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结构是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国家间发展绩效的差异。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作者构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这一新的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权力结构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平等型权力结构能为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集中型权力结构阻碍发展；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土地平等是国家实现发展的主要路径；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国家发展都具有周期性。具体而言，国家的发展遵循如下机制：高度不平等引发的危机开启了权力平等化进程，农民集团权力地位的提升可促进土地平等，土地平等能够推动家庭农场经济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由此开启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全面平等的良性循环；经济社会的平等化进程又能助推公民共同体、强大政党和高效政府的形成，从而实现包容型的政治发展。如果一国的集中型权力结构长期持续，由其支持的土地集中会带来经济社会不平等，抑制供给与需求，进而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经济依附和政治庇护主义，最终该国将落入发展陷阱。基于61个国家1980—2020年数据的量化研究确认了权力平等、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呈高度正相关，对韩国、墨西哥和美国案例的研究则验证了两种发展机制。

关键词：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权力结构；土地平等；包容型发展；排斥型发展；

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于何处?为何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在经济发展方面，人类生产力的进步速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非常迟缓，直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快速增长，至今只有30余个经济体进入发达状态。120世纪中期以来，仅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长期增长，其中只有6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2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实现持续增长目前仍遥不可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全球政治发展进程同样曲折，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专制主义阶段，直到近代以来才出现不同类型的民主体制，但能同时实现高度共识、高效治理和广泛参与的政治共同体仍为数极少。近十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出现衰败迹象，全球政治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为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探讨了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和平等等多种变量的作用，政治学家则探究了经济增长与权力博弈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相关理论将发展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但在解释力上各有不足。鉴此，本文对发展动力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权力结构分析的新框架，并通过量化统计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予以验证。

一 既有发展动力理论回顾

发展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发展动力的根源。围绕这一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类型的发展经历时都遭遇了挑战。

(一)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的演化

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包容性的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研究经历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演化过程，从“纯经济”取向的增长理论到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再到社会取向的平等学派，经济发展理论越来越具有“泛社会科学”色彩。

1.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现代增长理论发端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的“物质资本决定论”。3自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发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后，4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但其每一次进步都产生了新的外生变量，需要新的解释。5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对此的批评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即是增长。”6换言之，现代增长理论以增长解释增长，并没有触及发展动力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则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它揭露了“国家之恶”,但回避了市场失灵问题，未对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因素进行充分解释。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表明，政府是塑造市场的主要力量，小政府未必是好政府，更不必然能创造出好市场。7面对失败，新自由主义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并向新制度经济学靠拢。8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好制度可以产生正向激励并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首要原因。9诺思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分别提出了社会秩序理论和包容性—攫取性制度理论来阐释制度的作用。10总的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发掘了制度的作用并区分了两种不同本质的发展类型，对发展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逐步成为发展领域的主流理论。但它定义的“好制度”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取向，被等同于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种观点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质疑。在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政治学领军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在17项既有定量研究中，仅有5项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更有利，有8项认为威权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4项研究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确因果关系。11在经济制度方面，一些重要的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制度与长期增长只具有微弱的相关性，诺思本人也认可制度无法移植的观点。12更具说服力的反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而拥有西式民主和市场制度的拉美国家却发展受挫，这与制度理论背道而驰。诺思求助于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解释这一明显悖论，认为西班牙式的专制集权传统造成了拉美国家的制度失效。13但如果作为源头的西班牙都可以改变集权传统实现发展，为什么拉美国家必然陷入路径依赖?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二者谁将占优?尽管诺思从制度决定论滑向文化决定论，却仍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此，诺思晚年的研究开始探讨暴力对制度的决定作用，但未取得突破。阿西莫格鲁使用“实际政治权力”(源于财富、暴力、集体行动能力而非政治制度的权力)概念提出了新解释：拉美国家的精英集团实际政治权力更大，能够抵消民主化的影响，使西式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失效。14但正如普沃斯基所说：“如果是某些条件决定了制度(及其绩效),那么制度只是传递这些条件的媒介而非起因。”15简言之，制度的作用被夸大了。当暴力或政治权力的更深层作用被发掘的时候，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制度主义，走上了权力分析的路径。

2.平等理论：发掘土地平等的关键作用

迥异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取向，另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了平等与发展的关系，并分裂为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长期以来，基于不平等—高储蓄率—高增长率—平等逻辑的库兹涅茨假说占据主流地位，认为增长的涓滴效应会逐步促进平等。但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用充分的长期跨国统计数据证伪了库兹涅茨假说：美国等五国1910—2010年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长期收入分配曲线呈U形，即先下降后上升，而非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根据美国1913—1948年数据所描绘的倒U形曲线。16此外拉美号称是“最不平等的大陆”,20世纪60年代至今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5以上，长期增长率远低于美国，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型。17两类国家的事实都说明库兹涅茨假说的逻辑并不成立。

