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国家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不仅难以为两国政治关系保驾护航，甚至可能成为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作者旨在探究当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崛起国“以经稳政”政策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空间与效力，就此提出分析框架对“经济压舱石”理论进行重构，并通过对典型国家案例的研究剖析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总结崛起大国面对与三类国家关系时“经济压舱石”失灵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形：一是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二是地区主导权出现转移或松动时崛起国与区域大国的关系，三是崛起国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的关系。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同与其仅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经济压舱石”的有效性要高于三种情形，具有一定“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余地。而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继续策略性地开展经济外交仍具有较大作为空间，“以经促政”的效用明显。通过比较双边经贸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英德关系以及当前中国在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周边大部分国家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检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以经稳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限度与效度，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施展空间提出政策参考。

关键词：大国崛起；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压舱石；以经稳政；以经促政



一 引言

“以经稳政”是“经济压舱石”理论的核心逻辑，也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实践引申，它指的是密切的经济关系能够在矛盾和危机中维持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以及避免双边关系走向负面。冷战结束后，相对于传统安全等高级政治议题，人们对经济发展等低级政治议题的关注度上升，各国形成了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同期，中国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经济“压舱”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观念一度成为中国“以经稳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并频繁出现在官方外交文件中。“经济压舱石”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作用显著，不仅维系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关系，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极大改善了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经济压舱石”理论亦成为中国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怀有长久信心的对外政策体现。然而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对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使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频繁遭遇竞争对手的经济打压。1特别是在美国认定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压舱”效力在一些国家明显下降，出现失效甚至适得其反的状况，经济合作越来越难以弥合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矛盾。

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崛起国与霸权国、竞争国之间矛盾的升级会导致“以经稳政”效力下降，使“经济压舱石”频频面临运转失效问题，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中美关系的下行趋势上，而且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有所显现。例如，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深度依赖的澳大利亚成为配合美国的“反华急先锋”。又如，中国越是在经济领域中想同印度合作，印度越倾向于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加大对华挑衅。在经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世界中，经济“压舱”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逻辑为何会出现失效现象?在何种情况下，密切的双边经贸联系可以对崛起国与对象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稳定并且促进的作用?又在何种情况下，密切的经济关系不仅难以起到稳定政治关系的作用，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对崛起国“以经稳政”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和适用范围进行深度研究不仅有助于回答以上问题，还可以对“经济压舱石”和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进行有效补充，对中国开展经济外交工作提供现实政策参考。

二 对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压舱石”是指“船只航行时放置在船舱里的石块，有着稳定船身的重要作用”。2国际交往中的“压舱石”是指“能够在危机中维持两国或多国关系整体稳定，使国家可以在矛盾中搁置争议的一种长效性政策工具，其往往来源于国家间的认知共识”。3“经济压舱石”就是以经济为政治稳定的依靠、让经济为政治保驾护航，使双方愿意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下，为实现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进行一定的政治妥协，防止双边关系走向负面，以达到“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效果。

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实践中，以“以经稳政”为内核的“经济压舱石”不仅具有获益功能，更兼具信号与承诺功能。作为一种由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广泛使用的政策性表述，“经济压舱石”一词多出现于对中美、中日等国家间双边关系的定性描述中，强调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需要共同承担责任、扩大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不仅涉及国家间经济利益，更强调通过经济的“压舱”作用进一步稳定并拓展双边政治和安全等其他非经济层面的利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速了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经济压舱石”作用的强调也是向世界发出的和平信号，旨在通过强调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向世界表明中国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决心，这体现了中国经济交往方式从“应对危机型”转向“积极合作型”。

在“经济压舱石”效力明显的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彼此战略利益冲突较小。因此发达国家在看到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市场前景和投资回报时，会选择积极发展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经济在稳定与发展双边政治关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以“经济压舱石”作用演变最为深刻的中美关系为例。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美国就试图借助经济接触政策联合中国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寄希望通过部分解除对华贸易禁令的方式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协定》,承诺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后，中美经贸关系转向常态化和机制化，两国逐渐形成了优先发展经济利益的重要共识，经济成为维系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纽带，双边关系稳步改善。在这一阶段，政界和学界都广泛认为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会带来国家间共同利益的跃升与政治关系的稳定，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家间紧张事态的升级。从中国和美国所开展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2017年之前，中美双方对“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存在共性认知。在2009年7月到2016年6月的七次对话中，中美双方都强调要妥善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差异，主张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不断拓展共同利益，认为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塑造稳定的中美关系、避免政治对抗。4

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增速和市场体量逐渐引起对方的防范。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政界与学界对“经济压舱石”作用的认知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认为虽然中美经贸关系仍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其在中美之间产生的现实效用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压舱石”这一概念的内涵已发生改变，美国以自身也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为代价也要推行中美经济“脱钩”的行为，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以一种突出政治化和不确定的形式呈现，经济对政治的“压舱”作用正在消解。5还有部分学者基于中美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竞争，进一步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反转性甚至颠覆性变化，中美经贸关系正由“压舱石”变为“导火索”,经济将成为两国未来的摩擦源。6尽管如此，中国仍抱着期待合作的态度多次阐述“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7中 国在表明立场底线的同时，继续向美国释放消除分歧、推动双边合作的信号，呼吁两国聚焦共同利益，认为中美之间不能把“压舱石”丢弃，不能让“推进器”熄 火，8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不会改变。9然而在近年来的大国博弈中，特别是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状态的背景下，用经济来稳定和促进大国政治关系的策略越来越难以实现，经济“压舱”政治关系的限度凸显，现实困惑所依托的既有理论框架也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

“经济压舱石”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引申，研究“经济压舱石”理论对于理解和检验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溯源来看，国家间经贸联系与双边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问题。经济相互依赖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假定上的理论与逻辑判断，其主体性思想“经贸联系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友好与和平、给国家创造和平解决争端的动机和机制”是“经济压舱石”提出的前提，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对象更为丰富，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还包括多元的非国家行为体，其强调世界相互依存的状态，讨论国际体系、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复合关系，试图揭示国际关系的总体规律。“经济压舱石”作为对外政策理论，则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仅就两国双边经济关系对稳定政治关系的作用进行讨论，更常见于国家对外政策表述中。10因此从本质上看，两种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统一关系。11

人们对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论认识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自身发展而不断深化，大致经历了三次高峰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70年代初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12关于“相互依赖”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期，在他的分工理论中，“由于劳动分工和交换，依赖是满足双方需求的利益交换结果，因此在获利前要付出昂贵的代价”。13由此可见，在“相互依赖”这一概念问世之初，“依赖”就是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的，彼此间依赖关系的建立与确认意味着承担自身独立性不完整的损失。而经济相互依赖是在承袭自由贸易思想的基础上，于19世纪50年代由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最先提出，他以自由贸易的利益来否定战争的效力，认为国家对自由贸易产生的依赖将使得战争让步于和平，并最终带来国际政治的消亡。14然而这一理论假设在当时的国际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验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变得不可想象”15这一论断的失败。对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学理性探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其著作《相互依赖的经济学》中提出“相互依赖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变化”,16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与交往中敏感的反应关系，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定义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经济交往的敏感性”。17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经济繁荣、资本贸易流动活跃的背景下，有关相互依赖理论的讨论进一步活跃，对相互依赖的研究逐渐转向系统化和全球化。学者普遍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和科学发展使得国家间的关联度增强，某一国家或某一组织发生的问题会迅速地对世界体系内其他国家或组织产生深刻影响。18基于此，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扩展了相互依赖的现实，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以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并不意味着彼此间“互利”与“非零和”,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成为权力的来源。19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关系领域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经济相互依赖的实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走向数量化和科学化，从定量层面有力地证明了贸易和国家间政治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0

虽然学界普遍承认有代价的相互交往活动是相互依赖存在的基础，但在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整体效果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的问题上仍然存在认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当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共同分享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时，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和矛盾会趋于软化，国际冲突会被良性竞争取代，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将促使国际政治关系趋向稳定。2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是冲突和不安的根源，对相互依赖的认知更偏向于对“代价”的解读，面对共同获益的可能时，国家更关心获益的分配问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各国会趋向于选择加强独立，减少依赖性，甚至不惜使用军事手段减弱彼此间的不对称关系。22

