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践行地区，也是中美两国在第三方开展技术竞争的重要争夺地区。现阶段美国在第三方对华技术遏制的根本，在于限制中国在相关地区进行技术市场扩展和技术体系搭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由于自身特性成为美国对华技术竞争的焦点领域。通过以下3个案例研究，即中国在老挝进行基建投入与技术合作实现中国成熟技术出海落地与双方协同发展、中国5G技术向东南亚布局以及中国在马来西亚进行产业技术投资实现中国优势技术转移，讨论中国如何实行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互通”和产业结构“链贯通”,进而提升双边政治关系亲密度、商业贸易便利度和产业价值耦合度，从而为中国顺利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突破美国战略遏制找到“技术支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美战略竞争；技术遏制；技术合作；东南亚区域合作；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得到深化。东南亚地区既是中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起点，又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技术交流的重要地区，还是美国在“重返亚太”之后重点经营的地区，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随着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持续深入，该地区被美国打造成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紧箍咒的战略意图愈发明显。

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接触向有限的接触与适度的遏制并行发展，再向战略竞争下的高强度遏制转变的过程，中美之间的新型竞合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变化。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美国政府便以国家战略的形式明确将中国归为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并运用经济、安全、外交等一系列方式强化对中国的战略竞争。1在技术领域，美国对华的态度也逐渐由更乐于合作向主动挑起遏制性竞争转变。2018年以后，美国两任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开启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前沿技术领域，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以及华为、中兴等通信服务提供商都被美国政府列入受管制清单，美国还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抖音(TikTok)在其境内运营。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传统技术领域。如在钢铁领域，美国以保护本国企业为由，对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多种钢铁和钢铁制成品设置贸易壁垒。其中，通过对中国钢铁企业及相关产业多次展开337调查、232调查、301调查等来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一系列操作，在当时的学界看来是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关键措施。

在双边对华竞争方面，美国一方面通过主动对华设置投资壁垒、贸易壁垒和技术交流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呈现出“脱钩”的迹象，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构建排华性质的产业联盟、技术联盟，试图切断中国的高技术进口源。面对美国的技术遏制，中国一方面大力发展自主创新、扶持民族科技企业力图尽快摆脱对美西方在技术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另一方面寻求与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合作层面的共识、扩大双方技术互动中的利益交汇点，进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互鉴。此外，中国还通过深化与亚非拉等众多非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实现中国技术在海外落地，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技术合作提供了平台保障和指导思路。尽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本着共商共建原则，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而非是针对第三方的竞争机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践对于中国应对美国的技术遏制具有直接且现实的效果。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应对美国技术遏制

东南亚地区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先行地区，又是中国实现产业技术转移，突破美国战略遏制的重点地区。2当前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2023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预计为4.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高达70%。3东盟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中期阶段，大部分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基础工业尚未成熟，需要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发展本国产业技术体系。该地区拥有多个非政府组织以及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可以为技术先发国家向地区内技术落后国家进行技术转移提供政策、融资支持。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还是以接触政策为主，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并非为针对中国而提出，而且与中国保持接触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支柱。4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尽管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采取抵制措施。特朗普上台之后，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领域和技术领域开始对华采取强硬的措施，即使陷入“负和博弈”也要对中国进行打压，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在政府和民间层出不穷，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虽然特朗普的继任者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是当前美国最棘手的竞争者，5但是国际局势、中美之间的互动态势等因素的变化，迫使拜登政府重新调整对华竞争策略。具体来看，拜登政府在宏观层面的调整主要有3点：首先是美国开始注重提升自身整体竞争力，其次是注重发挥盟友和多边机制的作用，最后是在特殊领域不排除与中国的合作。6

