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是一个在19世纪初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相对年轻的大陆。在西方人到达这块大陆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美洲本土居民已在精神文化领域孕育出不同知识门类的雏形；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文化给美洲大陆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独立后的拉美各国进入比较稳定的建国阶段，拉丁美洲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学科才真正起步。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拉丁美洲的人文社会科学兼有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两种特点。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地区，拉丁美洲文化始终难以摆脱追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潮流的阴影，但另一方面，这种与西方的历史联系也使拉美人文学者比较容易及时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新成果。作为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第三世界地区，拉美各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普遍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它们与本地区社会进程、群众斗争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较之西方，缺少它们那种传统的重思辨色彩；二是各学科互相渗透比较明显，较少欧洲、美国那种学科分明的技术性色彩。正是在这种辩证的优、劣势基础上，拉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艰难地探索自己独特的道路，努力建立起既与本大陆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又具有文化普遍性的人文社会科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拉丁美洲哲学体系逐步形成。然而，人们在论及这个领域时，仍然倾向于使用“思想”这个词来涵盖包括“哲学”在内的内容。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从拉美哲学史、尤其是前期哲学史来看，哲学往往与政治、伦理、文学、教育、美学等领域的思想混杂在一起；其二，至今形成的拉美哲学体系继承了哲学与历史现实密切联系的传统，因而也常常涉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有别于欧洲的纯思辨哲学传统；其三，拉美哲学史上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等，他们更接近于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而不太像专业哲学家。西班牙文化传统无疑影响了以上特点的形成。

拉美思想史上贯穿始终的两大倾向是“欧化”和“美洲化”。早期思想家致力于使拉美哲学赶上欧洲哲学潮流的步伐，随着“美洲化”倾向的日趋强烈，这种努力逐渐变成了拉美思想与本土历史进程同步的现实，带有鲜明特点的拉丁美洲哲学逐渐形成；同时，这种本土化的道路又加深了拉丁美洲哲学思想的上述综合性特点。

关于拉丁美洲哲学思想的开端，有这样几种认识。一是认为应该以1554年为起点，因为彼时出版了墨西哥教士阿隆索·德拉维拉写的《最高认识》，这是第一次在拉丁美洲出版的由拉美人写的哲学论著。二是认为拉美哲学思想史的开端应考虑印第安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尤其是15世纪至16世纪面对西班牙殖民这个历史变动出现的印第安思想。

拉丁美洲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走过了如下的历程。西班牙人进入美洲大陆之后，破坏和扼制了印第安文化的发展，在哲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带有教会色彩的经院哲学。18世纪末拉美独立运动前夕，人文主义思想在拉美得到传播，如墨西哥哲学家佩德罗·何塞·马尔克斯所提倡的平等思想，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关于拉美文化的独创性和开放性的思想，委内瑞拉学者安德烈斯·贝略关于拉美文化自主权的思想。这个思想潮流一直延续到整个19世纪，古巴是最后一个取得独立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充分发展了上述思想，并成为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

独立战争后的19世纪是拉美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为了抵消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意识，为政治建国提供思想基础，思想界纷纷开始向英、法学习，并引进实证主义思潮。与此同时，拉美大陆的哲学教育和研究开始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实证主义者在拉美的实践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19世纪末开始的、以反实证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形成高潮，成为拉丁美洲独立哲学思想体系的真正开端。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得以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关于文化的讨论。拉丁美洲思想本土化的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世界范围内文化批判潮流的影响，并与本大陆其他领域的解放思潮相融合，终于形成了有理论、有组织、有著述、有代表人物的“拉丁美洲哲学”体系。

实证主义独立战争之后，拉美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抵抗来自天主教会及地方军阀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要防止自身内部的“雅各宾党人”倾向，他们只有寻找一种以科学为依据的进化理论作为统一民心、建立新秩序的意识形态。19世纪中叶在英、法两国形成高潮的实证主义思潮适应拉美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得以传入拉美。拉美实证主义者从改革教育、制造舆论入手，在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专门宣传实证主义的学校、学术团体，并创办了报刊。到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在拉美思想界居统治地位，在一些国家成为领导阶层的主张；一些实证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参政。

