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现代政治进程中，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相互竞争、交替发展、轮流执政，呈现出政治发展的独特钟摆效应。进入新世纪后，拉美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长达十几年的“粉红浪潮”。2014年后，“粉红浪潮”大面积褪色，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取得执政地位，拉美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右翼回潮期。近年来，左翼政党又在多个拉美国家相继重新执政，催生了新世纪以来第二轮左翼浪潮。拉美国家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既是拉美政治发展钟摆效应持续发酵的结果，也体现了当前拉美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新一轮左翼浪潮不仅改变了拉美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态，也会对拉美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一、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来临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拉美地区出现了大批左翼政党，左翼政治力量快速增长。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左翼一直受到右翼压制，总体实力较弱。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拉美左翼的政治影响力。冷战开始后，拉美左翼的生存环境再度恶化，地区政治进程基本由右翼主导。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士气，并带动了1960年代后左翼政治运动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之后，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人权运动、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的激励下，拉美左翼趋于活跃，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学者何塞·纳坦森(José Natanson)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拉美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左翼浪潮。1970年代，右翼威权统治压制了拉美左翼的发展。从197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代，伴随着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巩固，左翼总体处于从低潮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右翼在多数拉美国家仍占据优势地位。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拉美左翼力量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右翼的影响力再度上升。

20世纪后期，拉美国家开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但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致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面对诸多治理难题，拉美不少传统执政党或束手无策，或措施不力，逐渐丧失了民心。左翼政党适时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探索新发展道路的主张，与大众诉求产生了许多契合点，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拉美左翼出现了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左翼政党在多国取得执政地位，形成了所谓的“粉红浪潮”。1998年12月，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并于1999年初执政，开启了新世纪拉美左翼的执政周期。此后，左翼政党在巴西(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阿根廷(2003年、2007年、2011年)、多米尼加(2004年、2008年)、乌拉圭(2004年、2008年、2014年)、智利(2000年、2006年、2014年)、玻利维亚(2005年、2009年、2014年)、厄瓜多尔(2006年、2009年、2013年)、秘鲁(2011年)、尼加拉瓜(2006年、2011年)、巴拉圭(2008年)、萨尔瓦多(2009年、2014年)等多国通过大选上台执政，其中不少左翼政党实现了连续执政。马尔科·施瓦茨(Marco Schwartz)认为，此次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21世纪前10年，拉美20个主要国家中，有13个国家由左翼执政。除哥伦比亚外，南美地区几乎由左翼一统天下。拉美左翼政党执政后，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委内瑞拉等激进左翼执政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和主张，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起，特别是2015年以后，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明显向右回调，左翼力量受挫，甚至遭受重大打击。2009年，洪都拉斯左翼总统马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推动的修宪公投失败，其本人被右翼“政变”推翻，被迫流亡国外。2010年，右翼联盟候选人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ňera)当选智利总统，智利左翼政党联盟自1990年起连续执政20年的进程中断。2012年，巴拉圭左翼总统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被右翼控制的国会以“履职不力”为由罢免。2014年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拉美经济随之进入下行周期，引发社会动荡，民众不满情绪扩散。拉美地区右翼力量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大反攻力度，致使该地区接连发生“左退右进”的执政党更迭，“粉红浪潮”大面积褪色，右翼力量在不少国家重新抬头。2015年，连续执政12年的阿根廷左翼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同年，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失去自1999年执政以来对国会的长期掌控。2016年，巴西左翼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被右翼控制的国会弹劾。同年，秘鲁左翼的奥良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政府任期届满下台，右翼政府上台执政。2017年，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在大选中受到严重冲击，险些丧失执政地位，该党总统候选人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执政后立场右转，偏离既定执政路线。2018年，右翼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击败左翼政党候选人当选巴西总统，不仅改变了该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拉美地区的政治版图。2019年，连续执政10年的萨尔瓦多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败北，丧失了执政地位。同年，玻利维亚左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被观察选举的美洲国家组织认定在选举中舞弊，在右翼力量的逼迫下，时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被迫辞职并流亡国外，中断了该党连续执政近14年的历史。许多分析家根据上述一系列事件认为，始于世纪之交的“粉红浪潮”基本结束，右翼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回潮”。