总体上看，多数学者在谈论经济相互依赖问题时还是承继了自由主义的分析思路，将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立足点，选择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论证国家间经济互利与政治合作的正相关性，而这要求民族国家必须是计算外交收益成本的理性行为体。23但国家的得失权衡是一个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国家间经贸关系和经贸总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的对外政策也会因为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使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发生改变甚至逆转。因此经济相互依赖是一个动态概念，要想真正把握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果，既要认识到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否认政治和经济间的机械割裂，又要认识到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利益分析，不能把经贸关系简单看作国家间和平或冲突的根源，要以发展和动态的眼光看待彼此间经贸联系所带来的政治后果。24既有的“经济压舱石”理论和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相关研究很少进行具体的理论适用阶段划分，往往在过分关注彼此经贸体量的情况下忽略其他变量的影响，缺少大国崛起阶段这一关键时期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崛起国外部政治关系作用的专门讨论。有鉴于此，上述分析视角均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会出现“时灵时不灵”的情况，也难以回答在外部经贸联系相似的条件下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阻力为何会同时增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其政治关系的作用力是不同乃至背道而驰的。“经济压舱石”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两个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更取决于彼此间矛盾的性质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如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压舱”政治关系效用的空间缩小，并不只是由国家间供需结构差异和分工地位差别所导致的，更是由大国崛起引发的国家间结构性矛盾所决定，这种程度的矛盾冲突很难被彼此间经济的共同获益消解。在充满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参与各方地位与实力的变化会显著改变国家间的获益关系，一个大国实力上升所获取的优势会较大程度地削弱原有大国的权力。25因此，大国在崛起进程中面临的部分政治冲突是零和性质的，国家间战略利益冲突将使得经贸联系难以稳定双边关系。另外，国家对贸易收益的战略判断也是贸易能否促进和平的重要条件。26在崛起国与霸权国处于权力转移的战略竞争时段，领导权的竞争会令大国更加关注彼此间贸易的相对收益问题，对彼此贸易收益评估更趋向于悲观。27此时经济贸易所带来的绝对收益不仅很难在激烈冲突中维持两个权力越来越相近国家的理性，两国间还更可能因为彼此间经贸摩擦的存在或者经济相对收益得失误判对方战略意图并在对外政策上趋向强硬，进而导致矛盾升级。面对着经贸运行逻辑和国家崛起阶段共同导致的“经济压舱石”作用失效，崛起国需要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变化，重新评估经济因素在不同性质国家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限度、空间与效用问题。

本文从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困惑出发，在国家间权力对比的结构性层次上分析大国崛起过程中对外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影响其对外政治关系时的不同表现形式及深层原因。我们将研究的时间与空间范围放宽，从历史与当代的多案例比较中寻找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关联性，力图弥补“经济压舱石”理论的解释力缺陷，定位“以经稳政”政策的合理范围。这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实现国家战略资源的有效整合，更高效地服务于和平发展的目标。

三 假说与分析框架

经济相互依赖体系作为一个由各分散行为体构成的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有机整体，几乎所有国家都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的过程中获益。但是，现实世界的经济贸易体系并没有像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所期待的那样朝着自由与开放的最终目标迈进。28更广泛的贸易伙伴选择空间、更具竞争性的经贸结构和对相对收益问题更敏感的关注，使得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权力烙印更加明显。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中国通过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弥合与部分国家的矛盾、稳定与其政治关系的行为逐渐变得捉襟见肘。

在现实困惑面前，我们需要重新划分“以经稳政”的适用范围，完善“经济压舱石”理论的解释框架。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军事冲突的可能，但国家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无法缓解中国快速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也很难逆转中国与霸权国、竞争性大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势。29国家间的经贸水平或经济密切程度对政治稳定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国家彼此间矛盾的程度和外部环境的性质。我们认为，崛起国相对力量的变化将对他国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经贸利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国家及其社会对自身和他国实力地位对比的判断以及基于此的国家利益界定，“以经稳政”作用的效度和限度也将以此为依托。在崛起国被霸权国当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崛起国“以经稳政”的效用空间将会收缩，其在崛起过程中与部分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但难以被经济利益消融，还容易被经济的相对收益问题激化，“经济压舱石”会出现失效甚至适得其反的状况。而当经济“压舱”政治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时，崛起国也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和更小的策略空间。

崛起国试图通过经济关系“压舱”政治出现的适得其反效果是指继续密切经济往来会对双边政治关系产生负向作用，表现为密切的经济关联度变成双边政治矛盾的“引爆点”或打压对方的武器。相较而言，对象国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仅适度降低对崛起国的经济依赖度则被视为“经济压舱石”作用失效的表现之一。本文的假说和分析框架旨在探究崛起国在进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以经稳政”的有限和有效问题，试图回答在什么情形下密切的经济关系难以稳定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甚至适得其反；在什么情形下崛起国密切双边经济联系对于稳定与霸权国的政治关系具有空间，经略得当甚至可以“以经促政”。本文据此提出五个假说。

假说1: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特别是当崛起国被霸权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时，密切的经济往来不仅难以稳定彼此关系，而且可能出现“越压越不稳”之势。从理论上讲，相互依赖的形成本身要求各方以承认自身的不完整为前提，而这种不完整会引发国家对自身能力不足的恐惧。30这种恐惧在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与其他国家相比，霸权国更关注崛起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势头，对国际权力结构中彼此力量的升降更为敏感，这就决定了霸权国对相对收益问题的敏感性。当霸权国认为自己正处于由崛起国力量上升而导致的相对衰退时，就更容易采取各种遏制性措施延缓崛起国的发展。此时的霸权国不仅可能主动采取措施在一些领域与崛起国“经济脱钩”,还会把彼此间的经贸联系作为一种有效的打击武器。因此，在实力日趋接近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经济压舱石”作用会失效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状况，双边密切的经贸联系往往会被霸权国当作博弈筹码压制与阻止崛起国的发展，“以经稳政”策略实施风险高。

假说2:当崛起国被地区大国视为自身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者时，经济外交难以稳定彼此的政治关系，“经济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有限，区域大国有与崛起国降低经济依赖关系的趋势。崛起国逐渐走向崛起的过程也是由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阶段，同处一个地区的其他大国不免会出于地缘因素而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更加敏感，地区主导权争夺的需要会使国家格外关注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问题。但与霸权国被追赶的恐惧不同，地区大国往往为达成快速追赶和共同孤立崛起国的目标，而选择降低与崛起国经贸联系的密切程度。当地区竞争性大国认为与崛起国进行贸易会使崛起国从中获益更多时，往往会拒绝参加甚至背离曾经的合作承诺转而与霸权国形成联合，以期以共同行动换取霸权国更多的经济合作让利，同时达到孤立崛起国并阻止其在地区和本国国内扩展经济影响力的目的。因此，崛起国与存在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地区大国之间的“经济压舱石”作用往往存在失效风险，地区大国对崛起国存在一定“经济脱钩”倾向，致使崛起国“以经稳政”策略难以实现。

假说3: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经济压舱石”作用的失效还体现在崛起国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的关系上。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曾指出：“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受到安全考虑的制约。它们鼓励与盟国和附属国进行贸易，而阻止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进行贸易。”31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产生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对存在较大价值观分歧的竞争性大国而言，与崛起国之间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可能存在“授人以柄”的风险。面对崛起国可能取代霸权国领导地位并引领世界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预期，价值观分歧将对国家的国家利益认知与计算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相互依赖的密切经济关系只是基于当前和短期的共同物质利益，无法抵消霸权国的意识形态盟友对于崛起国未来可能改变世界发展模式和其生活方式的焦虑，甚至相互依赖关系本身也会被这些国家视为潜在安全担忧。因此崛起国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盟友之间的“经济压舱石”作用也会失效，导致“以经稳政”的收效低。

假说4:在崛起国同与霸权国价值观并非高度一致的盟友以及与崛起国具有领土争端而无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国家之间，崛起国“以经稳政”的作用空间大于上述三种情形，“经济压舱石”具有一定效力。经济合作是追求绝对收益和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在不存在激烈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崛起国主张优先发展彼此经济的策略可以暂时搁置固有的领土争议，释放友好信号，其单方避免军备竞赛的行为往往即可达到改变对方外部安全威胁认知的效果。那些在安全上对霸权国依赖不深的盟友通常与崛起国同样关注自身发展问题，具有促进本国发展和改善国内民生的强烈愿望，所以更倾向于淡化或搁置彼此间的矛盾、稳定与崛起国的政治关系。而由于双方都愿意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一定妥协和让步，追求双赢的绝对收益逻辑可以成为两国政治稳定的保障，让双方互动实现正和博弈，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彼此的政治关系中具有一定正向施动空间，“以经稳政”具备可能性。

假说5:崛起国通过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密切经济联系，有效运用经济外交手段，能够为双边政治关系的稳定保驾护航，经略得当则可进一步促进彼此关系的发展。尽管随着权力转移的步伐加快，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竞争加剧，但除霸权国的部分意识形态盟友以及与崛起国具有地区结构矛盾的大国外，世界其他国家在两者之间更多持观望态度，更加倾向于保持中立，避免选边站队。这些国家更关注如何突破本国的发展瓶颈，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没有影响国家利益偏好的先入为主的偏执，对不同发展模式和对外合作模式持观望和开放态度，通常以其效果和对自身的适用性作为评价和效仿标准。而且随着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大多数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增量和治理缺位需要更多依靠新生力量填补，它们与崛起国并不存在零和博弈关系，更关注基于正和博弈的绝对收益提升，因而希望维持和发展与崛起国的稳定关系。由于双方对于彼此合作共赢都抱有期待和建设性的态度，因此更倾向于密切彼此间的经济关系以巩固和提升战略互信和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崛起国“以经稳政”的空间较大，经略得当可以达到“以经促政”的效果。

