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程式化文学,传统侦探小说的规则在拉美不断被打破。当代拉美小说呈现诸多新特征,具有社会性和现实主义色彩的拉美黑色小说成为创作主流。本文在梳理当代拉美侦探小说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聚焦墨西哥作家埃尔梅尔·门多萨和阿根廷作家克劳迪娅·皮涅伊罗的作品,进一步阐释拉美侦探小说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拉美文学 侦探小说 黑色小说 毒品小说

一、反类型书写：当代拉美侦探小说发展趋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欧美侦探小说在拉美国家的广泛译介和传播，作为“舶来品”的侦探小说在拉美文坛悄然兴起。1942年，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创作的《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谜题》（Seis problemas para don Isidro Parodi）在阿根廷出版。这是拉美侦探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墨西哥作家、文学评论家阿丰索·雷耶斯认为：“随着该书的出版，侦探文学终于在西班牙语美洲生根立足。”

几十年来，拉美侦探小说在传承欧美侦探小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融合，加入本土特色，逐渐形成了两种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类型。一种是强调社会功用的拉美黑色小说，又称“新侦探小说”（El neopolicial）；另一种是叙事手法呈现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反侦探小说”（Novela antipolicial）。当然，这两种侦探小说类型是根据作品所具备的社会性和现实批判性，以及作品所采用的叙事手法特征来界定的，两者并非割裂对立。实际上，当代拉美侦探小说的创作趋势恰恰是两者兼而有之，即在内容题材上贴近现实，在创作手法上则具有后现代文学特征。总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黑色小说成为创作主流。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侦探小说涵盖多种风格迥异的“亚流派”，如解谜小说、推理小说、硬汉派侦探小说等。但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构思精巧的谜团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著称；另一类注重写实，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主义色彩。回溯历史，最先进入拉美的侦探小说类型当属解谜小说。博尔赫斯对此类小说推崇备至。因此，以雷蒙·钱德勒和达希尔·哈米特为代表的硬汉派侦探小说来到拉美时，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等部分作家纷纷撰文抵制。然而，有黑色小说之称的硬汉派侦探小说最终还是引起了拉美作家的强烈共鸣。拉美国家复杂的历史文化构成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为黑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墨西哥作家伊格纳西奥·泰博二世认为，在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影响下，拉美侦探小说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揭露社会制度的暴力根源和警察体系的腐败等现实问题，由此形成了拉丁美洲的黑色小说。他指出：“这种西班牙语新侦探小说并非将美国黑色小说民族化，而是构建了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全新的侦探小说流派。”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21世纪，用文学拥抱现实的黑色小说在拉美从未过时。纵观当今文坛，虽然不乏由巴勃罗·德桑蒂斯和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等作家创作的解谜小说，但占主流的无疑是黑色小说。

第二，多样的谜团。谜团是侦探小说情节设置的核心，多与谋杀、失踪、绑架等罪案相关。在拉丁美洲，侦探小说自落地之初，就开启了对谜团的革新。博尔赫斯不仅是拉美侦探小说发展初期的重要代表，更是被诸多文学评论家视为反侦探小说（又称玄学侦探小说、后现代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博尔赫斯擅长借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将哲学和文学等形而上的问题包装成谜团的形式进行探讨，给侦探小说增添了神秘的玄学色彩，同时也拓展了谜团的形式。此后，在拉美侦探小说中，谜团的外延被一再扩展，既有社会问题之谜，个人面临的生活和情感困境之谜，也有语言、身份、历史、文学创作等抽象之谜。传统侦探小说的情节架构一般依循“调查—破案”的线性顺序发展。但在当代拉美侦探小说中，大部分作品都属于开放性结构，谜团常常无法破解，而是需要读者参与其中，去寻找多重答案。

第三，边缘化的侦探与反传统的警察形象。大部分拉美侦探小说都呈现侦探形象弱化的特点。侦探由传统意义上的追查真凶、惩恶扬善的中心人物沦为不断遭受挫败的调查者，其中心地位常被受害者、罪犯等边缘人物消解或取代。此外，当代拉美侦探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对警察、律师以及司法体系的不信任感。在很多作品中，警察不但不是司法与公正的代言人，反而成为施暴者或暴力的帮凶。因此，执行调查真相任务的通常是普通人。而且，即便调查能揭露真相，大多数情况下也很难将罪犯绳之以法。