文化民族主义在实证主义衰微的同时，西方其他哲学思潮已逐渐传入拉丁美洲，如德国卡尔·克劳瑟的唯心主义哲学、法国本格森的唯心主义生机论，意大利的克罗齐主义等，尤其是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提倡的新的形而上学、“新的生命感”和文化多元论。他以这种生命哲学阐释西班牙民族心理的哲学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拉丁美洲一代后实证主义思想家。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出现了墨西哥革命、秘鲁的阿普拉主义、阿根廷的激进公民联盟，以及巴西的瓦加斯主义等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时期正规大学教育在拉丁美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种背景加上实证主义的经验和教训，造就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肯定精神的作用，强调立足于本国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着意创造新型文化。人们把这股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占主导地位的思潮笼统地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一思潮对推动“拉丁美洲哲学”体系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的长期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争论。墨西哥思想家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在30年代就与该国思想家卡索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70年代，他继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评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精英主义、精神至上、地方文化保护主义等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文化是历史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不应夸大文化的作用。由于他的论证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他对于拉美文化民族特性和价值的评价并不够有力。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对拉丁美洲历史和现状作出了许多正确、精辟的分析，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拉丁美洲文化的民族特征和这种民族特征在拉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错误地否认具有民族特色的拉丁美洲思想正在形成。但是，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逐渐产生了明确的认识。阿根廷哲学家阿尼瓦尔·庞塞强调应该用更加具体和真实的民族内容来取代资产阶级文化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古巴思想家胡安·马里内略1932年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古巴性”的文化概念，得到本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赞同。

“拉丁美洲哲学”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产生了一种新的觉悟。一批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代表第三世界立场的“依附理论”。这个理论很快波及各个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解放思潮。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和推动，哲学领域里长期坚持哲学“美洲化”倾向的一大批思想家超越了纯学院派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了将哲学的民族性和哲学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拉丁美洲哲学”。这种立场鲜明、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在60年代和70年代被人们称为“解放哲学”。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组织编写《拉丁美洲思想》文集，参与者基本持“拉丁美洲哲学”观点，这标志着这种哲学思想倾向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哲学的主流。

巴西及安的列斯群岛法语国家的哲学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衰落的帝国，这使巴西与西班牙语拉美国家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巴西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19世纪在巴西没有出现与代表宗主国倾向的经院哲学的尖锐冲突和决裂。当实证主义进入巴西时，也没有遇到经院哲学派的激烈反对，其时，后者仅表现为一种衰老的哲学。推动巴西实证主义的是一些毕业于军事学院的工程师。他们把实证主义看成发展现代科学的工具。他们中的主要代表有米格尔·莱姆斯、特谢拉·门德斯、路易斯·佩雷拉·巴雷托。实证主义者主要活跃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同时，在巴西北部出现了受德国唯物主义影响的“累西腓学派”，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维亚斯·巴雷托，而他的学生雷蒙多·法里亚斯·布里托则在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反对唯物主义，成为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近代巴西思想在哲学领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轨迹，很多思想在文学领域得到了更多的体现。1986年，A.派姆发表了《巴西哲学思想状况》，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尽管美洲本土居民的文字系统仍处在相当原始的水平，但是应该肯定他们是一些有历史感的民族。比如，危地马拉玛雅人的《波波尔·乌》记叙了本民族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墨西哥玛雅人的手抄本《契伦·巴伦之书》记录了尤卡坦半岛玛雅人的变迁史。阿兹特克人至少在西班牙人到来的一百年前已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历史，他们主要是靠口头教授并世代传诵。不少西班牙史家都在其著作中对阿兹特克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示了赞叹。墨西哥当代历史学家米格尔·莱昂－波蒂利亚曾根据墨西哥印第安人文献及绘画编辑成《战败者的目光》一书，内容为阿兹特克古老历史和这一文明被殖民者毁灭的经过。这些文献都是印第安人用拉丁字母记录下来的，最早的约写成于1523年。这说明他们很早就预感到了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悲惨命运，并学会了用入侵者的文字来记录以本民族语言叙述的历史。