综上，大国崛起进程中实力对比关系发生的动态变化会深刻影响经济相互依赖的后果。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战略竞争为主的阶段后，崛起国与不同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崛起国与霸权国、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盟友以及地区竞争性大国之间，经济“压舱”政治不仅会出现失效问题，而且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还可能在双边政治关系中起到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与此同时，在同与崛起国不存在根本性战略竞争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中，“经济压舱石”理论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空间，可以对双方政治关系起到一定的稳定与促进作用。

为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说，下文将以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大国崛起进程中“以经稳政”策略的有限适用问题。本文既选择了经典的大国博弈历史案例作为佐证，同时重点关注当下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互动案例。在德国崛起时的英德关系与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之间，彼此间密切的经贸联系“越压越不稳”,扮演或未来可能扮演“引爆点”和打压对手武器的角色，用于检验假说1。印度与中国同属亚洲，并有竞争地区主导权、实现崛起和赶超中国的大国战略目标，该案例用以检验假说2。澳大利亚既将中国视为南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挑战者”,又是美国格外亲密的价值观盟友，分析中美竞争背景下中澳关系案例可同时检验假说2与假说3。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分歧，经济相互依赖给彼此带来的合作共赢可以产生降低冲突、稳定政治关系的效果，用于检验“经济压舱石”的见效情况，适用于假说4与假说5。表1更加清晰地呈现了本文假说与案例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囿于篇幅，部分案例的内容没有展开，如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以经稳政”效果的详细分析留待后文讨论。

四 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

崛起国在与不同类型国家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以经稳政”策略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我们将通过具体分析历史上的英德关系以及当下中美、中印、中澳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检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经济密切联系“压舱”政治关系的作用限度与效度，并探究当下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空间和重点。

(一)德国崛起时期的英德关系

尽管全球化分工以新的形式密切了国家间经济关系，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相互依赖网络，但英德大国竞争的历史启示仍值得关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来看，在战争爆发前夕，世界霸主英国和崛起国德国之间有长达20年的合作史，彼此间存在高度紧密的经济联系，在金融和投资领域有着深厚的纽带，两国各州贸易往来密切，彼此互为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32但好景不长，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其经济实力的跃升，作为陆上第一强国的德国逐渐不满足于其在贸易领域对英国的脆弱性依赖，并试图以扩张性的海军、贸易和殖民地政策扭转两国间的不对称依赖，最终不仅用战火点燃了欧洲，还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苦难。33而在英德两国处于权力转移之际时，经贸联系不仅未能起到政治的“压舱”作用，反而成为德国走向扩张的诱因及英国不安的根源，彼此间“经济压舱石”作用失效甚至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情况。

19世纪中后期的英德关系与英法、英俄、法德、德俄之间所表现的矛盾重重不同，此时的英德两国都没有真正将对方视为军事上的假想敌。34在英国看来，其实现和维持世界霸权的手段是经济性而非军事性的。35英国海外投资增长迅速，对外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使其更注重缔造稳定和平的大国关系，更愿意充当“离岸平衡”角色而没有武力控制或者主导欧洲大陆的野心。此时的德国也是一个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国家。36这一时期的德国并不存在太多海外利益，也没有宏大的殖民计划，国家发展的重心放在推动国家内部工业化上。时任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也认为战争对德国来说是“稳赔不赚”的买卖，会使得德国面临艰难的选边站队。可见，此时的英德两国有着加强彼此沟通和合作的共同夙愿，在密切经贸联系基础上关于合作的共识使得德国与英国在西南非洲等地的利益冲突迅速得到平息。37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德矛盾升级，两国互惠的经济利益越来越难以弥合两国间的嫌隙，经贸联系不但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成为英德双方进一步扩大对抗的新战场。38在这一阶段，英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拥有最广阔的殖民地，但其工业霸权地位却逐渐衰落，1870—1913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由32%降至14%。此时的德国却异军突起，在世界贸易的多个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海外利益拓展迅速，于1914年达到英国海外投资的一半，并在工业产品生产与出口方面逐渐追赶甚至超越英国，工业潜力从占英国的27.4%发展到137.7%。39因此在经济地位竞争加剧、国内生产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英国更加依赖殖民霸权来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意图以海外利益弥补自身工业霸权丧失而造成的损失。同一时期德国既往的崛起模式也难以为继，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欧洲本土市场难以容纳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迫使德国走出欧洲、走向世界。但德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并不顺利。在1894年后，面对德国经济能力的增强，英国保护主义情绪上涨，关于关税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最终在1897年，英国选择违背与德国签署的最惠国条约，转而加强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于1902年提出“给予白人殖民地进入其市场的优惠途径”,40并选择与法、俄等大国一道在世界范围内阻止德国的工商业发展、限制德国所获得的殖民地面积数量以及在全球阻止德国的经济与商业渗透。41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其他大国经济保护政策之间的矛盾42使德国更加认识到，要得到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与市场必须将自身海陆力量投射到其贸易依赖的地区，通过海外扩张的方式打破外界经济封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区。43

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但是在经济和潜在力量上逐渐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往往会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也面临挑战，整体衰退将不可避免。44德国本就拥有强大的陆军实力，其拓展海上势力并向周围投射力量的行为使海上霸主英国感到十分焦虑。英国逐渐放弃了势力均衡政策，不再保持中立。45因此，英德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殖民地扩张和商品市场竞争中矛盾升级的表现。在英国与德国长达16年的海军军备竞赛中，经贸相互依赖关系不仅未能阻止两国军备竞赛的升级，反而增加了英国对德国可用的制裁手段，导致德国对外部供应不对称依赖和可能的经济封锁的恐惧加深。在1905年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中，英国支持法国而使德国被迫让步的行为使英德海军军备竞赛走向白热化。1906年，英国研发的“无畏”级战列舰成功下水服役，英国本以为该级别战列舰的问世可以保证自己对德国拥有武器的代际优势，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菲舍尔(John Fisher)更是认为，“无畏”级战列舰可以“一举打消德国在1914年之前发动海战的念头”。46但是德国不仅没有因此放弃海洋梦，反而通过了两个进一步扩大德国海军实力的海军法案，提出打造德国“无畏”级战列舰的计划，这一行为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被其看作德国向自己进一步挑战的信号。于是在1709年英国决定要拥有比德国多一倍的军舰，即德国每开工建造1艘新舰，英国就要建2艘。47德国对此的回应则是在1912年通过法案，决定在1912—1917年再建造3艘“无畏”级战列舰。48在此期间英德两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财政负担过重多次试图达成谅解，曾共同参加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讨论，49并在1908—1912年举办多轮英德海军会谈。50双方期望能在海军建设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最终这些协议还是因双方在根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而不了了之。51

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英德两国由安全动机引发的敌意和冲突显然很难被经贸合作的收益和善意所弥合，在两国力量接近的过程中，海军竞赛成为引发两国全面冲突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英德两国都知道爆发战争会带来巨大的冲突成本，但是巨大的冲突成本和英德两国经贸联系所带来的收益都未能遏制战争的发生。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标志着两国之间经贸“压舱石”效应彻底终结。在战争中，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尽一切可能削弱对手的经济力量成为英德双方的当务之急。为此，英德两国都广泛采用了军事战与经济战相结合的策略，致力于全面彻底封锁对方的海外贸易。52英国充分利用德国不对称的经 济依赖，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军事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主要战略物资供给品进入德国，并将与德国做生意或为德国提供帮助的公司、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德国也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经济策略，采用无限制潜艇封锁的方式打击英国的战时经济，中断英国的海上运输，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经济领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于对德国过去经济能力的恐惧，英国仍然重视削弱德国经济和海上势力，主张剥夺德国军舰和商船，分割并占领德国海外殖民 地。53由此可以看出，在崛起的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矛盾也会随之升级，面对海军竞赛、经济竞争、殖民地威胁、地理区位及权力转移威胁等要素共同造就的结构性矛盾，54彼 此经贸合作不仅难以成为稳定两国政治关系的手段，还会加剧国家间的经济焦虑和经济压力，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加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使双方陷入难以逃脱的“行为—反应”自我实现循环，导致爆发军事战争风险上 升。55