平等促进增长的多种机制得到了探讨，其中土地平等的独特功能尤其受到关注。阿尔伯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达尼·罗迪克(Dani Rodrik)证实了土地平等—高增长机制的存在。他们对1960—1985年土地基尼系数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土地基尼系数每增加0.16,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0.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都实现了高增长，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拉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8罗迪克还指出，以土地基尼系数等为代表的初始平等是造就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19世界银行对1960—2000年多国数据的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

在土地平等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方面，凯文·墨菲(Kevin Murphy)等模拟了土地平等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用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产品出口增加将提高国民收入，如果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收入会集中在大农场主手中，其需求以外国奢侈品为主，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对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很小；如果土地占有平等化，收入会在大批农民中平等分配，从而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产生巨大需求，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并使企业得到规模收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对工业化扩张发挥关键作用。21这些研究不仅支持了布鲁斯·约翰斯顿(Bruce Johnston)的经典理论，即只有农业先行 繁荣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 外汇、粮食和市场，22并且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及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高度吻合。23

对土地平等和家庭农场经济作用的发掘破除了“农业无用论”和“平等—效率对立论”两大传统误解。“农业无用论”认为，由于恩格尔系数的作用，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当有限，工业化的前提是农业停滞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出。24事实上，家庭农场经济的繁荣才是发展的初始动力。“平等—效率对立论”认为平等有损经济效率，但前述研究已经表明土地平等是消除这种对立的关键。土地平等是对生产资源的再分配，能够在提高产出的同时扩大需求、在提振消费的同时增加储蓄和投资，兼顾平等与效率。由此可见，土地平等理论提出了一条全新的包容型发展路径。有研究指出，其他类型的农业改革如印度的租佃制改革和废除柴明达尔制(中间人转租制)等也对减贫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有限的促进作用。25可见，土地平等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土地分配及农业政策等多种维度。

但土地平等从何而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阿莱西纳等的研究局限于经济领域，且依赖初始状态平等这一前提假设，没有继续挖掘初始平等从何而来。阿兰·詹弗瑞(Alain de Janvry)指出，成功的土地改革相当罕见，需要有一种政治理论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土地平等。26概言之，经济发展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深入到政治权力分析层面，土地平等理论则提出了完整的经济发展机制，但二者尚未实现充分融合，发展研究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二)政治发展理论：回归权力分析

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系的能力与包容性(包括政治参与能力、政党组织吸纳能力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早期政治发展研究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较大，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世俗化以及结构与功能分化。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民主过渡与巩固问题成为焦点，本文主要评述民主化相关理论。

当发展经济学家日益重视政治因素的时候，政治学家仍然沿袭现代化理论传统把经济发展奉为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动力论”又分为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为代表的乐观派27和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为代表的悲观派28,但两派的观点都被普沃斯基的实证研究否定。29“经济动力论”没有从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中汲取营养，忽略了增长类型的差异。乐观派仅关注包容型增长的积极后果，悲观派只看到攫取型增长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阶级或利益集团博弈角度探讨政治发展，其中一派强调主导性利益集团的作用，另一派则强调利益集团间权力均衡的重要性。

以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消灭农民才能避免专制。如果强大的资产阶级崛起并能消灭农民集团，就可以实现民主化。30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国家治理能力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认为，强大官僚集团的崛起导致发展型国家的出现。31但这两种理论都缺少对主导阶级∕集团行为逻辑的解释。“资产阶级民主论”无法以理性逻辑解释为何强大的英国资产阶级会主动与社会下层分享政治权力并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穆尔对农民作用的评价也与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不符。32发展型国家理论存在同样的问题：当处于强势地位时，政治精英集团往往会与私营部门结成寻租腐败同盟而非追求公共利益。33埃文斯也承认，“(官僚)与私人资本之间避免庇护主义和腐败的制约因素仍未得到清晰解释”。34

“权力均衡论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只有权力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分配并达到多元状态时，民主才有可能实现。35在比较研究西欧和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论”,提出一种基于权力均衡的民主化理论：如果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联合增强了社会中下层的权力，同时上层阶级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权力均衡状态就有利于促成民主化。尽管每个国家民主化的具体道路不同，但基本上都实现了阶级之间权力的总体均衡。36“权力均衡论”符合理性人逻辑，对历史的解释力更强，但这种“纯政治”分析侧重制度变迁，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不足，因而无法解释西欧与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差别。

“权力均衡论”得到了大样本量化研究的支持与补充。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聚焦于权力资源分配与民主程度间的关系。他认为权力源于土地等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他对147个国家或政治实体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70%的民主程度差异都可以用权力集中指数加以解释，即权力资源分配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发育。37卡雷尔·布瓦(Carels Boix)等使用发达国家1850—1949年的土地分配数据和教育普及率研究平等与民主的关系，其结论是：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极高；土地平等则可以显著降低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当一个农业社会实现了土地平等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就降为零。可见，正是土地平等促进了民主的巩固。38这些研究在土地平等与政治发展之间建立了正相关关系。

总体而言，政治发展研究发掘了阶级∕利益集团权力均衡和土地平等的重要作用，呼应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综合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来看，从权力斗争与权力均衡入手，以新框架探讨土地平等及其引致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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