近期，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再次向左转，左翼力量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有学者将这种态势称为新世纪后拉美左翼或拉美进步主义的第二次潮流，安格尔·阿雷亚诺(Angel Arellano)则直接将其称为新一轮“粉红浪潮”。2018年，墨西哥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给当时陷于低潮的拉美左翼以极大的鼓舞，并随即在拉美地区产生了“传染效应”。在2019年的阿根廷大选中，左翼的全民阵线候选人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当选总统，左翼政党在阿根廷重新执政，并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在2020年的玻利维亚大选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Luis Arce)当选总统，该党重新执政，并在参众两院均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2021年，拉美有五个国家举行大选，除厄瓜多尔外，左翼政党在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四国胜出，拉美地区政治左转幅度进一步加大。在秘鲁，左翼的自由秘鲁党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当选总统，秘鲁发生了有利于左翼发展的执政党更迭。在智利，由共产党和其他新兴左翼力量组成的赞成尊严联盟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当选总统，智利政坛再次出现左右翻转。在洪都拉斯，左翼的自由与重建党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当选总统，该国也发生有利于左翼的执政党更迭。在尼加拉瓜，左翼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再次连选连任，延续了该党2007年以来连续执政的局面。此外，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在2021年的地方选举中占得绝对优势，该党及盟友获得了23个州长职位中的20个，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2022年，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家将举行大选，左翼政党已经显示出强大竞争力，届时如能取胜，拉美政治发展钟摆的左转幅度将进一步加大。

二、拉美左翼的一般特性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特点

首先，在拉美左翼内部，各派力量的政治倾向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有共同或类似之处。概括地说，拉美左翼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的共性至少包含四个方面：(1)主要社会基础是中下社会阶层，通常代表这些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主张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要求社会权利与利益的重新分配；(2)具有反精英主义的偏好，赞成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程度，主张推进大众政治，有“民众主义”倾向；(3)赞成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强调社会公平；(4)在对外政策上有“去美国化”取向，尤其反对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预，赞成拉美国家的一体化发展。

其次，拉美的左翼与右翼之间并非界线分明。学界在论及拉美政治时，除“左”、“右”的术语外，还经常使用“中左”或“中右”的概念。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批中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拉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对于哪些政党是左翼，哪些政党是右翼，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阿雷亚诺把多米尼加解放党的莱奥内尔·费尔南德斯(Leonel Ferandez Reyna)政府(2004—2012)、巴拿马民主革命党的马丁·托里霍斯(Martin Torrijos)政府(2004—2009)和劳伦蒂诺·科尔蒂索(Laurentino Cortizo)政府(2019—)视为左翼政府。施瓦茨则把海地的勒内·普雷瓦尔(René Préval)政府(1996—2001)和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政府(2001—2004)、秘鲁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政府(2006—2011)也视为左翼政府。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上述政府的左翼属性。

再次，拉美的左翼是不断变化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其政治立场、政策主张、利益诉求、社会和群众基础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和调整，左右翼互相演化。例如，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在传统上被视为中右翼政党，但自智利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该党摆脱了右翼政党的传统和身份，成为中左翼执政联盟的重要成员。同样，有些左翼政党则逐渐蜕变成右翼政党。例如，崇尚武装斗争的秘鲁阿普拉党曾被认为是拉美地区的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在 1980年代执政期间实施过激进的民粹主义政策，但进入21世纪后，许多人认为它已经变成了“中右翼”政党，其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也遭到该国传统左翼政党的严厉批评。