(二)中国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同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国家，是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一度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充当两国政治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倾向于加深两国经济关系的捆绑。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决策层逐渐改变了对华经贸认知，认为中美经济关系越紧密，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越快，中美结构性矛盾也会越发突出。当前美国再三选择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压，并将中美经贸问题上升到美国安全战略的高度，以损失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主动开启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进程。因此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未能避免两国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势，而且经济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还将成为中美之间常见的博弈工具，“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失效，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双边政治领域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只有在自身国家力量不断增长且具有长期增长趋势时，霸权国才会对与崛起国的经济合作抱有信心和耐心。而霸权国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中，虽然其仍在军事领域拥有他国难以比肩的优势，但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却明显使其感到了不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两国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在经济高度联系、科技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军事力量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逐渐让位于经济力量，战争手段的实用性和道义性正经受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对劳动力与土地依赖程度的下降也使得过去以人口买卖与土地掠夺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在当今世界看来残酷且低效。因此，伴随着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传统战争思维的退位，以经济手段谋取发展逐渐成为各国进行发展竞争的最优选择。经济手段重要性的凸显在给世界带来广泛经济联系的同时，也会使得国家间的矛盾与摩擦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在国家之间尤其是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国家的成功是相对的。中美建交之初，两国虽存在较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歧，但双方的经济政策大致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延续性，这种对彼此经贸合作关系的共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地位差距所促成的。56从美国方面来看，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是美国维持经济安全、应对苏联威胁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以经济合作为手段来“社会化”中国，其所施行的是积极的对华接触政策，试图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安抚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走向。57通过有条件地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加强与中国全面经贸联系的方式，美国向中国释放了较为良好的合作信号。对此时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坚定了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脚步。58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一直将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定位为总体关系的“压舱石”,并不断加码，59将中美经贸关系的维系看作保证自身发展的关键予以重点维护。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曾因“银河”号和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等事件而剑拔弩张，但矛盾没有使两国走向冲突与决裂，“9·11”事件所带来的反恐合作需要和两国间巨大的经贸合作利益又使得中美重新凝聚了合作共识。在经济利益面前，中美经济发展对政治的依附性越来越弱，并逐渐开始脱离政治轨道。60可以看出，在“经济压舱石”被反复提及的这一时段中，中美两国都认同彼此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可以塑造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中美经贸合作也的确对两国关系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中美两国共同发展，“以经稳政”的空间大且效力明显。

但美国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国家，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追求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核心。61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62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也由此向“两面下注”的接触加遏制政策转型。但当时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生产产品的附加值低、可替代性高，在高新技术上所能投入的能力仍有限，尚不足以引起美国的恐慌。两国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均承认经济是两国整体关系的“压舱石”,“以经稳政”策略仍有运作空间。而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与中国经济能力的进一步跃升，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表现得愈加明显：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结构向趋同发展，两国逐渐由合作性的级差市场转向了竞争性的同类市场。2018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上升至占全球比重的30%,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首位，63并因此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唯一国家，64在全球中间品进口方面占比达14.4%,高出美国3.5%,是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稳定贡献最大的国家。65在第四次工业革命66中，中国更是勇占先机，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表现突出。至此，中国的经济力量才使美国真正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可能更加有利于中国这一认知，也使美国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增强。在美国看来，中国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量的50%,是其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国。67美国由此推论当前中美双边贸易会进一步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这一判断下，两国之间相对利益的得失成为美国更加关注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华战略也逐渐转向遏制与封锁，两国间曾经被暂时搁置的矛盾与摩擦随之浮出水面。68在逆全球化和国内失业问题的刺激下，美国民众要求政府中断对外贸易或采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的声音日趋强烈，甚至许多依赖对外贸易的跨国公司都主张对华强硬，举国上下逐渐在“经济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一致将中国视为美国安全压力的来源。69因此，在中美两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经济的“压舱石”地位发生了严重动摇。为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增加对华战略的主动性，美国最终选择于2018年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虽仍抱持期待合作的态度，多次向美国阐述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由于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追赶压力，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巨大的双边贸易额不仅未能阻止中美经贸摩擦的发生，反而助推其进一步升级。

在2018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特朗普政府罔顾中美已经达成的共识，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以抵制中国“经济入侵”为由，强硬地开启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进程。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同年7月10日，美国政府又公布了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对约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在2019年5月10日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70美国还不断用国内法对华施压，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贸易协定中引入“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实行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并在后续措施中逐渐将限制与制裁引入科技、文化与人才交流等政策领域，使摩擦节节升级。71虽然中美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从双边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善，两国也迟迟没有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对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评估都不甚乐观。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要求中方自证“不是病毒源头”,威胁扣押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作为“疫情赔款”的行为更是为彼此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体现了美国准备反复以经济为要挟向中国施压的决心。特朗普卸任并未能改变中美之间的经济互疑，拜登政府所采取的议题挂钩与联合盟友的对华竞争方式使未来中美两国之间难以排除爆发新一轮经贸摩擦的可能。无论是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的“太平洋威慑倡议”,还是美国航母多次进入中国南海干涉台海问题、挑起南海争端，这些行为都证明了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决心。因此，即使中美双方有签订第二阶段经贸协议的打算，但由于两国对恢复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提条件存在较大分歧，其谈判过程也注定困难重重。而且中美经贸摩擦是引发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两国的行为将具有较高的形象成本，双方都不愿首先做出让步。72中美关系存在因彼此贸易冲突与竞争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在中美关系进入以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两国间的贸易往来难以凝聚彼此共识。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与一个守成的经济强国是当下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中最突出的结构特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中美之间“经济压舱石”作用的发挥，使其作用失效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美国可以在与中国经济保持相对“安全”差距的基础上，同中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而当美国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消散时，就会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削弱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并倾向于采取各种限制性的经济措施。73虽然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很难真正实现“脱钩”,但在两国关系驶入未知水域之际，彼此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将很难抵挡中美关系中的风雨，未来中美关系也将进一步聚焦于两国的不对称经济依赖与竞争之上。74

(三)同为新兴大国的中印关系

近年来中印之间的外交摩擦不断，印证了崛起国与地区性大国之间“经济压舱石”作用的消解。在崛起的大国面前，与崛起国毗邻的地区性大国会对本国能否维持和拓展其在体系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保持密切关注，75这种关注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压舱石”作用在双边关系中的发挥。中印两国共存于亚洲，同属发展中国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迅速，后发优势强劲，都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大国。由于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同，中国多次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合作潜力巨大。因此在中印两国之间既有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增速的共同需要，又具有能够达成密切经贸合作的市场与资源条件。但中印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及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并没能保证中印政经关系的平稳发展，反而加深了印度的对华警惕心理，中印经济的“压舱”作用失效。

中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1950年4月，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76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继续扩大合作的良好外交条件。但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相近又存在历史边界争议，中印双边关系始终没能摆脱边界问题的干扰。771962年，随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双边关系持续僵化。直到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访华后，印度才同意搁置争议，将边界问题与其他议题“脱钩”,强调两国要将经贸合作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78至此，中印开启了长达30年的关系正常化道路。在此期间，中国与印度共同发展为高成长国家，偏向从经济角度思考国家发展问题，两国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逐渐被双方所重视，中印经济合作带来的丰厚利益为两国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动力基础，两国领导人互访密切。79虽然此后的中印关系也曾因1998年印度核试验和几次小范围边界摩擦而引起波动，但整体呈现稳步发展之势，双边贸易额飞速上涨，1991—2001年上涨了近14倍。80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制定了三年内达到2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81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一系列巩固与保持边界稳定协调的政策。82两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形成了推动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向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的战略共识，并在各类非传统安全议题上互帮互助、共同发声。因此当中印不存在结构性矛盾时，两国一直保持着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彼此的经贸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压舱石”角色。

但在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同时，两国的国际地位与所处国际环境的改变使印度的战略心态与目标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度愈加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经稳政”的效力逐渐减弱，83中印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崛起国与竞争性地区大国之间的政治信赖。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仍将印度视为次要战略方向和可争取的合作伙伴，重视中印两国在全球层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诉求，主张从共赢视角制定对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政策，但印度却一直坚持以零和博弈思维思考中印关系，将中国在南亚地区推动国家间双边及多边合作的行为视为对印度在该地区战略空间的挤压。印度是人口超过10亿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也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一直将南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将印度洋视为“战略后院”,对其他国家在南亚地区施加影响力的行为非常敏感。84此外，印度经济增长迅速，GDP增速常年保持在7%以上，有着成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追求和成为全球体系领导者的战略野心。85因此，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印度极为关注中印之间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变化和相对损益问题，坚持认为中国的对印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都是为了削弱印度的影响力，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导致印度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下降。86虽然中国倡导建立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为印度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搭建桥梁，但由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分歧，印度不仅对中国所提出的诸多倡议与计划态度冷漠甚至有所抵触，87而且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提出一系列与中国进行战略对冲的经济计划，将过去的“向东看(look east)”升级为“东向行动(act east)”,88在边界、经贸和“印太战略”问题领域频频挑衅中国，89严重削弱了两国间的合作共识，限制了中印未来开展政治、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90使中印双边矛盾逐渐脱离共同经济利益的调解范围，两国关系也逐渐由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向以竞争为主的有限合作。91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印两国之间“经济压舱石”作用的消解在安全与经济两方面都有着深刻体现。92从安全领域来看，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冒进，中印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足以预防和控制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印领土争议一直是两国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和两国关系的“晴雨表”,而印度正试图改变1988年中印双方确立的“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保持边界和平”的共识，在中国掌握实控优势的西段不断挑起事端。2017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与中国军队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更使中印关系陷入低谷。此后，中印领导人虽曾试图通过高层非正式会晤的方式重置两国关系，93但2018年武汉会晤中提出的“中印+”设想以及2019年金奈会晤中提出的减少中印贸易逆差、建立中印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等主张都未能阻止2020年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爆发。94印度随后还进一步通过在边境部署兵力、增派装备、积极支持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煽动国内反华民族情绪等行为对中国施压，试图重新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95因此，从当时的中印关系走向来看，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已难以充当彼此间关系稳定的“压舱石”,而且由于担心中国会对其种种挑衅进行经济报复，害怕本国经济会受到贸易中断的严重影响，印度反而选择主动减少中印经贸联系。

