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本全球化强势推进和新自由主义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生的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事件,使得西方左翼思想界曾经一度湮没在“历史终结”的喧嚣嘈杂中而集体失语。当历史的车轮刚刚踏进21世纪门槛,在当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相继爆发了“9•11事件”、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重大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经济危机、政治骚乱和恐怖主义,这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鼓吹的自由民主制度给予沉重打击。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和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共产主义回归”热潮,其中,2009年由齐泽克、巴迪欧在英国伦敦组织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左翼思想界正式吹响了“共产主义集结号”。在当代西方左翼理论阵营中,不同思想家之间由于学术背景、社会经历、理论旨趣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观念”的思考路径还是叙事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样态。本文通过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等西方左翼思想家主要观点的梳理,并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视阈中展开批判性对话,厘清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掀起的这股“共产主义回归”热潮的理论范式,以推进学界深入研究。
一、“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的先验阐释
“共产主义假设”这个概念不是巴迪欧的理论发明,而是来自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指责2008年由西方左翼思想界组织开展的纪念法国五月风暴40周年活动的一次公开讲话,“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对“共产主义假设”作了与萨科齐相反的解释,认为共产主义假设决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一种以永恒的平等原则反抗各种社会形式下的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观念。“如果我们抛弃这个假设,那么在集体行动的领域就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了。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观念,历史和哲学中任何变化都不会引起哲学家的兴趣。……事实上,我们被赋予了一个哲学的任务,甚至是一个义务,那就是帮助这一假设的新的存在形态问世。[1]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的思想基础是“事件”本体论哲学。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将“事件”(event)指认为一种纯粹偶然性和不可能性。“一个事件就是一个纯粹的偶然,它不可能从先前的情势中推导出来。”[2]因此一方面,作为偶然性的“事件”,主要体现为对历史延续性和现存秩序的打破和撕裂;另一方面,作为绝对不可能性的“事件”,就是让不可能性带到我们面前,也就是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事件既不是原有历史轨迹的延续,也不是现实本身蕴涵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全新的可能性和历史视阈的开启,是开启“可能性的可能性”。从事件哲学出发,巴迪欧把现代性历史中共产主义运动区分为两个序列。从1792年的法国革命到1871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序列,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7)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为第二个序列。在第一个序列中,共产主义假设与推翻现行秩序的群体运动和起义相联系,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实现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一序列在巴黎公社起义中达到顶峰,巴黎公社以实际行动确立了共产主义假设,但没有找到实现的途径。第二个序列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序列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并取得胜利,因而组织和斗争策略问题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第二个序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了政权。巴迪欧认为,从1871年到1914年是一个历史的间歇期,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间歇期。间歇期的特征是,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级敌人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一切新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尝试都受到禁锢。巴迪欧认为,在历史的间歇期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行动,而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试图把自己的事件本体论运用到当下的激进政治。他明确拒斥经济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主观意志。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基础上的。不难发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是以偶然性的事件哲学完全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也彻底解构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因而,这种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实质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因而也是狂热的激进政治构想。
二、“如何从头开始”: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激进政治学阐释
齐泽克一方面追随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同时又指出,“仅仅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在历史现实中对对抗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实践的紧迫性”,[3]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关于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今天的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要同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保持距离,并要和21世纪的政治经验相结合。”[4]这样一来,齐泽克就把巴迪欧基于事件哲学的“共产主义假设”赋予了激进政治学的理论架构中去了。
在他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生产出自身灭亡的条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四种对抗,它们分别是:意识生态灾难日益逼近的威胁,二是私有权和知识财产公共性的树立,三是新的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无法消化的社会伦理意义,四是从隔离墙到新贫民窟的各种社会隔离形式。其中,第四种形式的对抗是最关键的,因为没有它,其他的对抗都失去颠覆力量。[5]齐泽克强调,共产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仅仅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的理念或先验的规范性的平等主义的理想范畴,而应该是摆脱现存社会对抗的客观要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通过对诸如少数民族、有色人种、妇女等这些“他者”的排斥实现的,他们虽然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但不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激进政治学来说,“关键在于坚持共产主义-平等主义的理念,并在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坚持这一点:存在某些社会群体,它在社会等级的‘私有制’秩序中没有确定的位置,它直接代表着普遍性;他们就是朗西埃所说的社会机体中‘非部分的部分’(part of no-part)。”[6]