自独立战争开始至19世纪中叶，大多数历史著作是由战争参加者撰写的编年史和回忆录，内容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领袖人物的传记为主，不太注重历史进程和社会状况。19世纪下半叶，新兴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非官方性质的全国性、地方性研究历史的机构，史家多为政治、社会地位显赫的独立战争将领后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受欧洲实证主义影响的史学方法论和史学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历史研究的主体转入各国大学内，研究者来自各种学科，这种状况为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命题超越了政治、军事和重大事件的传统范畴，进入经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广阔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在拉丁美洲各国逐渐形成了第一代专业历史学者，他们具有史学修养，开始尝试专题研究、特例研究和各种领域的历史问题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现代史学流派的影响，研究命题更加注意当代现实以及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这一时期在史学界起到重要领导作用的是一些新兴史学研究机构，如墨西哥学院、阿根廷历史研究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历史学院、加拉加斯中央大学历史学院和拉丁美洲研究所、智利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圣保罗大学哲学文学系等。

保守派和自由派史学早在19世纪上半叶拉美独立战争前后，拉美史学中就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主要派别。保守派赞成在拉美建立君主制，坚持等级观念，否认印第安人的文化历史，宣传教权思想，反对人民起义，为奴隶制辩护。他们普遍认为君主制维持了社会和谐，认为自由主义是外来的影响，只有保守党人才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

同一时期，与保守派相对立的是自由派史学，被称作浪漫派和废奴主义史学的也都属于这一倾向。这一流派受西欧史学思想影响很深。他们反对教会干预政治，承认奴隶在争取国家独立和自身解放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拉美史学中的废奴主义流派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保留黑人奴隶制和印第安人受剥削最残酷的国家里。

实证主义史学拉美史学体系的形成与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在欧洲的巩固处于同一时期，因此，欧洲实证主义，尤其是法国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观点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一批历史学家的成长。他们认为，应该以根据科学考察和实证材料作出的结论代替历史学中的思辨和抽象。他们试图把历史变成科学，反对把历史进程简单描写成偶然的、互不关联的事实和伟人的活动，主张用地理环境、生物遗传等客观存在的科学因素来解释各国历史的差异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一思潮打击了保守的封建、教会势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自身所带有的机械论偏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使其逐渐从资产阶级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实证主义历史学派的口号是“到原始资料中去找答案”。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探索左右历史发展、导致南北美洲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气候、土地、环境、种族等自然原因。

修正派史学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与哲学领域里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相对应，在史学领域里出现了“史学修正派”。所谓“修正”，主要是指对前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修正。这一流派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古巴等国都有影响。由于历史观、方法论发生了变化，修正派在拉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传统分期法、拉美历史人物的评价、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修正派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主张重新评价印第安文化。修正派史学家还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所包含的总统制、普选、议会制、公民选举权条件等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反传统的见解，对独立运动后拉美国家普遍采用法国、美国宪法建国的历史提出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在拉美进步知识分子中素负盛名。早在1824年，巴西就出版了一份名叫《社会主义》的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拉丁美洲出现了第一批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同时出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范畴和方法论解释拉丁美洲历史的最初尝试。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历史学家中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鲁道夫·普伊格罗斯和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用马克思主义审视阿根廷历史。卡约·普拉多、小韦内克·索德雷、莱昂西奥·巴斯包姆和埃德加·卡罗内开始了巴西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A.T.萨夫雷、L.查韦斯·奥罗斯科和何塞·曼西希西多用同一历史观写作墨西哥和墨西哥革命的历史。此外，委内瑞拉的费德里科·布里托·菲格罗亚、智利的路易斯·比塔莱都在研究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及其于1928年出版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对历史学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拉美只是个别现象，自30年代开始这一潮流呈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拉丁美洲史学中占据了较以前重要的位置。到40年代末，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开始出现本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自50年代中期特别是末期起，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发展与古巴革命的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著作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影响。