印度正采取一系列减少中印双边经济依赖性的政策，其实施“去中国化”经济政策的趋势日渐明显。96自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贸易往来十分密切，中国长期处于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之位，印度也一直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彼此贸易互补性强，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在经贸和地区产业链层面具有正向利益相关性。但由于中印之间贸易结构不平衡、制造业实力差距较大，中国也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及贸易逆差对象国。97随着印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也有转变为竞争性的倾向，在一些细分领域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廉价工业产业方面存在较大竞争，印度也一直有着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替代目的地”的追求。因此，为保护和扶持国内产业、加快本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印度政府一直在使用引导投资与设置贸易壁垒的方式缩小中印贸易逆差，对中国产品发起过多轮反倾销、反补贴调查。98但由于中印两国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制造业实力及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两国贸易逆差，印度经济对华依赖程度依然很高。随着印度地缘战略与大国战略日渐清晰 ,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印度更是将中国视为其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者以及其成为世界性领导力量的最大阻碍，对中印之间经济的相对收益问题十分敏感，99认定中印产业的潜在竞争性质将主导两国关系未来走向。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深了印度对其对华依赖与贸易失衡问题的恐慌，使印度萌生了更加强烈的经济自主意识，主动选择对华部分“脱钩”,采取了一系列优惠举措吸引全球资本和制造业向其转移。1002020年4月，印度出台多项旨在限制中国企业对印出口、投资以及经营等在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主要包括：(1)修改外商投资政策，对中国承建商和公司进行严格审查，限制中国企业对印投资，101阻止中国企业参与印度基建项目投标；102(2)拖延中国商品的清关时间，对上百种中国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3)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中国企业的移动应用软件，103呼应美国对华产业链“脱钩”,将中国的华为与中兴等供应商排除在印度5G试验之外，104并意图利用当下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外部环境，借助中美经贸摩擦的“东风”趁势崛起。印度已成为美、日、澳、俄等国共同拉拢的战略对象。105在印度战略界看来，中美竞争的加剧凸显了印度的战略价值，是其巩固南亚地区霸权、以实现印度洋抱负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印度不仅可以借此机会扩大与美国合作的红利替代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角色，还可以利用中国当前寻求稳定中印关系的需要采取进攻性战略投机措施，106在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与美国周旋之际，对中国进行利益甚至领土勒索。107虽然印度仍不愿放弃不结盟政策，美印之间也存在政策分歧，但由于美印两国在阻碍中国下一阶段发展问题上具有广泛的战略合作基础，因而印度未来还是很可能选择与霸权国美国进行战略联动，继续以“交好美国、应对中国”作为其战略主线，108进一步利用美国“印太战略”实现“东向政策”,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印双边关系的走向并不由两国经贸合作现状与未来合作收益所决定，经济利益也不会成为崛起国与地区性大国对外政策追求的主要内容。中印经济仍存在极强的上下游产业依赖关系，两国并不能真正实现“经济脱钩”,109但由于中印之间存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地区主导权的双重竞争，在争端面前彼此没有过多的退让空间。在中国被印度视为其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时，经济在中印政治关系稳定中所能发挥的实质性影响相当有限，“经济压舱石”呈现失效状态。尽管2021年中国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110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会放弃基于零和博弈的对华思维逻辑。在两国相互接受彼此的角色定位之前，对华强硬仍会是印度长期的战略主基调，双方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实质性合作仍然难以达成。

此外，“经济压舱石”在未来中越关系中或也存在失效可能，中国亦需保持警惕。越南在中南半岛次区域有扮演主导国的诉求，面对中国倡议的澜沧江—湄公河等合作框架，越南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自己在次区域的竞争对手，也愿意配合美国在战略上制衡中国。相较而言，中俄在中亚地区总体是互补角色，俄罗斯自我定位是全球性大国，中俄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关系或可以消解两国在中亚地区层面的利益摩擦，有较大的“以经稳政”空间。

(四)中美竞争背景下的中澳关系

2022年正值中澳建交50周年。过去50年里，中澳两国在各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双边政治经济往来密切，形成了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双边贸易额也从1972年建交时的7200万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68亿美元。111但随着近年来非经济因素对中澳关系的干扰增多，澳大利亚与中国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正逐渐激化，在安全战略选择以及区域竞争等领域的矛盾也不断累积，使两国的矛盾分歧逐渐大于共同利益，中澳关系中“经济压舱石”呈现作用失效状态。

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1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比例超过对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的3.5倍，经济上对华依赖很深。同时，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是中国重要的逆差来源国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112中澳双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具有继续扩大合作的未来潜力。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机电、服装和家具等丰富且廉价的工业制成品，而自然资源丰富、人均资源占有量高的澳大利亚也为中国庞大的人口与工业体量提供了铁矿石、煤炭以及农牧业产品等能源与原材料支持。113201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为中澳两国贸易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为两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澳大利亚四面环海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风情也备受中国游客与留学生青睐。据统计，中国游客占据赴澳海外游客总量的1/3,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与中国的文旅交流每年可为澳大利亚带来超过100亿澳元的收入。114但中澳间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未能维系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顺差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没能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为应对崛起国，力量未处下风但正在衰退的霸权国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盟友，以结成同盟的方式限制崛起国的发展。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企图通过强化美澳政治安全同盟的方式遏制中国，多次在对华政策上向澳大利亚施压，敦促其减少对华商业依赖。115而作为美国盟友的澳大利亚也逐渐放弃其“平衡”政策，选择加深其与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成为美国战略的追随者与制华的“急先锋”。2017年，澳大利亚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中国电讯商中兴与华为参加本国5G建设的国家。2020年，澳大利亚积极游说各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之外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独立的溯源调查”,并在中国十分敏感的主权问题上站队美国，对涉港、涉疆、涉台与南海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后又基于其2020年12月通过的《外交关系法案》废除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并联合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禁止本国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中澳双边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谷期，双边高层交往随之中断。受政治波动影响，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中澳双边贸易出现明显下滑。116

在中澳双边关系走向紧张的过程中，其所建立的密切经济联系与未来良好的经济合作前景未能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踩下刹车。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作为与美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盟友，选择了与美国一致的对华经济策略，117导致中国“以经稳政”策略难以实现。2018年，澳大利亚加大了对中国资金的审查力度，质疑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存在政治意图”。202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种种挑衅行为进行贸易反制，决定减少红酒、大麦、煤炭和龙虾等澳大利亚产品进口，并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大麦和葡萄酒收取相应的关税与反倾销税。118同时，澳大利亚也对中国的钢、铝和A4纸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就大麦关税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并于2020年出台《外商投资改革法》,进一步限制中国向其所谓敏感行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后又敦促澳大利亚企业采取“中国+”战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快实现对华“经济脱钩”。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由新冠肺炎疫情与对华“经济脱钩”共同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对华出口大幅减少，国内相关企业受损严重，中国游客与留学生赴澳人数也明显减少。由于澳大利亚不断收紧中国在澳投资审查，中国在澳投资的信心与热情直线降低，2020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大幅下跌61%,达到6年来的新低。119虽然中国在对澳示警方面保持了较大的战略克制，但是中澳未来的战略分歧仍然十分明显。

对澳大利亚而言，其与中国并不存在地缘冲突与国力竞争，与中国开展广泛贸易也是其维持市场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由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多为农牧业产品或工矿业材料，除铁矿石外澳大利亚产品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强，因此其选择与中国“经济脱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同时，澳大利亚也难以阻止其他国家趁机获得其转移的经济利益与中国市场。仅从经济上看，澳大利亚在中澳贸易顺差与广阔的经济合作前景面前选择对华“经济脱钩”,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急先锋”的行为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我们需要探寻澳大利亚种种反常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实际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矛盾分歧主要在于其国家战略选择以及两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澳大利亚种种反常行为的背后是其难以改变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

澳大利亚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三个自我定位均与中国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张力，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压力也使澳大利亚越来越难以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首先，澳大利亚自认为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威胁”。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希望继续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120出于历史文化的亲近感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澳大利亚一直拥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认同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在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并积极参与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与战略部署，期待能继续受益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安全事务体系，优先获得美国的军事装备以及技术与战略支持。121为此，澳大利亚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对现有美国主导的国际与地区秩序的“挑战”,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将对印太地区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行为视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122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的《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更是意有所指地表明澳大利亚已进入紧张时期，正面临包括某些大国战略推进的压力与经济手段在内的种种“胁迫”。123

