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处于结构性变革的关键期，国际话语权的格局面临着深刻重组。西方虽在规则制定、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领域仍具主导性，但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推动权力关系的历史性调整——发展中国家正通过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系统性质疑“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范式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垄断地位。

拉丁美洲属于美国门罗主义渗透的传统势力范围，其长期承受西方系统性话语霸权投射的历史境遇与在此背景下对自己发展道路的当代探索，为理解霸权运作机制与非西方主体性重建提供了关键场域。拉美的地缘政治身份始终处于全球权力结构的张力之中：一方面，该地区成为新殖民主义“知识—权力”网络下验证依附理论的经典样本；另一方面，它又持续孕育着解构霸权的创造性实践。这种辩证关系使其成为探究抵抗全球“中心—外围”结构可能性的重要窗口。在当代“全球南方”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拉美正经历从治理客体到治理主体的认知转型，其在制度创新与价值重构方面的尝试，标志着对发展自主权与文化解释权的自觉追求，深刻反映了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鉴于此，对中国学界而言，拉美国家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双重镜鉴意义——解构之镜，即其被殖民历史与依附发展困境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渗透机制提供例证；建构之镜，即其反霸权实践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非对抗性话语突围，立足平等、共生、多元、包容原则参与全球治理开辟新的空间。

本文聚焦的核心研究命题是，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西方话语霸权如何通过知识生产、制度内嵌与文化渗透等方式在拉美国家实现投射?拉美国家如何通过价值重构与机制创新解构这一霸权体系?对这一进程的系统解析，将为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全球话语秩序中破解“失语”“失声”“失理”困境提供有益启示。

一、研究缘起与分析框架

在当代全球政治场域中，话语远非中性的语言表达，而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载体与治理规训工具，通过特定规则界定言说的可能性、言说者的合法性以及言说的权威性，塑造社会认知与国际秩序。西方话语霸权作为维系全球不平等治理结构的核心机制，其持久性根植于一套精密的“知识—权力”传导系统：权力生产并筛选符合其意志的知识体系，而知识则通过制度化、自然化过程反哺并固化权力结构，形成隐性的全球治理枷锁。深入解构这一传导机制，是揭示霸权叙事投射逻辑与探索全球治理替代路径的理论前提。

(一)理论基础：葛兰西与福柯的批判性透视

本文的分析基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供的批判性理论视角，二人的洞见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在于其构建了一套自我强化的“知识—权力”传导闭环——通过知识生产确立“真理”话语，通过文化渗透制造“同意”共识，通过制度安排加固治理权力结构，最终实现全球支配的合法化与持久化。

1.“强制—同意”辩证下的文化霸权与全球治理共识建构

葛兰西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深刻剖析了阶级对抗中的意识形态维度，并建构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化霸权”的理论范式。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依赖“政治社会”的显性控制(即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更依赖“公民社会”(宣传和劝说的场所，代表着舆论)中的意识形态传播与“共识”的持续性建构。(1)他将这种“强制与同意的结合”界定为“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核心机制。(2)“文化霸权”概念远非一种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渗透力，即统治阶级借由一种非强制的影响力行使领导权(如意识形态塑造),从而诱导大众“心甘情愿”地参与和被同化。换言之，很大程度上，这种具有隐蔽性的霸权通过排斥某些声音确立权威，如通过教育、宗教、媒体等文化机构的再生产，统一思想，祛除“杂音”,使得被统治群体在“自愿”接受中成为霸权秩序的“共谋者”。

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下，葛兰西理论中的“公民社会”概念具有了跨国意涵，成为西方文化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与全球传播治理的重要维度。那些散布于全球、由西方主导或受西方深度影响的机构网络(如国际媒体集团、跨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性教育评估体系、大型科技平台),通过其日常的实践与传播活动，持续性地生产和传播符合西方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好莱坞电影工业作为强大的全球文化治理工具，不仅输出娱乐产品，更系统性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塑造全球受众对所谓“理想社会”的想象。

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在全球知识治理中的功能在此进程中尤为关键。这一群体或积极捍卫现有西方学术话语秩序，或与特定阶级结合，推动有利于稳固霸权结构的意识形态变革，尤其是通过学术机构加速知识生产垄断，将西方经验普遍化为“普世价值”。(3)有关国家通过资助创设非政府组织、主导学术评级体系、构建全球媒体联盟等方式，在话语体系的不同维度构建绝对主导权，其目的在于打造一个符合其意识形态偏好的“主流”全球认知框架，同时制造无形壁垒排除非西方国家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大多数非西方世界的智力产出(intellectual production)往往被诋毁和被边缘化。(4)这种排他性机制有效消解了系统性反抗的潜力，深刻揭示了霸权在全球层面通过文化认同塑造与意识形态渗透，实现其治理目标的隐蔽逻辑。而进入数字全球化时代，西方愈发娴熟地运用新技术标准制定权，显著提升了其话语体系的垄断性。