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一方面忠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但同时他又认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获得解放。但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条件是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而齐泽克所依赖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的“被排斥者”。虽然这些“被排斥者”这一概念极具正义感和道德感召力,但它们已经与马克思共产主义那里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本质不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这种激进政治学阐释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革命话语中去了。
三、“共有的共产主义”:哈特、奈格里对共产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界中,哈特、奈格里拒绝像巴迪欧那样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先验的“共产主义假设”,而是通过把德勒兹和福柯生命政治学“嫁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从资本主义内部发掘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哈特曾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方案,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可能是自资本主义内部诞生的,而不是自资本主义外部发生的。……我关心的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完完全全是资本主义的他者———共产主义也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来的———而是说真正的挑战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7]
哈特和奈格里对共产主义阐释的核心概念是“非物质劳动”,主要包括知识的生产、信息的传播、符号的解释和情感的交流等区别于传统的有形产品的物质生产活动。哈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通过流动资本对非流动资本的支配实现的,如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是流动的,金融资本相对于工业资本是流动的,这正是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流动/非流动这对范畴解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但哈特认为,今天解释社会冲突的核心范畴不再是流动性与非流动性,而是物质财产与非物质财产。从理论上说,非物质劳动概念具有理论上的优势,非物质财产,如知识、情感等等,是可以共享的。符号解释、情感交往和社会服务既创造价值又直接生产主体,在这里经济和政治不再存在鸿沟。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劳动才能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但在哈特看来,马克思所指的共产主义实现条件已经包含在当下的非物质生产形式之中。非物质财产当下就是公共性的,它在本质上与私有制相对立。哈特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无非是消灭私有财产的积极表达。共产主义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从人出发并为了人而对我们的主体性的占有。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包含着公共体的萌芽。在我们时代谈论共产主义,核心问题不是物质财产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对非物质生产和公共财产中包含的人类本质和力量的重新占有。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假设而是现实的存在,它的基础包含在劳动和生产非物质化趋势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哈特认为,资本主义的非物质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在哈特、奈格里看来,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私有财产,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共有财产,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共有(common)。[8]
哈特、奈格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外部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而是在生产劳动这一核心领域思考共产主义主体条件的变化。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以非物质劳动概念虚构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架构中,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仍然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非物质劳动”终究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活动;另外,他们虽然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质方面,即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创新占有人的本质,但他们以“共有”这一抽象的范畴来定义共产主义,在较大程度上剥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时性,因而终将遮蔽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内在张力。[9]总之,哈特、奈格里以“共有”之名褫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原则高度。
四、“辩证的共产主义”:劳勒、奥尔曼对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阐释
在当代西方左翼理论阵营中,詹姆斯•劳勒和伯特尔•奥尔曼的理论主张略显“另类”,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当于其他激进左翼学者而言,尽管他们在“市场社会主义”论域中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持相反意见,但在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阐释方面却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理论立场。[10]
劳勒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研究者发表过批判性见解,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本质理解上一直存在着“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和“辩证的共产主义”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前者看不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而坚持一种抽象的非此即彼的理解逻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被消极地视为一种祸害并最终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后者在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坚持辩证法逻辑,认为共产主义是逐渐在其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形成并从母体中获取力量的。[11]奥尔曼也有相同观点,他认为,“今天我们应该研究和呈现的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应该以资本主义为中心,即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夹缝之中”。[12]有意思的是,劳勒和奥尔曼他们都是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经典论断以及《资本论》中有关“工人合作社”的论述来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佐证。
毋庸置疑,劳勒和奥尔曼对共产主义的辩证阐释是深刻的,他们都正确领会到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思想高度,唯有站在这个思想高度上,我们方能识破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虚无主义本质,唯有站在这个思想高度上,我们方能真正获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的思想要领,共产主义与各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之间的边界方能真正彰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劳勒和奥尔曼对共产主义的辩证阐释存在的理论缺陷:由于他们过于倚重辩证方法诠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的物质条件(当然这也是他们深刻的地方),但马克思共产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维度在他们这里都是付之阙如的。另外,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蕴含的价值理想维度无论是劳勒还是奥尔曼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阐明。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