其次，澳大利亚自认其为全球“中等强国”,在中美竞争加剧态势下具有充当西方世界在亚洲的“桥头堡”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构想。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地区的“地缘重心国”,并一向奉行“中等强国外交”,在行动上坚持“发力亚太、放眼世界”。124为此，澳大利亚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项事务，在诸如气候、反恐和核不扩散等议题领域表现活跃，125具有成为世界顶级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愿景，126并长期向太平洋诸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127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澳大利亚积极为周边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在中美不存在战略竞争时，澳大利亚认为自身并不需要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128其可以作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桥梁在“立足西方”和“融入亚洲”之间保持平衡。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在西方价值观的驱使下从各方面向美国靠拢，急于展示其同盟意志与“战略价值”,多次在外交和国防战略文件中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主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129也是“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130在对华遏制的很多举措中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多处强调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建设问题，131表示要加大对进攻性远程作战武器的采购，强调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支点地位，突出体现了其向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拓展影响并借助美澳同盟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意愿。

最后，澳大利亚自视为南太地区霸主，对中国在南太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十分抵触。澳大利亚在与南太岛国的互动中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控制色彩，中国和南太国家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时所采取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行为使澳大利亚深感不安，认为其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132此外，受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的影响，虽然澳大利亚一直自视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坚持奉行西方的价值观，但其始终存在着游离于西方世界的不安全感和文化自卑心态，这导致其白人社会价值观取向更为偏执，常以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体系“卫道士”自居，反而比同属于西方文明的欧洲国家更加抵触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模式。

中澳双边关系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外溢和附属。在澳大利亚看来，中澳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利益，经贸领域的利益驱动无法抵消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立，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会使其陷入“被利用与操纵”的风险。尽管当前中澳两国经贸联系保持了较大的连续性，贸易合作的结构性关系也难以被替换，但澳大利亚已急于提升自主生产能力并试图实现市场转移，积极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越南等国家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以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133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多表现在经贸等低政治维度，在地区秩序、安全战略选择和国际规则等领域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加之在南太地区存在利益竞争，中澳两国的矛盾分歧远大于共同利益，双方的密切经贸合作难以转化为政治成果，导致“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失效，若未来中美战略性竞争加剧，中澳两国之间的矛盾分歧也会随之激化。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时符合假说2和假说3,其既自诩为美国亲密的价值观盟友，又认为自身与中国之间存在南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而与澳大利亚同为美国盟友的菲律宾却与此不同，中菲关系虽曾因“黄岩岛事件”和“南海仲裁案”陷入低谷，但仍有转圜余地。134菲律宾地处亚洲，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但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低，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利益最大化的“大国平衡”战略，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持抵制态度，前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更是直言菲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135尽管前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Ⅲ)曾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鼓动下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但美菲之间的战略联盟并不稳定，菲律宾的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自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就逐渐放弃了联美制华的外交政策并主动向中国示好，希望与中国建立长期的互惠关系，中菲关系出现快速缓和的迹象。菲律宾既有借助与中国经贸联系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本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有在大国间保持平衡的战略追求。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两国都愿意为了发展问题而暂时搁置争议，也在建立稳定的中菲政治经济关系上达成了战略共识。对此，菲律宾新任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表示将延续菲律宾“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计划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未来也将更加依托中国来解决本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并提出愿意以中菲双边协商等外交途径解决南海争端，释放了更多的“可谈判”信号，中菲之间存在“以经稳政”空间。因此，相较于同中国存在领土争议但不存在价值观认同的美国非西方盟友菲律宾，澳大利亚成为最积极主动配合美国打压中国发展的国家。而与澳大利亚在西方阵营地位相似的加拿大、一向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标榜的北欧国家挪威和瑞典以及最晚加入北约也最怕被美国抛弃的波罗的海三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抵触程度次之。相比而言，中国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与希腊等美国传统欧陆盟友开展经济外交的空间和效果相对更大。

(五)中国发展带动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相较于美国、美国亲密的价值观盟友以及地区竞争性大国，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间的矛盾更容易被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搁置和弥合，经济可以起到“稳政”甚至“促政”的作用。尽管近年来中美竞争加剧，但中国与安全依赖于美国的非西方盟友以及具有领土争议而无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具有一定空间，“经济压舱石”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既是近年来中国搁置争议、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策略所致，也是中国快速发展影响力提升的大势所趋。

中国周边形势复杂，是全球除俄罗斯外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136基于不同的实力对比、地理区位、政治诉求、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周边国家在对华立场上存在差异。虽然当前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之间仍存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但周边政治环境的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中国可以借助与周边国家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稳定政治关系，缓解中国与竞争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压力。

2021年对于中国和亚洲国家来说是进取和收获之年，137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在顶住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凝聚了更强劲的区域合作认同。在此期间，东盟于2020年首次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由1991年的7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6851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138《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生效进一步加快了各方的经济合作，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139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发展以及处理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也为其带来加强合作的信心。在周边大多数国家希望尽快突破本国发展瓶颈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在经济领域为周边国家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国家，可以在深化与周边经贸合作的基础上顺势加深彼此政治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压舱石”可以成为中国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抓手。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向深受美国的干预与影响。美国是对亚洲地区影响最大的域外大国，被亚洲国家视为拥有重要利益的亚洲常驻强权，在中国周边地区拥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还有印度、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安全伙伴。140出于在中国周边形成抑制中国发展的“包围圈”这一目标，美国一向重视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并习惯于与域内其他地区性大国联手，以推动和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摩擦与矛盾的方式干扰中国正常发展，促使这些国家形成更深的对美安全依赖。141但由于美国与亚洲存在海洋阻隔，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承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亚太战略的孤立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美国要求亚洲伙伴和盟友分摊地区安全成本以及向亚太多个国家提出重谈贸易协定的行为，加剧了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战略不稳定的心态认知，142使它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除非紧张局势升级或者发生更糟的冲突，否则不会自动获得美国援助”。143同时，美国从全球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待亚太地区事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印太战略”的举措也引发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的不满。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表现得更像一个“破坏者”而非“建设者”,其在地区安全领域不断地拉拢域内外大国，加强政治集团化，在印太地区积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架构，推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严重威胁了东盟的中心地位。美国根据自身战略需求区别对待亚太各国，在处理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关系中“重施压而轻经营”的做法，使得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萌生了更强烈的自主意识。因此在美国日渐走向单边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国家表现得更为务实，更加关注本国发展问题，而不愿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除美国的西方盟友以及与中国具有地区结构矛盾的大国之外，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更倾向于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中立，不愿选边站队也不愿呼应美国的对华“经济脱钩”论调。

与美国不同，中国视亚太国家为近邻，144同亚太国家之间有着发展的共同需求。周边国家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依托地带。145而中国周边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聚集地，大多数国家也有着借助外部力量实现本民族快速发展的利益需求，倾向于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内在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结构的差异性使双方存在巨大的互补市场，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仅可以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依赖，还可以创造彼此间的发展性依赖，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良性互动局面。在中国积极经略周边的背景下，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高新技术支持，为亚太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速。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表示：“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想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希望本国能享受到中国这一世界强国的善意和支持，并与中国一道发展。”146所以同奉行对华“经济脱钩”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有着经济进一步“挂钩”的共同需求。由于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双方的经济合作更关注绝对收益，对相对收益得失的敏感性较低，愿意为实现战略利益和共同目标做出一定的经济甚至政治让步。而中国周边国家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也使得中国周边大多数美国的非西方盟友更关注如何突破本国发展瓶颈问题，为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往往也愿意做出一定的政治妥协。因此，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之间有着较大谈判余地，“以经稳政”的效用空间大。

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之间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基础和价值基础同时存在，中国经济外交重点重新回归周边具备基础条件。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周边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彼此间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周边国家也希望中国可以填补地区经济增量和治理缺位问题，并希望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一系列地区经济发展的合作机制获得实际的建设与资金支持，突破当下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以东盟为例，2022年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第20年，147在这20年里，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148双方的经贸潜力得到了极大释放。149中国与东盟10国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双边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也实现了顺利对接，区域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升，并于2020年形成了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局面。15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参与国经贸规则的融合，为塑造经济合作新发展格局打造了良好基础。151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业链高度互补、价值链紧密相连，具备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和要素互补优势，大多数周边国家都希望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希望可以基于自身的相对优势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实现本国快速发展。因此在现阶段，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双边关系中的合作性远大于竞争性。周边国家虽仍存在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忧虑，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摩擦与冲突，但总体上看，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并不具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海等地区问题上的分歧也基本可控。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美两国的不同表现也使得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等不实言论缺乏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与地区的产业链循环受阻，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减速，一些国家甚至存在“因疫返贫”的可能。152而就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中国仍保持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并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提供了大量必要的抗疫物资与医疗援助产品，153增强了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展示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周边国家对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持消极态度的情况多集中于美国的亚太盟友中，大部分周边国家的民调显示，其民间社会对中国应对疫情的种种举措总体持肯定态度，尤其关注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区域供给链中的角色，具有明显意愿推进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因此，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量与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双边政治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可以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手段获得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与认可，154有机会在地区安全等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议价资本。未来“以经稳政”能否达到“以经促政”的效果，也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亚太地区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扮演更大份额终端市场的角色、能否与周边国家共建“协同发展”地区模式，成为地区非传统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为地区稳定和繁荣做出决定性贡献。