近30年来史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许多革新。尤其是近30年来，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长期支配整个西方的编年史方法论和历史概念受到了挑战。在法国年鉴学派、美国新经济史派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出现了对经济史、社会史和人口史进行计量研究的尝试，更新了对农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的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大大改变了拉美的历史面貌。许多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政治问题，他们认识到，只有国家获得真正独立，才能发展民族经济。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拉美的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和分析拉美的发展问题。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样富饶的土地上，却有这么多的不幸和贫困·历史学者们正在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答案。新的研究方法尽管还比较粗糙，过于简单化，但研究者力求在历史科学领域反映拉美人民要求独立、自主、富强的愿望。

 

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于殖民时代末期。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对墨西哥的F.S.马尔多纳多、秘鲁的X.巴基哈诺－卡里略、古巴的F.德阿朗戈－帕雷尼奥等拉美经济学思想早期代表人物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初，与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同步，拉美经济学思想初步形成。19世纪最初的25年拉美一些国家取得独立后，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拉美经济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人们主张以经济自由主义对付殖民时代的种种限制性规定，而寡头政治的一些代表人物则指望借助经济自由主义加强自己的实力。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关税保护制度开始形成，出现了发展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活动的种种主张。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外资对拉美经济扩张的加强，拉美经济学思想中出现了实证主义“科学家”流派，他们主张允许外资大量进入拉美地区，这一流派在墨西哥传播得最广。同时，阿根廷的H.伊里戈延、乌拉圭的B.奥多涅斯等一些国务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则尖锐批评外国垄断组织，要求限制它们的活动。

发展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拉美经济学家逐渐把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程进行研究，并试图提出一种普遍理论予以说明。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家或是注意了富裕工业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的关系，却没有注意急速发展的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或是只注意了工业国家的发展理论，却没有系统研究过农业－矿业国家的发展问题。1948年建立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确定拉丁美洲当代经济科学基本方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以拉美经委会一批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拉美经济发展的理论。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发展主义思想（又称结构主义或拉美经委会思想）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中心－外围体系论、贸易比价恶化论和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主义思想对拉美各国政府很快产生了影响，并引导它们执行关税保护、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制定发展总规划和若干年度计划等一系列政策。

依附理论对发展主义的批评在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高潮。50年代末古巴革命成功，一些拉美独裁政府相继垮台，拉美国家面临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依附理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

依附论是研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后果和扩张对象国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化规律的理论。依附理论从分析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外围国家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入手，把依附性国家的发展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一个方面，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拉美国家这样的外围国家不可能按照发达工业国的发展模式进入发达阶段，这是因为拉美社会的不发达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结果，而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拉美不发达的历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这一理论着重分析不发达的外围社会对发达的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依据这一理论，殖民主义和依附性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现行的世界经济结构有利于一些国家而同时损害另一些国家，而依附状况正是促使这种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条件；这种依附性的地位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要由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来决定。因此，依附是外围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是外围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连接纽带。依附性不是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阶段，而是它们所固有的一种结构现象。

依附理论由两大流派构成：一派称为“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它是60年代初在批判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批判地吸收了发展主义在分析依附现象方面的研究成果，力求以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确定分析范畴，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拉美国家呈现的特殊性。另一派称为“结构主义依附理论”，它是从拉美经委会内部的自我批判倾向中产生的。它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某些批评意见、并纠正自身某些不足和失误的同时，保留了发展主义理论中传统的折衷主义方法。两派理论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作为方法论的主要来源，但各自都借用了其他分析方法。

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反对一切国家行为的经济学家们，把所有工业国家经历的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把曾经是凯恩斯思想摇篮的英国和美国以及更为广泛地实行其主张的那些国家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下降，都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和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M.弗里德曼一直建议，使货币发行保持适度和均匀的比率，削减公共开支并让市场自由运转。这些思想被拉美芝加哥学派的拥护者们所接受，他们更强调外贸自由，并主张以这些思想取代居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政策。