美国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提关于“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指出美国要凭借政治、经济、安全等方式来消弭中国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从而维护对美国有利的地区平衡状态。7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态势的不断加剧，“印太战略”也逐渐成为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8对此，韦宗友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由接触向遏制调整的根源，在于美国对自己国际体系领导国身份的焦虑，对于中国挑战美国科技优势可能性的担忧是这种焦虑的一项来源。9尽管特朗普和拜登分属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一些内政外交层面的策略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制衡中国、对华开展多维度竞争等方向性战略层面，并没有受到美国国内执政党更迭而出现改变，反而愈演愈烈。这些对华战略尽管布局在不同领域，但是相互呼应、不断完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版图，其总体性、跨域性和联动性集中体现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当中。其中，“印太战略”是美国反制和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抓手，而东南亚地区是实施这一目标的重要地缘方向。10

在美国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呈现为“三足支撑一鼎”的形式。“一鼎”是指拜登政府以多边机制为制衡中国的主体单位，借助现有或新建多边机制实现美国与其盟友在对华技术遏制上步调一致。例如，现有的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2021年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会议联合宣言表示要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关键技术、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等方面强化合作。所谓“三足”,则是拜登政府在技术层面制衡中国的3个主要方面，它们也是多边机制，是这只“鼎”可以立足的3个支柱。在对中国开展技术制衡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将针对的重点放在了数字技术联通和网络空间安全、能源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3个方面。11拜登政府沿袭了上届政府在基建领域的竞争态势，并且将新能源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抓手，将芯片技术作为遏制中国在信息通信及相关工业领域发展的“撒手锏”。

由于基建领域所包含的技术范围相对广泛、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同时又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沿线国家实践中重点落地的领域，因此理所当然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点领域。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对华技术竞争的主要机制有“千禧年挑战公司”、“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以及“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新基建计划。“千禧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在2004年成立的一个对外援助机构，旨在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时限要求的贷款，用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等。这些投资不但要促进目标国家实现繁荣和稳定，而且还要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基建领域，“千禧年挑战公司”主要涉及农业、能源和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122021年4月，拜登在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时提议由所谓的“民主国家”带头落实一个新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案，该方案旨在对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13同年6月，七国集团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旨在满足发展中经济体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一个月后，美国政府再次借助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平台，在非正式会议期间明确表示华盛顿将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深度参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活动，为亚太经合组织提供高标准、符合气候变化要求且满足透明融资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4拜登政府提出该计划是基于美国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双重需求，而对冲“一带一路”倡议是美国提出该计划的直接原因和首要目标。15“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被视为美国政府首次真正提出的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手段，16但该计划的推行进程并不顺利。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以及进一步实现对华战略遏制，拜登政府于2022年6月正式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启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同时在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转型能源技术和开发完整贯通生命周期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和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四项优先支柱产业领域进行布局。17

清洁能源领域是拜登政府为了提振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力而重点扶植的技术领域之一，加之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对美国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因而，美国多措并举，不断加以强化：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聚焦于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接连出台政策措施鼓励电动汽车生产本地化，同时针对新能源电池开发领域薄弱的现状，出台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国家锂电池发展蓝图(2021—2030)》等政策法规，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和供应链。18在国际层面，美国借助现有国际机制，以气候问题作为关切点，打造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联盟。尤其在亚太地区，美国在研发端与日本等新能源技术优势国家开展合作，力图在供应链、技术标准等层面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太阳能和风能是拜登政府发展清洁能源的两项重点技术。19美国先后出台法案，通过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投入、为相关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本土企业进行相关技术研发。在亚太地区，美国政府一方面着力发挥多边机制构建排华性的同盟，20另一方面为提高东南亚国家在相关产业关联度提供政策支持。