作为一种程式化文学，传统侦探小说的规则在拉美不断被打破，被重塑。因此，拉美侦探小说不失为一场反类型的书写。若结合拉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就不难理解为何黑色小说会脱颖而出，成为当下拉美侦探小说的创作主流。201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在《黑色的历史，黑色的小说》一文中写道：“黑色小说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是其他文学所不具备的。它就像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形式，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文学都能更为有效地描绘我们所处的社会。或者说，黑色小说是一种21世纪的自然主义，记录着社会中那些黑色的、肮脏的、尖锐的一切。……每个社会都有它应有的文学，或者说，都有它所需要的文学。就此意义而言，黑色小说似乎注定要在拉美独霸一方。”的确如此，黑色小说重拾了拉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此同时，拉美反侦探小说则通过打破传统侦探小说叙事形式及结构，不断弱化或消解谜团设计、侦探形象、线性封闭式结构等传统侦探小说的特点，重申了拉美“文学爆炸”的革新精神。

当代拉美文坛涉猎侦探小说的作家不胜枚举。本文试图聚焦以侦探小说创作为主的墨西哥作家埃尔梅尔·门多萨（Élmer Mendoza，1949—）和阿根廷作家克劳迪娅·皮涅伊罗（Claudia Piñeiro，1960—）的作品，进一步阐释拉美侦探小说的创作特色。

二、埃尔梅尔·门多萨：写不尽的“黑色之都”

埃尔梅尔·门多萨早年的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1999年，门多萨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孤独的杀手》（Un asesino solitario），由此开启侦探小说创作主线，陆续出版了《龙舌兰效应》（Efecto tequila，2004）、《银子弹》（Balas de plata，2008）、《酸性测试》（La prueba del ácido，2010）、《狗名字》（Nombre de perro，2012）、《亲吻侦探》（Besar al detective，2015）、《锡那罗亚公园谋杀案》（Asesinato en el Parque Sinaloa，2017）和《她从浴室的窗户进来》（Ella entró por la ventana del baño，2021）等十余部侦探小说。

门多萨被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称为“墨西哥侦探小说的族长”。门多萨的创作带有不少侦探小说的“古典气质”。他喜欢用一些重复的元素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如大部分小说都发生在锡那罗亚；几乎所有小说的开篇都是“献给莱昂诺尔”，落款都是作家虚构的书房“乔伊斯匿境”；塑造了数位反复出现于多部作品的人物，特别是借用“名侦探与助手”这一经典模式塑造了侦探门迭塔及其助手格蕾丝这对搭档。同时，门多萨的作品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一个孤独的杀手》开始，门多萨就将墨西哥的毒品问题、边境冲突、社会失范、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并置于侦探小说这一舞台，加以文学的审视。尤其是与毒品相关的毒品贸易、暴力事件、贩毒集团与政治势力利益交换等内容，或作为谜团，或作为背景，构成了门多萨文学世界的底色。

毒品在文学作品中“现身”并非新近之事，但以毒品为中心内容的毒品小说（Narcoliteratura）则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小说类型。如果说黑色小说是侦探小说族谱的重要一支，那么毒品小说就是黑色小说新生的旁支。在拉丁美洲，毒品问题最为突出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近些年来都涌现了大量毒品小说。总体而言，哥伦比亚的毒品小说多围绕毒枭及杀手展开，墨西哥的毒品小说则更关注贩毒集团与政治阶层及警察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门多萨是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最早创作毒品小说的作家之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锡那罗亚人，毒品世界对门多萨而言并不陌生。锡那罗亚被视为墨西哥毒品的摇篮，早在19世纪就开启了鸦片种植史，此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制毒和贩毒网络，与美国的跨国毒品贸易也愈演愈烈。到了20世纪，锡那罗亚成了名副其实的“黑色之都”。当地的贩毒集团和黑帮，墨西哥联邦警察以及来自美国缉毒署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让抢劫、谋杀、火并等暴力事件成为锡那罗亚的日常。《银子弹》开篇就写道：“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是由响彻街巷的枪声来衡量的。”当发生暴力事件时，更多人是冷漠的旁观者。《酸性测试》中，一个人身中数枪而亡，没有目击者也没人听到枪声。“很正常，罪恶丛生的社会是聋的，瞎的，哑的，淡定从容的。”
毒品问题给墨西哥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创伤。门多萨的作品并非专注于描写毒品对个体带来的身体或精神层面的伤害，或是讲述毒枭及贩毒集团的发家史，而是将毒品视为通往墨西哥诸多社会痼疾的黑暗之门，通过挖掘毒品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造成的巨大影响，讲述深陷暴力、腐败、有罪不罚等问题的墨西哥的“黑色故事”。正如作家比森特·阿丰索的戏谑之言：“并非小说‘黑色’，实在是现实过于‘黑色’。”