五 结论

在大国崛起阶段，“以经稳政”的适用效力往往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和彼此间矛盾的性质认知。在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矛盾没有上升为结构性矛盾时，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确可以成为国家在对外政治领域保持自我克制的“压舱石”,起到稳定双边政治关系的效果。但当矛盾性质升级时，经贸关系不仅很难阻止国家间的零和博弈，甚至可能成为相关国家及政治集团打压崛起国的筹码，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特别关注了处于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在处理与霸权国的关系时彼此间“经济压舱石”失效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形，揭示了地区主导权出现转移或松动时崛起国与区域大国、处于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之间“经济压舱石”的失效状况，同时分析了“经济压舱石”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本文发现，崛起国凭借紧密的经济纽带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稳定及提升政治关系、开展经济外交工作仍然具有相当的作为空间，其中也包括与崛起国仅存在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之间。

在进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中国“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发生了较大的伸缩。中国需要更加合理地划定经济外交布局，根据不同类型国家有的放矢，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以发挥最大功效，同时避免对一些国家采取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的经济策略。在经济相互依赖难以“压舱”政治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应考虑放弃通过经济让利以期实现政治目标的相关政策，避免政经相互捆绑，让经济目标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经济作为低政治手段，对于安全、意识形态等高政治领域出现的双边矛盾的缓解和改观效力十分有限，而且基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所形成的稳定目标需要建立在双方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当前美国对于中国在中美经济关系中获得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均难以接受，还逐渐将其价值观盟友裹挟其中，形成针对和打压中国经济的集团政治生态。因此中国要客观认识并应对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不应将中国的发展寄希望于中美经济的相互紧密捆绑，而需要适度降低对美国主导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防止美国利用中国迫切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关系以避免政治冲突的心理，将“经济脱钩”或“经济战”作为惯用威胁，增加其与中国的政治议价筹码，对中国进行反复的利益勒索。155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和经济集团局部“脱钩”的趋势做好底线准备，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大投入，竭力自主创新，进一步分散进口与出口市场，加快与“一带一路”国家及其他贸易伙伴的自贸区谈判和升级进程，展现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力。

地区竞争性大国出于对中国相对收益的敏感性关注，会将政治和安全因素考量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导，经济相互依赖稳定政治关系的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如果中国为维持其与地区竞争性大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上做出较大妥协，反而会导致对方利用中美竞争和矛盾升级进行战略投机，令中国陷入被动和两难境地。因此，中国也需要在经贸关系对双边政治关系走向影响有限的认识基础上，选择与对方进行更灵活的策略博弈。

对于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经济压舱石”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中国未来能否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建设同这些国家共建协同发展模式、能否在全球特别是东亚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充当更大份额终端市场的角色以及能否成为世界和地区非传统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为世界和地区稳定和繁荣做出决定性贡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对外开放及开展经济外交的重点应放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将首要战略资源聚焦于中国周边地区，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周边环境。

中国还需要积极利用自身经济优势，挖掘国内庞大的市场和消费能力，提升为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能力，进而扩大整个地区的内需水平，带动地区经济结构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转型，形成地区内部的相互依赖和优势互补，并积极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之间共建发展模式，帮助更多国家解决长期发展瓶颈问题，关注它们真实的利益诉求，把关注重点放到提升其社会切实“获得感”上，从而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内涵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广的全球及区域公共产品，在提供安全保障和提升治理领域效率方面提供更多中国方案，在全球和地区治理领域进一步打造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战略安全空间和经济利益空间相互适应。

（作者：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部彦君，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本文的主要框架和思路曾于2021年10月17日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论坛“新挑战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宣读。

2(1)高程、王震:《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4—27页。

3(2)张一飞:《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和未来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第75—97页。

4(3)张一飞:《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和未来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第75—97页。

5(4)中美经贸紧密联系时学界关于“经济压舱石”的乐观性论述,参见刘建飞:《经贸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载舱”》,载《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42期,第9—10页;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苗迎春:《经济因素: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取暖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第16—19页;郎平:《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24—31页。

6(5)在中美经贸摩擦时期,有学者较为明确地提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正在消解。参见罗振兴:《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76—102页;韩永辉等:《中美经贸关系演进的现状、动因与对策》,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4期,第28—39页。

7(6)较为明确地提出经济正在由“压舱石”转为博弈点的观点,参见陈定定、康晓蒙、夏雨:《“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55—90页;姚玮、李文杰:《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为什么失灵了》,载《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7期,第6—8页。

8(7)在2018年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两份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白皮书中,前言部分都首先阐明中美之间的“经济压舱石”,认为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对于两国经贸分歧和摩擦,中国始终表示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9(8)2019年9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全国商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晚餐会时表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流是“推进器”。我们不能把“压舱石”丢弃,也不要让“推进器”熄火,要在巩固现有合作基础上着眼新的现实做出新的规划,积极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2021年10月26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2021年会暨全球制造业峰会上的致辞中表示:“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美关系当前正经历新一轮磨合调整,希望经贸合作还要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和‘稳定器’。”参见《登高望远,不惑前行——王毅国务委员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全国商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晚餐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yjh_681976/201909/t20190925_9381630.shtm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秦刚大使向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2021年会暨全球制造业峰会视频致辞》,https://www.mfa.gov.cn/ce/ceus//chn/zmgx/t1917103.htm,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

10(9)2018年12月20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反驳了外界认为“过去40年经贸关系一直扮演着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正在弱化”的观点,指出“中美两个大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不会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不会改变”。202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表示,中美两个大国在经贸关系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深度交流和广泛合作,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并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中美经贸关系再次成为“压舱石”和“推进器”创造了条件。参见《商务部12月2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swb/Document/1644407/1644407.htm,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0日;《刘鹤: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01/17/content_5470340.htm,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0日。

11(10)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趋势》,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89—117页。

12(11)本文主要思路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论坛“新挑战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宣读时,阎学通教授建议将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进一步提升到对相互依赖理论适应性的探讨,这对于论文分析框架的完善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在讨论中刘丰、漆海霞等同仁对也对本文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13(12)邝艳湘:《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依赖与世界和平》,外交学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14(13)Robert M.A.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tmouth Publishing Co Ltd,1996,p.51.

15(14)Richard Cobden,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42-43.

16(15)Jaap de Wilde,“Promises of Interdependence:Risks and Opportunitie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Vol.19,No.2,1988,pp.159-166.

17(16)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59.

18(17)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Vol.24,No.2,1972,pp.159-181.

19(18)参见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Interdependence:Myth or Reality,” World Politics,Vol.26,No.1,1973,pp.1-27;Edward L.Morse,“Transnational Economic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1971,pp.373-397;Joseph S.Nye and Robert 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1971,pp.329-349;Oran R.Young,“Interdependenc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24,No.4,1969,pp.726-750。

20(19)关于复合相互依赖的具体论述,参见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20)参见Solomon W.Polachek,“Conflict and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4,No.1,1980,pp.55-78;Paul A.Papayoanou,“Interdependence,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Britain,Germany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4,1996,pp.42-76;Mark Gasiorowski and Solomon W.Polachek,“Conflict and Interdependence:East-West Trade and Linkages in the Era of Déten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6,No.4,1982,pp.709-729。

22(21)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35页;柳剑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7页;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65—72页;James D.Morrow,“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No.4,1999,pp.481-489;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4,1996,pp.5-41;Zeev Maoz,“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No.1,2009,pp.223-240;Edward Deering Mansfield and Brian M.Pollins,ed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p.19;Michael Mousseau and Havard Hegre,“How the Wealth of Nations Conditions the Liberal Pea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2,2003,pp.277-314;Michael W.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4,1986,pp.1151-1169。

23(22)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斯蒂芬·克莱斯纳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崔守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相关性考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3—18页;钟振明:《相互依存与国际合作:反思经济自由主义对冷战后和平前景的预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年第3期,第35—37页;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0,No.2,1970,pp.231-236;Katherine Barbieri,“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3,No.1,1996,pp.29-49;Katherine Barbieri and Rafael Reuveny,“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ivil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7,No.4,2005,pp.1228-1247;Albert 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24(23)郭树永:《“经济依存和平论”初探》,载《欧洲》,1998年第5期,第28—33页。

25(24)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26(25)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25页。

27(26)郎平:《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24—31页。

28(27)刘丰:《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16页。

29(28)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4页。

30(29)关于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经济压力陷阱”的具体阐述,参见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

31(30)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2页。

32(31)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33(32)顾全:《偏见、互疑与海权:论一战前英德关系的倒退及影响》,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66页。

34(33)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0—495页。

35(34)秦立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权战略与英德冲突的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46—70页。

36(35)柏来喜:《代价高昂的胜利——浅析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济损失及其影响》,载《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第141—143页。

37(36)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25页。

38(37)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8页。

39(38)Archibald Colquhoun Bell,A History of the Blockade of Germany and the Countries Associated with Her in the Great War,Austria-Hungary,Bulgaria,and Turkey,1914-19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p.128.