新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的两次左翼浪潮有着类似的历史轨迹，都是通过大选中的激烈竞争取得执政地位。在两次左翼浪潮中，左翼执政党也有着类似的支持群体，它们的上台执政均得到了各类左翼政党(包括传统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众多全国性和地区性新型左翼政党)和20世纪末以后成长起来的社会运动等力量的支持。两次浪潮中的左翼执政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拉美传统的民众主义政治特色。然而，与本世纪初兴起的“粉红浪潮”相比，新一轮拉美左翼浪潮有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不尽相同。

第一次左翼浪潮发生于拉美经济上升期，左翼政府执政的环境相对有利。2003年后，拉美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其中2003—2008年年均增长4.8%。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拉美国家成功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2013年四年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5.9%、4.5%、2.8%和2.9%。经济增长为左翼政府减贫以及其他社会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财政支撑。新一轮左翼浪潮发生的背景则更为复杂。2014年后，拉美经济步入下行通道，2015年和2016年连续负增长，2017年和2018年仅实现了1.1%的低速增长，2019年增长率更是只有0.1%。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出口需求锐减、旅游业萧条，2020年的地区经济下降6.8%,为12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虽然在疫苗接种加速、复工复产逐步展开、累积的需求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等有利因素的带动下，2021年的拉美经济开始强势复苏，增长率升至6.2%,但这是在2020年大幅下降近7%的基础上发生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预计，2022年的拉美经济增速将降至2.1%,仍难以改变疫情前就已出现的低增长局面。从近期看，拉美经济尚无法摆脱疫情的负面影响。从中长期看，限制拉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和生产率偏低、非正规性就业比重过高、不平等和贫困严重等结构性问题仍难以根除，这些问题势必会对经济活动和劳工市场造成消极影响。由于经济环境恶化，左翼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将受到更多约束。

第二， 政府政策的优先选项不同。

在两次左翼浪潮中，拉美左翼政府都赞成将公正、平等、自由结合起来，主张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强调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要追求财富的合理分配。但是，在两次浪潮中，左翼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不同。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各国的左翼政府尽管激进程度不同，但领导人基本是凭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取得选民支持的，在竞选过程中均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在拉美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和不平等。因而，这些左翼领导人上台执政后，均对此前右翼和中右翼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结构改革的方向等做出了较大调整，强调放弃新自由主义模式，探索新发展模式和新发展道路。以查韦斯、莫拉莱斯和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甚至把“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视为拉美的万恶之源。相比之下，在本轮左翼浪潮中执政的左翼政府，其政策主张和变革诉求相对务实，只倡导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并没有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颠覆性否定，也没有简单地把拉美发展的困境归结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因素。

第三，执政路线更加温和。

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主张和施政纲领的激进色彩较重。查韦斯等左翼旗手提出“拉丁美洲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主张替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提出反传统体制、反政治精英、实现社会变革的口号。激进左翼政府推动宪法和政治改革，试图用直接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主张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持续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资源能源、电力电讯等战略部门的控制。在本轮左翼浪潮中崛起的并非传统左翼政党，而是在近期社会运动中异军突起的、具有变革倾向的新兴左翼力量。例如，秘鲁、洪都拉斯、智利等国家的左翼执政党建党时间都不长。鉴于拉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些新的左翼执政党为维护和稳固执政基础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执政方针，许多左翼政党和领导人从之前的激进立场上后撤，极力避免进行可能引发更多社会对抗的激进变革。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在竞选中提出了较激进的政策主张，包括对采矿业等多个重大领域进行国有化改革、要求政府获取矿产业收益的70%、“不允许大型公司继续掠夺国家”等。但是，其执政后的立场和执政路线却趋于温和，极力淡化执政纲领的激进色彩，寻求稳健的经济政策，试图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智利总统博里奇主动剥离竞选期间提出的“过激”主张，倾向于向此前历届政府秉持的中间路线靠拢。竞选期间曾提出在洪都拉斯建设“社会主义”主张的卡斯特罗，执政后也开始实施温和政策。从地区层面看，无论是在本轮左翼浪潮中上台执政的秘鲁、智利、洪都拉斯等国家的新兴左翼政党，还是已有多年执政经验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国家的左翼执政党，都倾向于采取温和化的执政方针和政策。

