易双盈余的做法更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承认，是主动接受发达国家炮制的发展紧箍咒。他们还对莫拉莱斯运用个人影响力压制工会罢工抗议活动以及同农牧业主和大私营企业家妥协等提出了批评。例如，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在《埃沃治下的玻利维亚：对外激进，对内保守》一文中，指责莫拉莱斯既接受激进左翼国家(委内瑞拉)的援助，又同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并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既拉拢工会和农民领袖保卫其政权，也让圣克鲁斯省的农牧业和商业寡头成为他的盟友；莫拉莱斯并不是社会改革者，只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政客，其社群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质是采掘业支撑的资本主义。(22)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迪特里希认为，玻利维亚在走一条凯恩斯主义、进口替代或拉美经委会主义的道路，即一条带有国家保护主义和发展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23)右翼学者普遍不看好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前景，认为这一模式只是应对眼前危机的短期办法，其绩效完全得益于前几年油气价格走高带来的超额收益，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将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一模式无法长期持续下去。

21世纪以来，执政理念和政策趋向较为激进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和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都提出将“社会主义”作为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及玻利维亚提出的“社群社会主义”掺杂了民众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均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和阐述，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查韦斯、科雷亚和莫拉莱斯个人及其政府的零散表态和政策主张中，具有空泛、含混和不稳定的特点。由于“21世纪社会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没有改变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没有突破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体制框架，国内外学界和评论界普遍将其看作一种激进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21世纪社会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都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并将自然资源国有化作为巩固执政地位和扩大社会民生支出的重要保障。但是，与“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玻利维亚作为拉美地区最贫困落后的内陆国，其资源出口(主要是天然气)严重依赖邻国巴西和阿根廷市场，其东部农牧业集团势力强大，国内阶层及民族对立较严重，特殊的内外环境限制了莫拉莱斯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使得社群社会主义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能源国有化过程中，莫拉莱斯政府注重政策调整，使其能够被外国投资者和周边消费国所接受；在财政货币政策改革中，莫拉莱斯政府追求财政和贸易双盈余，强调社会福利改善与经济增长挂钩；在土地改革中，莫拉莱斯政府侧重征收闲置土地和分配国有土地，并通过打击无地农民占地抢地以保护现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在政治上，“21世纪社会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都兴起于各自国内传统政党衰落和政治制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其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强人”的个人威望和魅力，更多地反映了领袖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与“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社群社会主义反映了莫拉莱斯所代表的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土著价值观和文化以及不同社群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财富平等分配的诸多诉求，其中协商一致、和平参与、尊重文化差异和社群自治等理念使得社群社会主义政策更加趋向稳健与温和，也获得不同社群、阶层和地区的支持。

笔者认为，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实施的发展模式已不再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进口替代或结构主义模式，而与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分析基什内尔政府和其他拉美中左派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的新发展主义概念有一定相似性，如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民众主义单纯依靠财政赤字和扩大需求实现增长、强调国家的经济干预和主导、谋求宏观经济稳定等，虽然并不完全契合，但总体上可以界定在新发展主义范畴内。(24)尽管莫拉莱斯通过街头运动、个人魅力等非体制因素获得政治支持并在资源和公共服务领域推行国有化，但社群社会主义并没有改变玻利维亚的代议民主制和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莫拉莱斯政府的变革举措仍基本上局限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局部性修正与调整，尚未突破正统经济政策框架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念。对于莫拉莱斯主导的社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特点和未来发展，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社群社会主义是一种不成熟，甚至还没有成型的发展模式。社群社会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玻利维亚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是为解决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回应占人口60％以上的土著人和占人口70％的贫困人群经济社会诉求的现实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莫拉莱斯对本国发展的一种思考和探索。其中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旧模式的影响以及玻利维亚印第安人传统思想文化的色彩，以现有的经济理论很难给它作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性定义。事实上，新模式的创立者莫拉莱斯本人及其推行者迄今也没有从理论上和概念上说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模式，他们更多强调国有化、工业化等具体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绩。在当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和莫拉莱斯谋求无限期连任总统的形势下，这种新模式如何发展、能否在实践中成长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第二，从供给角度分析，可以认为，社群社会主义模式取得经济绩效主要依赖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决定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特别是玻利维亚发展依赖天然气、矿产品和大豆这三大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和内向型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有所加剧。国内市场狭小、劳动力市场僵化、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偏低等痼疾依然存在，这些都会制约甚至妨碍新发展模式的形成、推行和发展前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能依靠制度变革、要素提升(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并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第三，从需求角度分析，新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特别是居民消费和公共投资拉动。但“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动力，它还需要依赖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玻利维亚消费需求旺盛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工资上涨和就业保障的强制性政策和大幅提高福利性支出的结果，公共投资大幅提高更是政府政策刺激的直接结果。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资本流入减少的形势下，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并会造成财政状况恶化和通胀压力，催生经济泡沫(如房地产)。事实上，玻利维亚保持近8年的财政盈余到2014年已宣告结束。此外，新模式强调国家干预，依赖政府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还会造成对国家干预的路径依赖，并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近期玻利维亚企业界和学界纷纷对此表示担忧，很多人怀疑政府能否继续把发展战略转变进行下去。