以芯片技术为核心的半导体领域是目前美国在对华技术遏制中拥有技术领先优势和产业主导优势的领域，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美国技术封锁的领域之一。尽管半导体产业发轫于美国，但现阶段美国自身也出现了技术成果产能短缺、专业人才相对不足、尖端制程技术匮乏等不利局面，21同时受到中美在半导体领域贸易互利行为以及中国技术追赶加速等现实因素影响，美国未能在半导体领域实现对华完全“脱钩”。22为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以及进一步实现对华的战略遏制，美国打出了国内政策引导与国际机制联合的组合拳。在国内层面，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法规，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与扶持力度、强化专业人才梯队培养；同时鼓励海外先进制造商来美开工设厂，甚至鼓动有关企业将核心产能部门整体搬迁到美国。在双边层面，美国进一步以“安全审查”为由，强化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在多边层面，美国着力打造产业反华联盟，如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不顾地区合作现实，推动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从而实现将中国排除出东亚半导体产业链的目的。

历史经验表明，决定一国在国际体系地位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汲取地区和全球资本并可以按照自己利益和意愿对其操控的能力，23而中美两国目前分别是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国家和金融国家。当前中美在第三方开展技术竞争的根本在于利用自己优势技术获取更大的潜在市场和获得更大的产业主导地位。现有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多集中于“成果展示”、美国应对政策等方面，本文试图从现阶段政策界与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技术竞争为出发点，重点讨论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技术竞争中，考察中国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发挥自身能动作用，应对美国对华开展的“科技战”和“贸易战”。

“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其中，设施联通主要包括交通、能源和通信3个方面。在交通方面，通过基建技术的输出和对接，对缺失路段和瓶颈路段进行完善升级，提升地区内、地区间道路的通行能力；在能源方面，一方面推动区域电网升级合作，另一方面推动跨国的能源管网建设；在通信方面，主要是通过建设通信网络实现信息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贸易畅通中，一方面主要通过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等手段，实现双方技术产业合作、推动双方技术成果流通；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工程和产业投资。在民心相通方面，通过技术人员培训与技术交流，为中国技术在沿线国家落地提供人力资源支撑，通过与相关国家建立技术转移中心、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为中国技术在沿线国家本地化发展提供孵化基地。通过开展“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内部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互通”以及产业结构的“链贯通”。

(一)基建技术硬联通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规则密集型的双重特点。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既是它们实现国家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必然历程。24当前，东南亚国家对基建投资需求巨大。25对于域外强国而言，能否推动自身基建技术在海外落地，是其将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地缘经济影响力向外投射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中国而言，在东南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战略层面的接轨，强化双边的政治互动程度。26与中国相比，美国在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基建技术领域并不具备绝对技术优势和融资优势，因此它主要通过联合其盟友在官方政府、私营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推动涉及投融资、技术合作以及标准认证等机制，限制中国扩展东盟海外基建市场。

东南亚地区是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铁和高铁技术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应对美国在基建技术领域竞争的重要抓手。美国并不具备高铁技术优势，同时也没有中国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的地理优势，因此美国在限制中国高铁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时主要采取如下方案：第一，借助拥有高铁技术的盟友国家，稀释中国高铁技术的东南亚市场份额。日本、韩国、欧盟经济体在高铁技术领域具有竞争力，上述国家进入东南亚市场与中国构成竞争关系，既可以延缓中国高铁技术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势头，也阻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路上联通的进程。第二，提出“基建计划”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蓝点网络”“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等，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设立门槛，将中国的基建技术排除出其所谓的“技术标准体系”之外。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的过程中，将沿线国家的切实基建需求和自身技术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本地区国家的发展。对于具备一定铁路技术、有能力承担高铁建设并且需要高铁策动国内流通的国家，中国在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多轮专业论证之后，才会将自身有出海诉求的高铁技术出口至相关国家；对于国内铁路技术相对落后，专业技术人才明显匮乏并且无力承担高昂的高铁建设费用的国家，中国优先考虑将普速铁路技术投放到相关国家，优先实现这些国家内部的道路畅通和与邻国的道路连通。通过修建普铁，逐步完善其国内铁路运营的技术梯队。中南半岛地区整体而言拥有巨大的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因此中国不仅通过构建跨境电网向地区内国家输送电力，而且还分阶段将具有优势的火电、水电发电技术以及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出口至地区内国家。27对于区位优势较为明显且通信技术在东盟地区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同样迎合地区数字化发展需要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东盟数字中心等通信基础设施。