从70年代末起，以南锥国家为主的一些拉美国家以这种经济思想体系中的货币主义经济思想为主导，制定稳定本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根据这一理论，货币供应是由其内部因素决定的，并且可以自行纠正；货币调整是上层建筑，实际增长率由作为其基础的资本积累来决定；需求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自动受到控制，这些变化足以纠正暂时的国际收支问题；政策的作用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和价格的灵活性；应该切实废除关税，限制公共部门涉足的范围，保证私人决策者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欢迎外国投资和贷款；国际储备的变化情况可以同时告诉人们应该做哪些必要的调整并使其付诸实施。

新自由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有更直接的联系，而在拉美，新自由主义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内容。进入80年代以后，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以更快的速度在拉美地区扩散。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是促进新自由主义学说在拉美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许多分析家指出，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该计划以为，为了克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投资和外国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改革劳动力市场，以消除劳动力供应中的刚性；纠正价格扭曲。

拉美学术界和新闻界在传播新自由主义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对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拉美大陆出现的“新一代领导人”与新自由主义得以构成拉美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领导人多在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教育，因而容易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　　

新自由主义学说指出了过度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扩大国民经济外向性的优势所在。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贬低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贬低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有批评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拉美社会的贫困化和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拉美社会的稳定，也妨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结构主义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形成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更新结构主义理论为特征。它有如下几个特点：提出把短期调整同长期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中包含促进工业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以及与这两个目标相一致的贸易、财政、信贷、兑换、价格和工资政策；主张通过社会协议方式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实现兼顾社会各阶层近期和长远利益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为此目的建立一个在政治上日益民主的、在经济参与上日益合理的新型国家；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制度变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修改其传统观点和金融、贸易政策，使之适应产业结构转变和发展的需要。

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古巴是在拉美惟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古巴对经济科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早在1953年，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就阐明了古巴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目标：取得国家的经济独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实现工业化，结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多种经营。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罗德里格斯等国家领导人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史和农业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1970年起，《经济与发展》杂志开始出版。哈瓦那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大学和奥连特大学是培养经济学家的主要中心。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制度性变化之后，古巴在形势的重压下也开始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古巴领导层和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外资问题、外汇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经济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如：将食品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的首要任务；大力压缩石油消费，设法弥补能源短缺；优先发展创汇部门；尽力维持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同时促进对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等。

 

拉美社会学起步较晚，但拉美社会学家一方面广泛介绍欧美各派社会学理论，另一方面努力探索本民族的社会现实，终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提出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

欧美社会学思想的传播 19世纪末，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拉美各大学，大学的法学系纷纷开设社会学课程，一些法学教师转而教授社会学。许多教授把他们的讲义作为教科书发表。起初，实证主义思想在社会学领域占统治地位。1904年，安东尼奥?卡索在墨西哥领导了反实证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拉美大陆。安东尼奥·卡索撰写了墨西哥第一部详尽的普通社会学著作《遗传社会学与系统社会学》（1920），这本书和他在2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两部社会学著作，被拉美许多大学用作社会学教科书。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经验研究开始传入拉丁美洲。但是，直到40年代，拉美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道路。20世纪中叶拉美最热门的课题是确定社会学的科学性、研究对象、基本概念以及社会科学家的作用。学者们以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社会学者们还沿用墨西哥人类学家M.加米奥创立的人类学方法观察、描述土著群体的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者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进行寻找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社会学工作者从事法律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即使在今天，法学和人类学对社会学仍有很大影响。

经验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社会学的兴起二次大战以后，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专门从事社会学教学的学院。1951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建立国立政治社会科学学院，在墨西哥最先开设社会学专业。到1959年，巴西已有42个社会研究中心，智利有9个，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各有4个。拉美地区性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1951年，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成立，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了第一届拉美社会学大会。该协会还经常召开专题讨论会，促进拉美各国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1957年智利圣地亚哥建立拉美社会科学学院，这是拉美第一所培养社会学研究生的学校，在这里培养出了对拉美以后的社会学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代青年社会学家。1959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创建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美经委会、美国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为拉美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许多拉美青年去欧美留学，许多美国学者也纷纷作为客座教授或研究人员到拉美各国进行实地调查。这种情况促进了美国经验社会学的传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拉美社会学者注重实地观察，描述“事实”，进行社会统计、定量分析。专业教学人员也注重培养“技术员”和“专家”，期望造就领导社会变革的“知识精英”。这一趋势逐渐在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形成。

