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提出的背景

厄瓜多尔之所以走上探索“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多重因素，与21世纪初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紧密相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滥觞拉美地区。在这股大潮中，厄瓜多尔实施货币贬值，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化等改革政策。2000年，厄瓜多尔更是正式实施经济美元化政策，原货币苏克雷停止流通，完全使用美元。改革尽管一度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长远看却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导致厄瓜多尔在20世纪末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99年，该国GDP和人均GDP分别下降9.5%和11.2%，失业率高达15%，非正规部门失业率高达57%。贫富分化日益严重：1990~2007年的18年间，最穷的10%人口在国民收入总额中的比重从2.1%降至1.3%，而最富的10%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由30.5%升至42.1%。政治上，政党制度逐步碎片化，传统政党深陷腐败，基本丧失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职能。大规模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政局动荡不安。1996~2006年，厄瓜多尔一共出现7位总统，没有一位能完成总统任期，其中三位总统被民众抗议推翻。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遇失败，厄瓜多尔急需探索符合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是“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拉美地区，厄瓜多尔是印第安特色较为浓厚的国家。这里历史上曾是印加帝国的组成部分，印第安人在此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时至今日，土著印第安人及印欧混血人种占全国总人口的84%。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大潮中，印第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遭受压迫和歧视。随着石油开采和采掘业的快速发展，其传统领地遭遇的环境污染、森林退化、物种减少等日益加剧。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印第安人争取政治、经济、社会权益的斗争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AIE）、帕查库蒂克运动（Movimiento Pachakutik）等全国性的印第安人组织，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风起云涌的印第安人社会运动反映了印第安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促成他们所崇尚的“美好生活”理念融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变革进程。

拉美地区左派的大范围复兴特别是激进左派的兴起，对厄瓜多尔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在厄瓜多尔的推行和失败具有典型意义，其他拉美国家程度不同地经历了类似的曲折发展历程，也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世纪之交的拉美大陆，左派政党在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众多国家上台执政。拉美左派上台后, 对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试图改变和纠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社会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缺失, 建立“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促进拉美政治民主化向实质性民主方向发展。其中，以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国家将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变。查韦斯政府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则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这两个邻国的政策实践对厄瓜多尔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中，科雷亚总统个人是直接推手。科雷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作为经济学家，他因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在学界颇负盛名。2005 年4 月，科雷亚一度出任厄瓜多尔经济和财政部长，后因“敌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迫下台。但科雷亚并未因此而改变对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基本看法，而是在同年11月组建“主权祖国联盟”党，参与总统竞选。他在竞选中承诺要彻底脱离贫困、腐败和管理不善的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终结“漫长的、悲惨的新自由主义之夜”，并提出了进行“公民革命”的系列主张，得到了土著印第安人运动的广泛支持。科雷亚在2006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并在2009年根据新宪法进行的选举、2013的连任竞选中获胜，迄今连续执政近10年，从政治上为其践行理想、将学术观点转变为具体社会政策、引领厄瓜多尔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 土著印第安人的“美好生活”理念

“美好生活”一词，西班牙语原文为“Buen Vivir”或“Vivir Bien”，英语称为“Good Living”或“Good Life”，而真正的源头则是土著印第安人克丘亚人（Quechua）语言中的“Sumak Kawsay”。在克丘亚语中，Sumak有“充分的、崇高的、极好的、尊敬的、美好的”意思，Kawsay有“生命、生活、生存、共存”的意思，二者组成短语就是“美好生活”之意。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也有类似的语义表达，如秘鲁、玻利维亚艾玛拉人（Aymara）的“Suma Qamaña”，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瓜拉尼人（Guaraní）的“Ñande Reko”，厄瓜多尔舒阿尔人（Shuar）的“Shiirwaras”和智利马普切人（Mapuche）的“Küme Mongen”等。