通过轨道交通、能源网络、通信设施的建设，中国有效化解了美国在周边地区对华在基建市场的技术遏制，使得中国成熟的技术有序向周边地区转移，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实现了相关技术标准逐步落地于周边市场国家，为相关技术扩散实现了协同效应。

(二)规则标准软互通

“标准规则”通常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国家间技术成果交流的经贸规则，通过建立经贸规则和机制，助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技术本体、技术设备、技术成果等相关贸易。技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自主研发创新技术，另一条是通过技术进口，向技术先发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技术发展程度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中心—外围”分布的特点。对于处在全球技术分布外围的多数东南亚国家而言，引进、消化、吸收靠近中心的技术的成效要高于自己完全独立研发。第二层是技术合作的技术标准以及产业对接中的产业标准，对于产业链而言，技术标准是产业链金字塔的最顶端所在。28通过统一技术标准，不仅可以显著降低国家间技术交流的沟通成本，还可以降低引进技术、技术产品的使用成本。

作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的有效方式，将中国成熟的技术标准、技术成果布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带来如下3个效果：第一，提升中国企业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技术产品是联结技术输出国和技术接受国之间的桥梁，相关国家对中国技术产品的认可可以上升到对中国企业的认可；中国出海企业也是中国海外形象的一张名片，因此在微观层面认可中国技术产品可以外溢到中观层面认可中国企业，从而进一步升华到对“中国形象”“中国故事”的高度认可。第二，推动中国技术与其他技术接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同一类技术、同一种技术产品会存在多种技术标准。技术接受国出于设备及人力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或者更愿意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不同技术标准之间的对接，能够实现中国先行优势技术标准与接受国现有技术对接，可以提升中国与其他标准体系之间的兼容性，助力中国技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协同进步。29第三，技术标准的互通，也会改善中国技术输出的困境，降低与沿线国家现有技术的集成难度，实现产业空间的扩展、工程质量的提升。30

美国在技术标准层面同样对华采取遏制策略，这种遏制大体上遵循了标准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竞争逻辑。在技术标准的研发阶段，主要通过掌握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打压；在技术标准的应用阶段，主要通过压缩竞争对手的市场，进而确立自身的领导地位。31中国以“规则标准”作为载体，成功与周边国家实现技术接轨，在应用层面稳定住了自身技术市场，从而在设计研发到应用实践两个阶段实现了对美国遏制的突围。

(三)产业技术链贯通

当前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且明晰的产业分工体系，并且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化，产业分布也呈现出地域化特征。在中高技术层面，整个产业链包括上游的日韩高技术密集型精密零部件和美国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中游的中等技术零部件和服务以及下游的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最后生产的产品再回流到美国、中国及其他地区。在低技术领域，整个产业链包括上游的日韩高技术密集型精密零部件、中下游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最后生产的产品则会销往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地区。32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上游知识密集型服务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层面，面临被美国及其盟友所实施的各种“卡脖子”策略；二是在下游生产环节之后，存在出口到美西方市场时所面临的“堵门子”现状。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而技术创新的来源，除了从技术先发国家进口，还有自主创新和技术转移后的技术回流。

通过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产业园，实现了中国现有成熟技术向东南亚地区的梯度转移，对于产业技术而言，中国通过建立产业园，将现阶段居于产业链中下游位置的生产技术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一方面就地解决了当地的初级产品需求，另一方面打破了美西方对中国相关技术的出口限制，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成长空间和资金来源；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将中国优势的科学技术向东南亚非发达国家扩散，一方面使科学技术得到更广阔的落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使中国在相关技术发展中占据上层主导地位，此外技术回流同样可以促进中国本土技术的进一步提升。通过与周边国家实现产业对接，既对冲了美国试图打造“排华产业价值链”的策略，又完善了“中国—周边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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