第四，在对外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更加务实。

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虽然不是所有拉美左翼政府都激烈反美，但是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激进的左翼政府，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许多左翼政府对美国抱有敌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霸权政策，谴责美国干涉拉美事务，批评和抵制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在一些敏感性国际问题上同美国唱“对台戏”。拉美左翼执政者们还提出了具有明显反美倾向的替代性倡议，如“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后更名为“玻利瓦尔美洲联盟”),极力推进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推进拉美国家间真正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的一体化。一些左翼执政者还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干预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与第一轮左翼浪潮相比，本轮左翼浪潮中的许多左翼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更加温和务实，对在地缘政治上反美似乎不太感兴趣。2019年，墨西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政府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修订后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与美国政府签署了控制非法移民的协议。2021年，博里奇在当选智利总统后表示，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则表示，希望推动与美国的务实合作关系。正在备选2022年巴西大选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也表示，希望能与美国友好相处。

第五，缺少对地区左翼力量有引领作用的“领头羊”。

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左翼政府分温和与激进两类，两类政府都有自己的领头羊。温和左翼以巴西为领头羊，巴西等温和左翼政府于2011年主导建立了“南美国家联盟”,该机构成为当时促进拉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区域组织。委内瑞拉是激进左翼的领头羊，一直在拉美推行“革命外交”,为其他左翼政府提供经济支持，以优惠价格向相关国家提供石油、资金和其他援助，极力扩展“玻利瓦尔革命”的影响力，并于2006年与古巴一起主导建立了“玻利瓦尔美洲联盟”,积极推动与其他拉美左翼政府的合作。而在本轮左翼浪潮中，拉美左翼缺少地区性领头羊。巴西目前仍由右翼政府执政，墨西哥的洛佩斯政府缺乏对地区其他左翼国家的引领，委内瑞拉则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治理危机，已无力像以前那样为其他拉美左翼国家提供石油及其他经济支持。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建立的“南美国家联盟”已濒临解体，多数国家“退群”,目前成员仅剩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圭亚那和苏里南等少数国家，丧失了对区域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引领作用。由于缺少地区性引领者，区域合作议题在多数拉美左翼政府执政日程中被弱化。多数左翼执政者忙于应对国内难题，降低了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声调，失去了推动区域合作的动力和热情。从目前情况看，拉美左翼政府还没有对重振区域合作机制或建立新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第六，执政根基更为薄弱。

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左翼执政党根基相对牢固。许多左翼政党不仅在总统选举中优势明显，而且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或本身就是议会第一大党，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具有主导权，可为政府有效施政提供有力支撑。相比之下，在本轮左翼浪潮中，多数左翼执政党的根基并不牢固，在选举中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国家立法机构未能占有多数席位，难以摆脱弱势政府的窘境。2021年，在秘鲁大选中，虽然卡斯蒂略最终当选总统，但其在首轮投票中只获得13.36%的选票，在总统选举第二轮对决中仅以微弱优势险胜；在议会130个席位中，其所在政党仅获32席，施政步履维艰，难以摆脱右翼掣肘。在智利大选中，博里奇也是在第二轮投票中才最终当选总统，在首轮投票中，他只获得25.8%的选票，甚至低于右翼候选人所获选票；在议会选举中，其所在的赞成尊严联盟在众参两院分别仅占155个席位中的37席和43个席位中的4席。在洪都拉斯大选中，自由与重建党候选人卡斯特罗虽当选总统，但该党在议会128个席位中仅获50席。在2021年的中期选举中，墨西哥左翼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减少55席，优势地位有所削弱，政府推进的重大改革将遭遇更强大的掣肘。阿根廷 “全民阵线”也在议会中期选举中失利，执政压力进一步增大。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则在地方选举中败北，仅获全国1/3的省长职务，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下降。