门多萨的作品如同一面照见现实的镜子，虚构的情节往往折射出隐藏的真相。《一个孤独的杀手》以马西亚斯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讲述了他如何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故事，包括杀害一名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杀害萨帕塔武装分子等。小说发生的背景是1994年，这是墨西哥当代史上一个重要年份。那年的1月1日就发生了两件大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以及维护印第安人权益为目标的萨帕塔运动揭开序幕。3月23日，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被暗杀，由此改变了墨西哥的政坛走向，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动荡。上述三起事件引发了墨西哥的多重危机，导致犯罪活动激增。刺杀科洛西奥的凶手逮捕后，官方强调他是一名“孤独的”杀手，系独立作案，不牵扯任何党派斗争或贩毒势力。显而易见，门多萨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与官方叙事相左的版本。门多萨特意选择了杀手马西亚斯这样一个边缘人物的视角，试图重构真实事件被隐藏的部分，揭示墨西哥政治体制的腐败与暴力。

在墨西哥，暴力的制造者是多元的。一方面，生性残暴的毒贩和黑帮罔顾法律，横行霸道，通过恐吓和谋杀等方式直接威胁警察和政府官员，以达到削弱地方政府力量，甚至操控地方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本该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民众安全的政府软弱无能，腐败严重，常与犯罪集团勾结，进行利益输送。在墨西哥，警察给人的印象大多都是腐败无能，与恶势力沆瀣一气。拉美侦探小说中的警察多为负面形象。耐人寻味的是，门多萨却用《银子弹》《酸性测试》《狗名字》《亲吻侦探》《锡那罗亚公园谋杀案》《她从浴室的窗户进来》六部作品塑造了一个拥有警察身份的侦探埃德加尔·门迭塔。门迭塔是一位另类的警察，他最初选择这一职业是为了“保护弱者，伸张正义。当然，也是想挣点快钱，然后尽早离开此地”。但最后他并没有离开锡那罗亚，而是混迹于黑白两道，与那些可以让他迅速发财的毒贩、向金钱与权贵低头的警察同行，与道貌岸然的政客甚至美国特工斗智斗勇，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弱者。

门迭塔与古巴作家莱昂纳多·帕杜拉笔下的马里奥·康德、墨西哥作家伊格纳西奥·泰博二世创作的贝拉斯科兰及智利作家拉蒙·迪亚斯·艾特罗维奇笔下的埃雷迪亚等一起被誉为当代拉美文学最经典的侦探形象。与很多黑色小说中的侦探一样，门迭塔身世凄惨，经历坎坷，探案过程中还经常遭到谩骂殴打。孤独感和挫败感常伴其左右：“我是谁？谁说我做的这一切就是正确的事呢？我有什么价值？我的生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样活着值得吗？我就是一个混蛋，没人疼爱，一败涂地。”但最令门迭塔绝望的是面对社会黑洞的无力感。他深知在墨西哥伸张正义是一种奢望，因为“在这个国家，正义掌握在罪犯手中”。他对警察和司法体系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因此，他的每一场追踪都只求接近真相，但往往一桩罪案牵扯出的是另一桩罪案。门迭塔就像西西弗斯那样，在锡那罗亚暴力的黑色泥沼中无效又无望地挣扎着。他无法改变糟糕的局面，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挣扎前行，与罪恶抗争。