作为土著印第安人的传统价值观，“美好生活”蕴含着若干核心理念。其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即“地球母亲”（Pachamama），是所有生命之源，而人类是地球母亲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地球上的平等居民，在与地球的共生中延续生死循环。二者是共生关系，没有分界线，特别是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而存在。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爱德华多·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指出，“美好生活”是一种“生物中心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不接受任何将人类重要性置于其他物种之上的认识。其二，强调正义与平等，主张平等看待不同民族。其三，强调团结、互惠，反对物质至上和个人主义。“美好生活”并非要通过物质进步来获得个人更好的生活，也并非要比邻居或他人生活得更好。正如厄瓜多尔前能源和矿产部长、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韦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所言，土著印第安人的传统哲学中并没有基于物质、金钱匮乏的贫困概念，不能简单地将“美好生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思想联系在一起。

三 “美好生活”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结合

长期以来，土著印第安人将“美好生活”视为前殖民时代文化的延续、去殖民化理想的表达和当代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体现。随着历史发展，这一价值观逐渐超越原始宇宙学和传统哲学概念，与生态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等现代理念相结合。从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看，厄瓜多尔激进左派政权提出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正是此类结合最典型、最高级的体现。2006年的厄瓜多尔大选中，总统候选人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提出在厄瓜多尔建立 “现代社会主义 ”。2007年 1月15日，科雷亚正式就任总统并宣布厄瓜多尔将和委内瑞拉一样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此后，科雷亚在不同场合倡导 “21世纪社会主义 ”，并强调要建立在本国特殊国情基础上、具有厄瓜多尔特色。而科雷亚总统将广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本土化、具体化的进程，正是通过与“美好生活”的结合得以完成。

就职不久，科雷亚政府颁布《2007~2010国家发展计划——公民革命计划》，强调以“美好生活”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公民革命”，改变发展道路。该文件指出：“我们所说的发展就是实现美好生活，即所有人能和平、和谐地与自然共处，使人类文化无限延长。”“我们的发展观要求我们互相了解、认识和认同，建设共同的未来。”“美好生活意味着人类自由、机会和潜力的扩大及互相承认、共享未来。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改革国家，恢复国家管理、计划、调节和分配的能力，深化公民参与”。这是“美好生活”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随后进行的制宪进程中，“美好生活”被广泛讨论，并逐渐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最高指导思想、新宪法的核心原则。制宪大会主席阿尔韦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明确指出，新宪法应参考“美好生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汲取其中精华。最终制定的宪法明确宣示，“美好生活”是人民基本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国家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与自然多样性的、和谐共存的新形式，实现“美好生活”。 国家的主要义务是“规划国家发展、根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和财富的平等分配，实现美好生活”。新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应享有的各项“美好生活”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还规定了“美好生活方案”。“美好生活”权利包括水和食品、健康的环境、信息和通讯、文化科学、教育、住房、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8个方面。“美好生活方案”则就实现包容和平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制定了实施方案。新宪法2008年9月获全民公投通过，当年10月正式颁布实施。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新宪法确立“美好生活”为基本国策后，厄瓜多尔开始据此擘划国家发展。2009年以来，科雷亚政府先后发布《2009-2013年美好生活国家计划》和《2013-2017年美好生活国家计划》，代替过去的发展计划。前者将“美好生活”描述为“满足需要、追求生活质量和有尊严的死亡、爱与被爱、与自然和谐健康发展、人类文化的无限期延长，以及人人享有机会、自由、平等的权利等”。后者将“美好生活”扩充，指出“美好生活是要计划而非即兴的，是包含丰富、文化环境多样性持久存在的生活方式，是和谐、平等、公平和团结，并非要寻求富裕和经济的无限增长”。《2013-2017年美好生活国家计划》于2013年2月获公民投票通过，当年6月颁布实施。该计划正式将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定名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2014年5月1日，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召开代表会议，修改通过新党章，其中第一条开宗明义宣示，“主权祖国联盟运动”是公民、组织、运动和集体的政治组织，为实现民主、平等、主权、团结、社会正义、多样性和消除压迫、垄断、不平等、不公正、悲惨境地而斗争，宗旨是建设“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至此，“美好生活”通过宪法将总统和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行为，并通过国家发展计划逐步加以落实和完善，逐步将本国土著印第安人的“美好生活”传统理念与替代新自由主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实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和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