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也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源泉。习近平在全球发展倡议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和“普惠包容”理念，将各国国内的平等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平等发展相结合，把平等理念推向全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次重大飞跃，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注入了精神内涵。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模式相对照，可以发现平等的缺失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鉴此，本文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规划：统筹中国三大全球倡议，将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置于百年大变局、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的背景下加以考量；提高拉美地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以平等理念为核心，统筹发展援助和中国投资，构建以农村减贫项目、产能合作项目为龙头的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宜选择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四国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支点国家。

关键词：平等；贫困；全球发展倡议；中拉发展伙伴关系；发展援助；减贫；

2021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的主要内容有六项，分别为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在2022年6月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又提出了“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倡议。在这些倡议中，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都是指实现发展的方式，以人民为中心和普惠包容则提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是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普惠包容”则关注国家间的不平等，强调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者涵盖了国内平等与国际平等两个方面，共同表达了全球发展倡议以平等为核心的基本理念。

一 平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所倡导的平等涵盖了国际与国内两个范畴。倡议提出了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平等理念的集中体现。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经济发展和长期政治稳定，创造中国奇迹，根本原因在于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改革带有鲜明的平等取向。其中，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土地平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新成果表明，土地平等可以使农业进步的收益平等分配至广大农户家庭，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的巨大需求和储蓄率提高，能从供需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逐步将经济体带入良性循环和结构升级的发展进程。美国、加拿大、北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都证实了这种发展机制，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二战后创造的东亚奇迹也植根于此。1中国奇迹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逐步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重新恢复了土地平等，由此实现了农业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扩张(即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开启了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支撑了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实现了持续40余年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以平等促发展、以发展促平等的良性循环。为减少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共产党把减贫特别是减少农村贫困作为重中之重。1994年，中国提出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基本解决了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到2021年，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3

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手段。习近平对此做了深刻阐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后，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的重要性，开始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个年份超过100%。在全球内需不足的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国进一步扩张国内大市场、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中国就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化的新格局。5因此，共同富裕还是中国引领全球发展、实施全球战略的基础工程。

可以说，平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执政的基本政治目标和核心理念。从结果平等到机会平等，从国内平等到国际平等，中国共产党对平等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平等的追求也成为中国模式对全世界的重大启示。将国内的平等发展与国际的平等发展相结合，不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掉队，构建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飞跃。从全球发展倡议开始，中国第一次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国内推向国际，必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关注的往往是资本、经济自由、制度等因素，对平等因素基本上不加关注。6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甚至把不平等作为发展的前提。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A.Lewis)、库兹涅茨(S.Kuznets)等提出了“不平等→高储蓄→高增长”机制：富人的储蓄倾向高于穷人，只有把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才能产生更多储蓄、更多投资和更高增长速度。7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拉美的发展史所证伪：更高的不平等带来的是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频繁的经济危机。以往的激进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等只强调国际因素，认为是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经济剥削、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妨碍了落后国家的发展，对国内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缺乏关注。中国共产党以平等为立党宗旨，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概括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的平等发展理念，既注重国内平等，又关注国际平等，代表了发展理论的新进步。全球发展倡议为全世界提供了重大启示，也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注入了灵魂。

二 不平等是拉美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

将拉美发展模式与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相对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平等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发了战争财，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所有东亚经济体，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而饱受战争蹂躏、资源匮乏的东亚则不被世人看好。但半个多世纪以后，东亚相继出现日本奇迹、汉江奇迹和中国奇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已经跨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相形之下，拉美的发展步履蹒跚，不仅经济增速迟缓、危机频发，而且政治动荡，社会问题丛生。对拉美发展模式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

(一) 高度不平等的二元社会

首先，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这个地区向来被称为“最不平等的大陆”,高度不平等的状况由来已久，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至今。根据联合国数据，在1970—2000年间，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平均值约为0.33,长期保持在较为平等的状态；亚洲国家较高，约为0.41;而拉美国家最高，达到0.51,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世界上15个最不平等的国家中有10个在拉美。8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受21世纪初期大宗商品出口繁荣的影响，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有轻微下降。但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拉美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又回升至0.46。应注意的是，除阿根廷之外，地区主要国家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基尼系数均保持在0.45以上，其中巴西仍处于0.52的高位，这意味着拉美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高度不平等之中。9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一个流量概念，如果对财富分配状况(存量)进行测量的话，拉美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研究表明，拉美地区共有104位亿万富豪(个人总资产超过10亿美元),他们占有的财富总量为4466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GDP(2021年)的11.1%。其中，智利的9名富豪、巴西的65名富豪、墨西哥的13名富豪的财富分别占到其本国GDP的16.1%、14.2%和12.2%。在疫情期间，当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陡然上升的时候，这个极富人群的财富却增长了14%。9两极分化更为严重。