2.制度化“真理体制”与全球治理规训

如果说葛兰西对现代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阐释是从宏观视域出发，揭示霸权基于文化渗透与共识制造的运作逻辑，那么福柯则更聚焦弥散性的微观权力关系网络，解构了权力通过知识生产与话语实践确立“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的过程。在福柯的语境下，话语是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和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的。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也是权力施展的工具和载体。权力通过知识生产、分类与传播，塑造社会规范与主体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理并非客观中立的认知存在，而是通过话语实践被权力运作的产物，真理与生产真理的权力体系密不可分。话语权力具有制度化与技术化特征，通过教育、媒体、司法等机构成为“真理体制”,其本质是被社会接受并发挥功能的陈述系统。(5)可以说，所谓“常识”“科学真理”的提出往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话语争夺的结果，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政治性：权力正是通过掌控知识的生产与定义权来实现对社会(及全球秩序)的隐性控制。

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福柯的“真理体制”理论为我们洞察西方话语霸权的运作提供了锐利的工具。一是国际制度成为“真理体制”的载体。西方发达国家积极通过操纵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将其特定利益与意识形态嵌入国际规则体系，使之披上“普世价值”或“客观标准”的外衣。二是经济政策教条化为“科学真理”。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强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即自由化、私有化、紧缩财政和放松管制等政策。而这些政策忽视各国经济结构差异，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一刀切”的标准化方案，(6)往往导致接受国陷入更深重的社会危机与经济依附。三是技术标准成为新型规训工具。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与技术竞争时代，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牢牢掌控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尤其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通信网络等新兴技术领域，这些标准往往被巧妙地植入西方企业的商业利益和母国的战略考量，使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市场时面临结构性劣势。(7)

福柯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当代全球治理中的霸权，正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实践。它通过建立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科学的全球性“真理体制”(涵盖制度规则、政策与技术标准等),不仅实现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规训与控制，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全球发展的认知框架与行动边界。

(二)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为系统剖析西方霸权叙事对拉美的投射逻辑及其本土反抗实践所蕴含的全球治理变革意涵，本文构建了一个以“解构—批判—联结”为支柱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聚焦意识形态渗透与全球治理共识制造)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真理体制理论(聚焦知识生产与全球治理制度化规训)作为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贯通“理论批判—经验验证—策略生成”的研究路径。

一是解构，即解构全球治理场域下的话语霸权传导结构。具体而言，运用葛兰西的“强制—同意”辩证关系及“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解析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渗透，在全球层面形成“自愿服从”的治理共识；结合福柯的“真理体制”理论，剖析西方国家如何将特定知识体系制度化为全球治理规则，并成为规训非西方国家的工具，以期回答霸权叙事如何通过“知识生产(定义‘真理’)—话语传播(构建‘共识’)—制度固化(确立‘规则’)”的三阶传导，实现从观念支配到物质控制的转化。

二是批判，即拉美本土的价值性回应。拉美国家拒绝成为被动接受者，而是始终基于主体性反思(如对“中心—外围”的批判)和文化自觉(如去殖民化思想)展开反抗。为此，本文重点考察拉美如何在发展理念、治理意识、文化观念、区域认同等领域诉诸价值话语的创新性重构实践，进而为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范式提供实验样本。

三是联结。基于殖民遗产、发展干预、治理边缘化等南南历史共性，探究拉美实践对中国建构话语体系的策略启示。立足拉美与其他南方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如殖民遗产、发展干预)及其反抗霸权的共同价值诉求，本文遵循双重原则——批判性原则(“不可为”,即参考借鉴拉美对霸权陷阱的识别逻辑，构建风险对冲机制)和生成性原则(“大有可为”,即以拉美价值创新为共鸣基础),提出以“发展赋权”为核心的南南治理合作新范式，以此为中国在非西方语境下夯实叙事重心、争取价值共鸣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西方话语霸权对拉美国家的规训

作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界定的美国“后院”,拉美国家承受的西方话语霸权本质上是全球治理结构性不平等的历史产物。长期以来，这种压迫通过政治干预、经济依附、文化规训与学术垄断形成复合型控制网络，实施系统性“真理生产”,持续性消解拉美的主体性意识。美国对拉美的干涉融合了多种话语霸权，通过“强制”与“共识”的交替作用实现控制，使拉美成为验证霸权式全球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具体而言，依托“知识—权力”结构的传导路径，西方对拉美的话语霸权投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治理维度。

(一)将西方意识形态普世化与内化，通过“排除机制”划定边界

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塑造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对此，美国高举“门罗主义”等政治理念，通过国际组织及媒体宣传，向拉美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输出，致力于将美国渲染为“民主灯塔”,将拉美界定为需要干预的“欠发达”地区，(8)借此为拉美国家接受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等观念铺路。这种强势单向的价值输出不仅弱化了拉美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还常与政治高压和经济剥削手段相互作用，加剧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多维治理依赖。