第七，左翼执政党越来越难以实现连续或长久执政的目标。

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左翼总统连选连任现象非常普遍，在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都曾发生。如果从1999年委内瑞拉左翼政党执政算起，到2015年阿根廷左翼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为止，拉美“粉红浪潮”持续了十五六年。而在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党越来越难以实现连续执政，政党轮替或政府更迭或将成为拉美各国选举的基调。左翼执政周期预计将会缩短，新一轮左翼浪潮恐难持续十几年。近期左翼在一些拉美国家重新执政，更多地是源于民众对当前形势及右翼执政业绩的不满，而不是源于对左翼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果左翼政党不能在有限的执政期内取得良好业绩，不能满足民众预期，就很难实现连续执政。受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制约，最近上台的拉美左翼执政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有观察家认为，大规模社会抗议浪潮将在拉美卷土重来，会对左翼执政党构成重大威胁，预计拉美政治钟摆效应的频次将加快，左右更替的周期将更加频繁。

三、拉美出现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原因

拉美本轮左翼浪潮的出现与上一次“粉红浪潮”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根源，但又有其独特的原因。纳坦森认为，最近一轮左翼浪潮并不是向传统左翼的简单回归，而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左翼的崛起。施瓦茨也认为，最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既与拉美各国国内政治的特殊性有关，又有众多深层次的原因，包括经济危机冲击下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对民主和体制不满情绪的日益增加、传统政党制度的瓦解以及人们对腐败的愤怒等。概括地说，拉美本轮左翼浪潮出现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新一轮左翼浪潮是拉美政治发展钟摆效应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本世纪初左翼“粉红浪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阶层希望纠正此前右翼政府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缺陷及其所导致的消极社会后果，那么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更多地则是因为社会各界希望通过执政党的轮替来扭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局。纵观拉美发展史，在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通常较高，执政党较容易实现连续执政；而在经济下行、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时期，民众对政府的怨恨增加，通常更易发生执政党更迭。2015年后，拉美左翼出现了地区性退潮，一批右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右翼政府执政后，非但没有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不少国家甚至深陷经济危机和衰退，社会形势持续恶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双重影响，2020年拉美经济下降6.8%,人均降幅高达7.6%。2021年，拉美经济增长虽然高于预期，但不足以扭转疫情的负面影响，更不足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大幅衰退的滞后效应仍在继续发酵，各国面临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不平等加剧、社会动荡加重的严峻形势，拉美社会各界普遍希望通过执政党更迭来扭转经济和社会困局。

第二，左翼的社会平等主张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对民众更有吸引力，有助于促成拉美左翼政党重新执政。在2003年后的拉美经济“黄金10年”期间，左翼政府加大了社会公共政策力度，地区社会形势明显好转。2005年至2012年，拉美国家用于社会政策的公共支出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4%提高到19%。2000年至2013年，拉美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一半，贫困率从41.7%降至27.9%,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减贫成功被认为是左翼政府的主要业绩。在2015年后开始的右翼执政周期内，经济衰退以及随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则造成了政府的社会支出能力下降，失业增加，贫困现象加剧，导致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减贫成果荡然无存。在失业率方面，2019年，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为8.4%,2020年底更是达到10.6%,失业人口增至3010万，其中15—24岁的青年人就业状况严重恶化，每4名青年中就有1人失业。2021年第二季度，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仍在10%以上。在贫困率方面，2019年的地区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达到30.5%和11.3%,倒退至2012年前后的水平，2020年又分别增至33.7%和12.5%。在失业和贫困增加的同时，收入分配更趋恶化，2020年的拉美地区基尼系数上涨2.9%,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伊斯雷尔·纳瓦罗(Israel Navarro)认为，面对困境，拉美左翼以新阶级斗争式的极化言论对此加以利用，把选民置于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权、还是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的争论中，促使选民抛弃右翼、选择左翼。