其次，拉丁美洲还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大陆。20世纪80年代，拉美贫困率约为40%,极端贫困率约为20%。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拉美的贫困率上升至48.4%(1990年),极端贫困率也升至22.6%(1990年)。10也即是说，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接近1/4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伴随着21世纪初期的出口繁荣，拉美地区的贫困率逐步下降至29.1%(2015年),极端贫困率降至8.8%(2015年)。但随着出口繁荣期的结束，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缓慢下降的趋势再次逆转，并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加速恶化。2021年，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升至32.1%和13.8%,这意味着有超过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600万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11也即是说，拉美约1/3的人口被甩到了发展进程之外，再加上1.54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低收入人口，拉美边缘化的人群达到3.54亿，占到总人口的六成。在拉美地区，农村贫困率又显著高于城市。根据2020年数据，拉美城市贫困率为30%左右，而农村贫困率则达到45%,这意味着约6000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甚至极端贫困状态。此外，青少年、土著人也是贫困高发的人群。12

最后，拉美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堪忧。拉美国家公共卫生支出只占GDP的3.8%,只有古巴和乌拉圭两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支出超过了GDP的6%,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经合组织国家的1/4。2015年的调查表明，有1200万人因医疗支出致贫。13拉美国家的医疗体系不健全，初级诊所网络覆盖面狭窄，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总数为20名，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为2.0,这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35名医生和4.8张病床)有明显差距。13因此，尽管拉美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8.4%,但其新冠致死人数却占到了全球总数的28.8%,秘鲁、巴西等国的新冠死亡率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1年，仍有30%的人口未被任何卫生体系所覆盖。在最贫困人群中，该比重更是达到40%。13养老金体系的覆盖率也是如此，在经济活跃人口中的覆盖率只有45%。其中，农村养老金覆盖率只有22%,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最贫困人群的覆盖率只有11%,远低于最富有人群72%的覆盖率。

(二)缺乏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仅从主要经济数据来看，拉美的经济发展状况尚可。2021年，拉美地区人均GDP为8340美元。14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拉美已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从产业结构来看，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似。其中，农业占GDP的7%,制造业占14.5%,第三产业占67.5%,采矿业占5.6%,建筑业占5.4%。以支出法来计算，最终消费约占GDP的80%,投资占20%,进出口分别占28%和27%。15

但是，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拉美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外依附性和内部的二元性。首先，对外依附性主要体现在资金、技术依附等方面。在技术方面，拉美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与GDP之比)普遍较低。地区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为巴西，其研发投入占GDP的的比重为1.28%,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三国的占比在0.5%～1%之间，其他拉美国家的占比在0.5%以下，这与中国、美国等国家2%以上的占比形成鲜明对比。以2015年为例，中国的研发投入占世界总投入的24%,而拉美只占3%。16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劳动生产率、创新驱动增长能力的低下以及工业化进程的逆转。在1950—1980年间，拉美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之比逐步由25%升至35%,随后便掉头下行，到2022年只有美国的15%,形成了一个巨大且日益增长的生产率鸿沟。17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刚进入中期便开始逆转，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拉美三大国中，巴西制造业产值只占其GDP的9.2%(2018年),阿根廷仅为12.7%(2018年)。墨西哥的制造业占比较高，达到17.2%(2018年),但墨西哥的制造业多为“两头在外”的客户工业，主要从事进口中间产品的组装环节，技术含量较低。18拉美经济由此失去了最具活力和外溢性的制造业的支撑，越来越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除墨西哥客户工业组装的汽车外，拉美的出口产品主要包括矿产品(8.2%,含精炼铜)、原油(6.7%)、大豆及其制品(5.5%),总体上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产品则以中间产品(48.4%)和资本品(21.8%)为主。高昂的进口价格耗尽了出口收入，使拉美地区的经常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占到地区GDP的2%左右，2021年赤字额高达761亿美元。资本及金融账户也基本处于同样的状态，这使得拉美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外债。拉美外债总额自21世纪初开始一直呈上升态势，占GDP的比重也从20%(2008年)的低点升至43.7%(2021年)。19其次是国内经济的二元性。这主要体现在非正规经济的规模上。在拉美地区，非正规就业人口占到劳动力总数的50%。20非正规经济的特征包括低生产率、低劳动报酬、就业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等。据测算，拉美地区非正规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正规经济的1/5,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还会导致收入分配的高度分化。这种发展模式导致拉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长期处于“停停走走”的状态，明显落后于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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