纵观门多萨的侦探小说作品，讲述的似乎永远都是同一个故事。不论是系列人物、重复的主题和文学地理空间，还是极具墨西哥北部特色的西英混杂的语言风格，都如聚光灯般照向墨西哥社会的阴暗面。在其2021年出版的新作《她从浴室的窗户进来》中，开篇引言来自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一段演讲：“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任由墨西哥被腐败侵蚀，直至骨髓？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在我们手中分崩离析，成为有组织犯罪、贩毒和暴力的受害者？”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门多萨也不愿置身事外，沉默不语。墨西哥是全球记者被杀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记者因报道贩毒相关事件而被谋杀司空见惯。因此，门多萨选择了用文学虚构这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呈现墨西哥的现实，特别是以锡那罗亚为中心的墨西哥北部的社会图景。但文学到底能发挥多少作用呢？埃尔梅尔·门多萨和埃德加尔·门迭塔这种名字上的相似使作家和他塑造的侦探构成了一组镜像。门多萨和门迭塔一样，都无力改变现状，但他深知作家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书写的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社会文学，人们在此相遇，也在此发现国家的诸多问题。问题终究要靠‘其他人’去解决。于我们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作品写好。”

三、克劳迪娅·皮涅伊罗：探寻无解之谜

克劳迪娅·皮涅伊罗1960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作以小说和剧本为主，其中属于侦探小说的作品有《你的》（Tuya，2005）、《星期四的寡妇》（Las viudas de los jueves，2005）、《埃伦娜知道》（Elena sabe，2006）、《哈拉的裂痕》（Las grietas de Jara，2009）、《贝蒂乌》（Betibú，2011）和《教堂》（Catedrales，2020）等。2018年，皮涅伊罗成为首位荣获西班牙语文坛重要侦探小说奖项佩佩·卡瓦略奖（Premio Pepe Carvalho）的拉美作家。

如果说门多萨的作品拥有一种相对固定的创作配方，带有鲜明的侦探小说特征，那么皮涅伊罗的创作呈现的则是一种对侦探小说固有模式的消解。实际上，这也是阿根廷侦探小说的一大传统。博尔赫斯将侦探小说视为裹藏形而上思索的“外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躲避军政府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作家们又“将黑色小说作为揭露国家暴力与社会动荡的脚手架”。此后，阿根廷作家更是开启了“如何使用侦探小说”的多种尝试。作家、文学评论家费因曼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阿根廷作家创作的侦探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元素被用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被用作对政治现实的明喻或隐喻，或被用作心理及哲学层面的追踪调查”。

在皮涅伊罗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展开罪案调查的都是一些普通人。《贝蒂乌》中负责调查凶杀案的是小说家努丽特和记者海梅，《你的》中调查丈夫出轨事件的是家庭主妇伊内丝，《教堂》中追寻安娜被肢解真相的是她的父亲，《埃伦娜知道》中调查丽塔死因的是她年迈的母亲。传统侦探小说的创作准则对侦探和凶手的设定有一系列规定，其中就包括侦探不能是罪犯一条。但在皮涅伊罗的作品中，这一规则也被彻底打破。《你的》中，伊内丝通过调查丈夫埃内斯托包里一封写着“我爱你”、落款为“你的”的信件，发现了第三者的真实身份。面对婚姻与爱情的残酷真相，伊内丝设计杀害了第三者并嫁祸给埃内斯托，以自己的方式惩罚了丈夫。由此，伊内斯从一个调查者变成了凶手。在《埃伦娜知道》中，身患帕金森病的埃伦娜坚信女儿丽塔并非自缢身亡。当她克服身体的病痛展开调查，换来的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真相：丽塔是因为害怕遗传她的疾病而选择了自杀。从某种意义而言，她本人就是导致女儿死亡的“罪魁祸首”。

托多罗夫在《侦探小说类型学》一文中指出，黑色小说“将犯罪故事和侦查故事熔于一炉，或者干脆摒弃前者，只保留后者。……对侦查过程的叙述取代了对犯罪故事的回溯”。但皮涅伊罗的作品除了侦探形象被弱化外，连对罪案的侦查过程都带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换言之，作家的焦点似乎从来不在案件本身，只是把犯罪故事和侦查故事用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而已。皮涅伊罗笔下的罪案大多围绕情感、婚姻和家庭生活展开，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通过调查罪案来探究社会问题，去呈现芸芸众生情感之困惑、人性之复杂和生存之艰难。