第四，新模式及其经济政策受政治因素特别是选举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在玻利维亚根深蒂固，普通民众并不会区分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长期和短期因素，也不关心影响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结构性和技术创新等问题，这给了政府干预经济、短期强化经济表现的意愿和空间。2006年莫拉莱斯总统上台以来，举行了三次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以及新宪法公投等，“选举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经济政策。为谋求连任，莫拉莱斯曾强制年底发放3倍月薪，动用行政手段控制食品价格，迫于民意压力废除已颁布的取消成品油补贴的最高法令，这些做法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不利影响。随着莫拉莱斯谋求无限期连任的意向逐渐明晰，其不顾外部经济风险、实施民众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此外，玻利维亚政府没有提出系统的发展理论和模式，拉美激进左翼和“21世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新模式仍具有较大影响，这些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可过分夸大社群社会主义模式的作用而低估外部因素的作用。尽管民族融合和形势稳定带来的红利十分重要，但玻利维亚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近期增长可以看作恢复性增长，得益于政府政策和改革举措，但还不能说玻利维亚已经走上了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当前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对玻利维亚经济的影响，以及能源国有化造成的勘探开发投资不足、可开采资源日益下降等问题都有所显现，未来几年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其能否改变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5期）

　　注释：

　　①2003年9～10月，玻利维亚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反对政府通过智利港口向美国和墨西哥出口天然气的计划。由于政府的镇压，群众抗议活动升级，最终导致德洛萨达总统下台。

　　②“Bolivia:Morales Promete el fin del Neoliberalismo en su Mayor Mitin”,16 de diciembre de 2005.http://firgoa.use.es/drupal/node/24299

　　③Discurso del Presidente Evo Morales en el Congreso,“En Boliviael Modelo Neoliberal No Funciona”,4 de febrero de 2006.http://www.voltairenet.org/article135079.html

　　④路易斯·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社群社会主义：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回应》，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57页。

　　⑤海因兹·迪特里齐、颜剑英：《莫拉莱斯与社群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4期，第23页。

　　⑥Ministerio de Planificación del Desarrollo,“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Bolivia Digna,Soberana,Productiva y Democrática para Vivir Bien”,La Paz,8 de marzo de 2006.http://www.planificacion.gob.bo/sites/folders/documentos/plan.pdf

　　⑦“Bolivia es el País que más Expropiaciones Hizo,pero el quemenos Juicios Afronta”,28 de noviembre de 2014.http://www.americaeconomia.com/economia-mercados/finanzas

　　⑧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 sticas,“Cifras en Tiempos de Cambio”.http://www.ine.gob.bo/publicaciones

　　⑨Estadísticas de Banco Central de Bolivia.https://www.bcb.gob.bo/webdocs/evolucion_pm

　　⑩Estadísticas de Banco Central de Bolivia.http://deudaexternapublica.bcb.gob.bo/publico/inicio

　　(11)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 sticas,“Cifras en Tiempos deCambio”.http://www.ine.gob.bo/publicaciones

　　(12)Martin Hutchinson,“Bolivia,an Example of How Socialism Can Work”,in Asia Times,October 25,2014.http://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_67911.shtml

　　(13)Vicenc Navarro,“La Bolivia de Morales”,22 de febrero de2010.http://www.vnavarro.org/?p=3950

　　(14)Pablo Mendieta Ossio y Dennise Martin Alarcón,“En Buscade los Determinantes del Crecimiento Economico Boliviano”,2005.http://www.inesad.edu.bo/bcde2009/B2％20Mendieta％20Martin.pdf

　　(15)Norman Loayza y Raimundo Soto,“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An Overview”,2002.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Raimundo_Soto/publication/237431645

　　(16)Registro de Comercio de Bolivia,Fundempresa.http://www.economiabolivia.net/2013/10/14/bolivia-tiene-104-533-empresas-activas-solo-el-9-pertenece-la-industria/

　　(17)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 sticas,“Cifras en Tiempos deCambio”,2015.http://www.ine.gob.bo/publicaciones/visorPdf.aspx?codigo=3953&tipo=0

　　(18)“Nacionalización de Hidrocarburos Dejó a Bolivia

　　(19)Zenón Pedro Mamani Ticona,“Políticas Públicas de Gasto Social Orientadas a la

　　(20)Instituto Boliviano de Comercio Exterior,“Cifras”.http://ibce.org.bo/publicaciones-ibcecifras.php

　　(21)“FMI Destaca Crecimiento de Bolivia con Superávit Fiscal y Comercial”.http://www.infobae.com/2014/02/10/1542881

　　(22)James Petras,“Bolivia bajo Evo:Radicalismo en el Exterior,Ortodoxia en Casa”,30 de diciembre de 2013.http://www.somossur.net/bolivia/politica/seguimiento-al-nuevo-estado-plurinacional/1330-la-balivia-de-evo-morales.html

　　(23)Heinz Dieterich,“Evo Morales,Communitarian Socialism,and the Regional Power Block”,7 de enero de 2006.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6/dieterich070106.html

　　(24)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新发展主义中的国家和市场》，转引自沈安：《阿根廷模式与新发展主义的兴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1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