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海地总统遇刺身亡事件引发全球对海地局势的关注。国际社会和媒体在对总统遇刺表达谴责的同时，也就杀害总统的真凶，提出了不同猜测。在暗杀中幸存的总统夫人，在一段录音中披露政治反对派因政治分歧，有买凶杀害总统之嫌。根据已逮捕武装团伙披露的信息，媒体刊出了政治斗争暗杀说、利益集团买凶说、黑帮团伙暗杀说，甚至是外国势力入侵说等案情猜测。案情的真相，仍待海地警方及司法部门的进一步审理。

在复杂的国内局势下，无论谋杀案得出实质性还是形式性结论，都不能化解海地的短期危机，改善长期混乱局势。近30年来，国际社会对海地的援助已达80亿美元之巨。但是，在联合国输血式援助下，海地并未实现自生发展等援助目标，究其原因何在？

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处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海地，是加勒比地区唯一的法语国家。拥有1100万人口的海地，呈现着与现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衰败。2020年，多米尼加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550亿美元，海地全年却仅有83.5亿美元，人均GDP只有854美元，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乃至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2020年，海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2%，通货膨胀率23.8%，失业率23.9%。

这是海地经济的常态，而非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时期”。究其原因，历史轨迹造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外部干预大于自主发展的畸形国家发展模式是根源。海地于1804年宣布独立，为地区最早独立的国家。然而，为了“换取”独立，海地在随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向原宗主国——法国偿还了巨额“债务”。外债负担成为海地独立发展的最大桎梏。随着海地再次进入政治权力真空期，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全面危机也滑向失控的边缘。

政治制度几近失灵

总统身亡后，已出现三位潜在继任国家元首。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亡故后，第一顺位继任者为最高法院院长，而勒内·希尔维斯特大法官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第二顺位继任者由参众两院选出。但是，因立法部门任期届满未及时进行选举，已无众参两院共同投票之程序。众议院议员均已超期，不具有立法事务表决权。参议院共计30位议员，仅十位仍在任内，其中八人支持议长朗贝尔为临时总统，两位议员弃权。7月9日，海地参议院任命朗贝尔为临时总统，并定于10日举行总统就职仪式，随后却因故取消。除了议会推选的新国家首领，第二位希望接任总统职位的是已“超期”履职的临时总理克洛德·约瑟夫。约瑟夫于7月7日总统遇刺当天，宣布代行国家领导人职责，全面接管政府工作。第三位潜在接任国家最高行政权的是未能参加就职典礼的“新”总理。在遇刺前，总统莫伊兹曾于7月5日签署任命，由前政府部长阿里埃尔·亨利出任新一任总理。但是，原定应于7日举行的新总理就职仪式，因总统遇刺取消。

政治危机并非经济危机的唯一原因，产业规划与管理乏力制约着经济发展。海地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日渐衰败的农业、曾经辉煌却因社会治安而让世人却步的旅游业以及侨汇收入。同多数加勒比岛国一样，在能矿资源匮乏、海岛秀美和与美国临近的经济地理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成就外向型经济本是不二选择。但是，近30年的社会动荡、安全问题叠加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让海地早已不见国际旅客踪影，一并浇灭的还有国际投资者的信心。第一产业，也因人口外流与产业发展缺乏国家指导，逐步从自给自足倒退为依赖进口。生活在美国的百万海地裔侨民的汇款，成为国家重要收入来源。

政治、经济的混沌，远不及社会领域。经济难以实现自生性发展、结构性改革渺茫，直接导致了社会贫富差异继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20年海地贫困率达60%。难以为继的生活，加上国家进入和平时期以来从未“解甲”却归田的枪支，让新冠疫情下的海地人民，以社会暴乱抒发不满，怒火全部泼向了“无能”的国家各治理领域。在政治反对派的鼓动下，国家示威游行、社会暴乱纷纷剑指总统。但总统被暗杀，让震惊了的海地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此外，国家无力管理的还有国境内数以千计的国际NGO组织，理清内外错综的社会利益关系谈何容易？

国家回归正轨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

海地孱弱的并非总统制度，滥用权力的也仅非莫伊茲一位政治领导人。海地各领域制度危机，非总统一职能解，亦非国际社会外部援助能解。

海地国家回归正轨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或许莫伊兹生前的政治改革，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政党制度而非选举制度。碎片化的政治常态，让民众对政府已非仅仅的不信任，而是失望至极。

总统在国家富人区、有安保部署的家中被武装人员杀害，却并未遭到任何抵抗，这让国内外人士震惊于该国社会治安中的腐败。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在于海地国家结构性调整无望。也许海地局势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来说，并无影响地区进程的影响力，但海地却毫无疑问地代表了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制度发展境遇：撕裂的政治局势、飘摇的经济发展与日趋无序化的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