《星期四的寡妇》讲述了一起发生在富人区的“事故”，三个男人在一所豪宅的游泳池内触电身亡。小说在多种叙事视角间切换，真相也渐渐浮现。皮涅伊罗通过这起为了骗取保险金而实施的谋杀案，揭开了21世纪初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的社会之殇。《贝蒂乌》中，皮涅伊罗借调查佩德罗离奇死亡之谜，审视媒体的力量以及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在媒体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被各种隐性权力操控的时代，记者是否还拥有揭发真相的勇气？人们是离真相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埃伦娜知道》探寻的是病痛困扰下生活的意义。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老年人对健康和生存的焦虑，连叙事时间也与疾病相关，用“早上（第二片药）”“中午（第三片药）”“傍晚（第四片药）”来划分章节。《哈拉的裂痕》则将笔触从墙上那道隐藏着哈拉失踪之谜的裂痕，慢慢引向主人公巴勃罗的内心世界。当深陷中年危机的巴勃罗心中的裂痕因一桩罪案而撕裂的，他迎来的却是挥别过往、重新开始的勇气。

皮涅伊罗长期关注在拉美引发广泛争议的堕胎合法化问题，她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与此相关的情节。2020年出版的《教堂》更是一部直接探讨堕胎问题的作品。小说围绕萨尔达一家三姐妹的故事展开。小妹安娜死于堕胎手术引发的感染，但她的尸体却被神秘肢解和焚烧，并丢弃于垃圾堆。大姐卡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眼里安娜是残害无辜生命的杀人犯。二姐莉娅是无神论者，支持安娜的决定。但在萨尔达家，堕胎和无神论都是禁忌，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在安娜的守灵夜上，莉娅宣布“我不信上帝”，从此与家庭决裂。小说以人物姓名为章节，通过安娜的家人、朋友以及当年调查此案的刑法学家的第一人称视角，勾勒出一个罗生门般的故事。近年来，皮涅伊罗积极参与维护女性权益的社会活动，成为呼吁政府出台堕胎合法化法案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教堂》是皮涅伊罗以文学的方式发起的一场振聋发聩的质问：如果说堕胎是罪孽，那么宗教难道就是无辜的吗？如果没有那份宗教信仰，安娜还会惨死吗？有的时候，那份对上帝的爱是否会谋杀人与人之间本有的爱呢？在《教堂》中，皮涅伊罗首次在文学作品中明确表达自己关于宗教与堕胎的看法。书中的一句引言表明了她的态度：“宗教暴力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多种形式。”因此，她在小说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建造属于自己的教堂的人。在那个教堂里，没有上帝。”小说出版数月后，阿根廷于2020年12月通过相关法案，成为拉美国家中允许女性合法堕胎的少数国家之一。庆祝胜利之余，皮涅伊罗也清醒地知道，社会上关于堕胎的争论不会就此消弭，维护女性权益的道路仍困难重重。

皮涅伊罗一再打破侦探小说的传统边界，旨在更加灵活地运用追踪解谜的调查结构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当“谁是凶手”这样的传统罪案之谜逐渐转向社会问题之谜和情感之谜，那种真相大白的结尾自然也被开放式的结尾所取代。皮涅伊罗为读者准备的，不是谜底，而是无解之谜。她不提供答案，只是负责提问，以唤醒读者更多的思考与追问。皮涅伊罗被称作“阿根廷文学的黑夫人”，这一别名源自《贝蒂乌》中调查凶案的女作家努丽特。不论是阿根廷，还是整个拉美文坛，将侦探小说作为创作主线的女作家寥寥无几。从这个意义而言，皮涅伊罗也为当代拉美侦探小说贡献了宝贵的女性声音。
结 语

阿根廷和墨西哥既是拉美侦探小说发展初期的主要阵地，又是当下侦探小说创作最为繁盛的国家。因此，门多萨和皮涅伊罗不失为当代拉美侦探小说的代言人。通过梳理两位作家的创作特色，我们不难发现，罪案不过是一个“引子”，作品中虽有对某类犯罪案件的调查，但叙事不再局限于对调查过程及谜案揭晓的描述，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对诸多社会问题或抽象问题的探究上。换言之，作家是借用侦探小说的“外壳”去探讨社会、政治、权力、情感和人性等其他问题。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当代拉美侦探小说创作中再次凸显。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言：“通过对社会的描写，文学可以创造社会；通过对社会的创造，文学得以揭示社会。”虽然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文学无解，但文学之用无疑赋予了拉美作家更多思考的空间、言说的自由和抵抗黑暗的力量。文学的光芒，即便再微弱，也终能照亮一处黑暗。（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