第三，民众反建制和反执政党的心态不断发酵，助推了执政党更迭和左翼重新执政。拉美地区民众对公共部门政策实施的透明度、国家机构和制度的公信力以及政府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积弊的治理能力都缺乏基本信任，甚至形成了一种惯性的负向预期。随着疫情扩散导致经济衰退、腐败丑闻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政府信誉及其治理能力的失望升至顶点。许多人甚至滋生了谁执政就反对谁的心态，借此抒发对国家机构及其工作效率的不满和愤怒。在此情况下，执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成为拉美地区选举的主基调。在2021年的大选中，除尼加拉瓜外，厄瓜多尔、秘鲁、智利、洪都拉斯等国都发生了执政党更迭。除厄瓜多尔外，在其他国家都是左翼政党获胜。纳瓦罗等人认为，在多数选民看来，墨西哥的洛佩斯、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玻利维亚的阿尔塞、秘鲁的卡斯蒂略、洪都拉斯的卡斯特罗、智利的博里奇等在近期大选中获胜的左翼候选人并不一定必然代表左翼的立场，而是代表着反体制的力量。换言之，选民们投他们的票，并不是因为相信左翼的意识形态，而是希望通过投票对现政府予以惩罚。正如保罗·贝拉斯科(Paulo Velasco)所指出的，民众不满“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执政党来承担”。选民对当时的右翼政府不满，选择与其切割，并把选票投给左翼政党候选人。

四、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

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表明，拉美左翼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左翼力量再次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但是，拉美左翼执政党面临着巨大的执政压力，左翼发展受到诸多约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地区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

一方面，拉美地区左翼成长的环境相对有利，左翼发展仍有新空间。拉美国家长期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致使“社会排斥”“边缘化”现象一直很严重，因此广大中下阶层拥有改变不平等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诉求，左翼的思想和主张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间，拉美国家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在减贫疏困、改善收入分配和推动社会公平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固有的社会问题。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依然严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困现象十分普遍，民众的不公平感依旧强烈，有90%以上的拉美人认为本国收入分配不公或极度不公。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凸显了拉美社会的脆弱性。2021年，在拉美6亿多人口中，贫困和赤贫人口分别高达2.01亿和0.86亿。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及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与拉美左翼的主张较为吻合。只要拉美地区的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善，左翼思想和左翼政党就会继续保持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生命力，拉美左翼仍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另一方面，受诸多制度和体制性约束的影响，拉美左翼执政党的执政前景仍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多党制是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代议制、权力制衡、多党竞争和执政党轮替等理念根深蒂固。长期掌控拉美发展进程的精英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不会轻易接受任何政党或政治家无限期执政。出于历史惯性，拉美部分选民也对某一政党或政治家长期执政产生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厌倦”和担忧。即使一些拉美左翼政党能取得较好的执政业绩，也很难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执政党更替是拉美政治发展的“常态”,任何政党都只能在与其他政党的共存与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因此，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拉美多数左翼政党恐难以实现长期连续执政。此外，左翼执政前景还受拉美国家政治制度自身缺陷的限制。拉美国家的制度缺乏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国家权力机构通常会成为政党角逐的舞台而非合作的平台，主要政党相互掣肘、互相拆台，严重损害了国家机构的功能和效率。不少拉美国家的主要政党在国家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缺乏共识，常将本党派、甚至领导人个人的狭隘利益置于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上。许多政党和政治家为获得暂时利益而结盟，为狭隘的私利而分裂，把寻求各自的狭隘利益放在首位，缺乏寻求共识的能力。在这种多党竞争和执政党更替风险常态化的环境中，拉美左翼执政党也无法突破现有体制等束缚，更无法确保自己能长久执政。（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