40(39)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2010,pp.204-205.

41(40)Avner Offer,The First World War: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64.

42(41)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45页。

43(42)在1890年左右,除德国之外的其他大国逐渐转向经济保护主义。而与依赖海外市场和需要大量从海外获得原材料的德国不同,英、法、俄等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有实施封闭经济政策的能力。具体论述参见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41—150页。

44(43)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45(44)戴尔·科普兰著,黄福武译:《大战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46(45)梅然:《海军扩展与战略稳定:从英德竞争到中美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75—89页。

47(46)伯纳德·爱尔兰著,李雯、刘慧娟译:《一年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8(47)Michael Epkenhans,et al.,The Kaiser:New Research on WilhelmⅡ'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49(48)保罗·肯尼迪著,沈志雄译:《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

50(49)James P.Baxter,“Great Britain and the German Navy,By Woodward E.L.,Fellow of All Souls College,Oxfor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1,1936,pp.133-134.

51(50)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08年査尔斯哈丁会谈、1908年海军会谈和1912年海军谈判。关于谈判的具体内容,参见李富森:《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海军战略与政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52(5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53(52)Archibald Colquhoun Bell,A History of the Blockade of Germany and the Countries Associated with Her in the Great War,Austria-Hungary,Bulgaria,and Turkey,1914-1918,p.128.

54(53)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邓峰译:《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43页。

55(54)高程、王震:《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4—27页。

56(55)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12.

57(56)董秀丽:《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页。

58(57)刘舒天:《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第82—119页。

59(58)阎学通:《加大的政治影响力:非同步的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载《国际贸易》,2002年第12期,第16—17页。

60(59)张一飞:《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第75—97页。

61(60)宋国友:《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悖论》,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第8—14页。

62(61)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4页。

63(62)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一书中预言,中国需要在2025年才能实现GDP世界第二的成绩。参见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8。

64(6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65(64)《中国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国家》,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1/c_1125021487.htm,访问时间:2022年1月10日。

66(65)王晓红、郭霞:《加强国际合作践行互利共赢》,载《光明日报》,2021年12月7日。

67(66)“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由德国率先提出,是指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突破口的信息化工业革命,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工业革命。

68(67)USTR,“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6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17/AnnualReport/Chapter%20I%20-%20The%20President%27s%20Trade%20Policy%20Agenda.pdf,访问时间:2022年1月1日。

69(68)罗振兴:《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76—102页。

70(69)罗振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向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27—136页。

71(70)姚博:《美国“301调查”和中美“贸易战”》,载《亚太经济》,2018年第3期,第47—52页。

72(71)宋国友:《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6期,第64—72页。

73(72)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63页。

74(73)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55页。

75(74)张敦伟:《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现实主义与贸易预期理论:论经济依存与战争冲突之间的关系》,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6期,第57—65页。

76(75)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98页。

77(7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

78(77)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6.

79(78)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24—36页。

80(79)李天华:《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期,第49—54页。

81(80)《经贸合作兴起,经济交往成为中印关系主导力量》,http://news.sina.com.cn/o/2003-11-27/15291201917s.shtml,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

82(81)原计划于2008年实现的目标实际上在2006年提前实现,2006年中印双边贸易就达到了248.6亿美元。

83(82)2003年,中印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5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2006年,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制定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2010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公报》。2013年,双方发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2014年,双方发表《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1207/t23718.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1207/t255666.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联合宣言》,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1207/t285914.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1207/t399534.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公报〉全文》,http://www.gov.cn/jrzg/2010-12/16/content_1767522.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1207_677232/201310/t20131023_8008749.shtml,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gov.cn/xinwen/2014-09/19/content_2753299.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2日。

84(83)叶海林:《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2页。

85(84)李家胜:《印度洋海权竞争与印度的战略反应》,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1期,第130—158页。

86(85)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的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参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87(86)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

88(87)Rajesh Rajagopalan,“India Strategic Choices: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_312_Rajesh_Strategic_Choices_FNL.pdf,访问时间:2022年5月18日。

89(88)《莫迪香格里拉对话演讲:让我们从前吠陀时代说起》,https://www.guancha.cn/modi/2018_06_05_459037_s.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日。

90(89)Shivshankar Menon,India and Asian Geopolitics:The Past,Pres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21,pp.287-290.

91(90)Shivshankar Menon,India and Asian Geopolitics:The Past,Present,pp.287-290.

92(91)吕赛、钟昌标:《新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印经贸协调与合作研究》,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6期,第60—80页。

93(92)Shivshankar Menon,India and Asian Geopolitics:The Past,Present,pp.289-290.

94(93)Atul Aneja,“Modi,Xi Detail Measures to Resolve Border Issue,” The Hindu,April 28,2018.

95(94)《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继续举行会晤》,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9-10/12/c_1125097498.htm,访问时间:2022年1月12日。

96(95)吕赛、钟昌标:《新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印经贸协调与合作研究》,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6期,第60—80页。

97(96)杨思灵、高会平:《中印冲突与合作的条件——基于情势变更理论的分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6期,第1—24页。

98(97)《2019年12月印度贸易简讯》,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67834,访问时间:2022年1月30日。

99(98)在中国所有贸易伙伴中,印度是发起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1994—2017年,印度共对中国发起200余起反倾销调查,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的16.6%。参见《印度成为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http://www.cinic.org.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98&id=389672&m=content,访问时间:2022年1月22日。

100(99)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26—34页。

101(100)郑海琦:《“印太战略”视阈下印度的战略角色转变与关系定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5期,第91—110页。

102(101)“Covt Approval Must for All FDIs from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e Times of India,April 18,2020.

103(102)The Department of Expenditure,Ministry of Finance,Government of India,“Office Memorandum Subject:Insertion of Rule 144(xi)in General Financial Rules(GFRs),2017,” https://doe.gov.in/sites/default/files/OM%20datd%2023.07.2020.pdf,访问时间:2022年1月29日。

104(103)王春燕、郭建伟:《“印太”战略下印度对华“经济脱钩”行为分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第32—47页。

105(104)《印度5G试验华为、中兴被排除中使馆表示遗憾》,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430pzZRvpcp,访问时间:2022年2月20日。

106(105)门洪华、汪婷:《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的战略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第32—43页。

107(106)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06—128页。

108(107)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将印度培养成其亚洲政策的核心,不断强调“印太战略”构想,并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印度加强在该地区的地位,不仅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而且在国防方面积极推动《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强调要使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切实生效。

109(108)S.Jaishankar,The India Way: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New Delhi:Harper Collins India,2020.

110(109)王春燕、郭建伟:《“印太”战略下印度对华“经济脱钩”行为分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第3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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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1)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2020.

133(132)刘卿:《澳大利亚强化南太政策:措施、动因及制约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64—81页。

134(133)Senator the Hon Simon Birmingham,“Trading Australia Towards the Future,” https://www.trademinister.gov.au/minister/simon-birmingham/speech/trading-australia-towards-future,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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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35)Doug Bandow,“Does America Need Rodrigo Dutert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es-america-need-rodrigo-duterte-18170,访问时间: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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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37)《王毅:2021年是中国周边外交进取和收获之年》,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112/t20211230_10477280.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13日。

139(138)雷小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发展成就、历史经验及前景展望》,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第61—82页。

140(139)《全球最大自贸区诞生,有何深意?——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谈RCEP正式签署》,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5/content_5561726.htm,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

141(140)周方银:《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10—13页。

142(141)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33—45页。

143(142)韩爱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策略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78—89页。

144(143)Lee Hsien Loong,“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Vol.99,No.1,2020,p.52.

145(144)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

146(145)林民旺:《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43—50页。

147(146)李显龙:《亚太国家不想选边站更希望看到合作的中美》,http://mil.news.sina.com.cn/dgby/2020-06-10/doc-iircuyvi7670872.shtml,访问时间:2022年6月1日。

148(147)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http://gj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212/20021200056452.html,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

149(148)《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8日。

150(149)在中国与6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东盟有6个国家进入贸易额排名的前10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也占较大比重。参见李文溥、王燕武:《“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载《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4期,第5—19页。

151(15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十周年实施报告》,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2011/20201113175809195.pdf,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

152(151)潘晓明:《RCEP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未来》,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8—117页。

153(152)凌胜利:《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周边外交》,载《前线》,2021年第6期,第35—38页。

154(153)“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ASEAN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PMC) 10+1 Session with China,” https://asean.org/storage/2020/09/Final-Chairmans-Statement-of-the-PMC-Plus-One-Sessions-with-China.pdf,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中国国防部向印尼援助抗疫物资》,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0-05/13/content_4865049.htm,访问时间:2022年4月5日。

155(154)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第32—48页。

156(155)James D.Morrow,“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No.4,1999,pp.481-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