5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的工业迅速发展，为探索拉美各国民族发展之路，以拉美经委会为代表的发展主义理论盛行起来。虽然拉美经委会的最初探索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它在分析陈旧结构造成的障碍和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时，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这种研究体系为其他社会科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发展社会学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成为一代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

在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下，以阿根廷著名社会学家基诺·赫尔马尼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开始了对拉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他们提出二元社会模式，把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指出拉美的现状是传统结构与现代结构并存，发展就是现代结构不断吸收传统结构、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过渡。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研究者们主要在传统－现代这一框架里分析社会现象。

依附论对社会学的影响 60年代，发展主义理论陷入危机，古巴革命成功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些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现行的理论和模式，并开始批评美国通过基金会资助和学术交流进行的文化渗透。60年代中期，出现了批判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和否定50年代拉美社会学理论倾向的浪潮。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在1966年就明确提出，要把墨西哥社会学变成摆脱旧影响，特别是摆脱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经验主义影响的拉美式批判科学，分析了形式结构与现实权力结构相分离的原因，开始了有关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之关系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依附论。依附论的研究和讨论影响了几乎各个门类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像经济学一样，与依附理论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依附论带来了社会学研究课题的变化。虽然中心课题仍然是发展和变迁，但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主要分析实现自主的民族发展的可能性、障碍和途径；工业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特点；国家促进增长和调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劳动阶级的升迁和流动；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社会变迁中人的价值观的变化。而依附论主要研究的是：跨国公司的扩张，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危机；工业资产阶级作为民族革命阶级的失败及其从属于外国利益的依附性；超额剥削的独裁国家；民主运动的解体。对制度的分析取代了对现代化进行的文化研究。这是拉美社会学进行实际调查和理论探索的年代，是拉美努力创立自己的理论思想的年代，也是成果丰硕的年代。

70年代对国家问题的研究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拉美数国发生军事政变，使国家问题成为社会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寻找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分析社会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在这一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国家形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城市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危机；新的国家任务是保证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继续下去的前提；新的国家形式在社会和政治上起镇压作用，在经济上却起着推动作用；武装力量发挥着资产阶级政党的职能。总之，国家问题是70年代拉美社会学界研究的中心课题。其他课题还有政党、工会、企业家、政治统治过程和政治控制机制等，国家与社会阶级的联系是这些研究的汇合点。这一时期，人们把对发展战略、人口政策、城市问题乃至工人问题、农民问题的研究也与国家研究联系在一起。

80年代社会学发展状况 拉美各国在80年代所经历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带来了社会政治危机。因此，社会学家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把注意力转移到危机方面，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各国发展模式危机。他们对发展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过去盛行的各种主义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80年代成为怀疑一切的年代，社会意识又一次倾向于悲观主义。面对如此深刻的危机，社会学家不再感到自己是能纵观总体的智者和提出政策的预言家，于是不再进行全面分析，转而进行越来越具体的微观研究。研究课题越来越广泛，它们包括：农民和农业问题、人口问题、城市问题、工会和劳资冲突、石油和能源、跨国公司、企业家、权力冲突、竞选、技术统治、公共企业、中产阶级、教育和文化等。小课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例如矿工、银行、某地的住房市场等专题研究。

8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消极社会学”的新的研究趋势，即研究贫困、犯罪和失业带来的堕落、分裂、动乱和破坏以及社会的停滞、解体和衰落。这些研究对社会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态度。与此同时，80年代末也出现了把60年代的宏观社会学与80年代的微观社会学相结合的趋势。民主化、国家、发展、现代化、大众传播等重大问题在社会学领域日益占有更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