毋庸置疑，权力通过对话语的操控生产出符合自身意志的知识。这个逻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构建“排除机制”实现的，即划定“正常/异常”边界，将干涉对象污名化为“他者”或“异端”,以此将其置于边缘化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美国惯于以文化产品为载体，通过“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塑造，将美式生活方式包装成“普世标准”,重构拉美各国社会结构，并通过强化“暴力”“落后”叙事，加固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刻板印象，掩盖其文化多样性现实；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主流学界对非西方理论长期系统性的忽视，拉美依附论因其批判性视角与欧美中心学术体系相冲突，从而被西方有针对性地排挤，(9)不仅使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长期受制于西方宣扬的“现代化范式”,而且从思想层面削弱了拉美国家对自身政治传统和发展道路的坚持。其主要后果是，拉美各国精英阶层内化了“民主=亲美”的逻辑，自愿配合美国政策。具体而言，美国的话语权力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拉美国家的政治主体，使一些拉美本土的政治精英在其话语的影响下，将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追求，进而成为美国利益在拉美的代理人，这一过程充分印证了葛兰西对于被统治阶级“自愿”成为霸权秩序共谋者的判断。

(二)“威胁叙事”与“同意叙事”并行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拉美形成了军事干预与制度化操控兼备的“硬—软权力”嵌套结构，即“威胁叙事”与“同意叙事”交替并行。前者通过“污名化”和制造危机感使拉美屈从于美国利益；后者则以制造“发展伙伴”“自由经济”等美好愿景吸引合作，如为拉美国家量身定制的包括美洲增长计划、近岸外包、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在内的一系列计划，以复苏地区经济为旗号，旨在迫使合作伙伴接受支配，巩固战略同盟关系。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威胁叙事与“自由世界”共识，还是后冷战时期的毒品战争(如美国打着人权和禁毒的幌子入侵巴拿马)与“发展伙伴”神话(推行 “哥伦比亚计划”),抑或21世纪以来对拉美粉红浪潮的干预与污名化打压(将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界定为破坏地区稳定的“民粹主义煽动者”),都是美国对拉美诉诸双重叙事并加以控制的典型现象，其本质是以“威胁叙事”制造危机感和隐性胁迫，并以“同意叙事”提供“解药”,将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模式标榜为唯一解决方案。

以智利为例，该国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9·11”政变与美国通过“威胁”和“同意”叙事造势预谋密不可分。解密文件揭露，当时美国尼克松政府高度关注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运动对美在拉美意识形态渗透产生的威胁，抨击其是冷战时期苏联扩张的爪牙，并向外界发出警示信号——如不加以制止，将会导致该国陷入极权统治和经济崩溃。与此同时，美国不断争取价值认同，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名义发动舆论攻势，操纵媒体将这场制造了智利政治史上至暗时刻的政变美化为“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智利”,并将此后上台执政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渲染为“自由经济的胜利”,即将美式制度包装成解决治理危机的唯一方案。在双重叙事的交织及强化下，智利开始沿着服务于美国利益、符合美国战略需要的轨道发展。应当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这种方式迫使拉美国家既依附于自身，又在形式上保持“主权独 立”。

(三)美式“合法性”叙事及其“双重标准”

一方面，美国通过掌控国际话语生产体系，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模式包装成全球治理的唯一合法性模板，却将拉美国家设定为需要“美式民主”拯救的治理失效客体。这种价值导向经由西方媒体、学术研究等渠道的持续性传播，使国际社会和拉美大部分民众形成了一种认知，即美国的对拉干预是正当的，是美国基于“道义责任”来帮助拉美国家推动民主和人权的。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时刻警惕拉美国家的动向，特别是左翼政府、社会抗议、原住民运动等，通过新闻报道、观察报告和文化产品的宣传，将这些社会运动描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西半球地区稳定构成威胁的趋势，借此为美国长臂管辖、干涉拉美内政提供“正当性”依据。为此，有学者从历史视角深度梳理并剖析了拉美地区成为美国治外法权实验场的过程和原因。(10)

另一方面，美国长期以“民主推广”和“人权保护”之名掩盖其掠夺资源和干预拉美国家政治进程的本质，却暴露了美式的“双重标准”,即基于其国家利益优先、意识形态偏见及国际权力博弈复杂性等方面的考量，惯于将拉美左翼政府/力量污蔑为“反民主”,并将亲美政权/政党定性为“民主典范”。例如，在2002年策划的委内瑞拉未遂政变中，美国借由媒体将总统查韦斯塑造为“独裁者”,暗中支持反对势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试图瓦解左翼政府的“合法性”。2019年，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并推举其为“临时总统”,否定民选总统马杜罗的合法性，编织“民主危机”叙事引导国际舆论对该国政府的声讨。

(四)培养地区“有机知识分子”塑造“共识”,牢固把控对拉发展主导权

“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文化霸权范式中提出的一个专门概念，意指那些依附于某一社会集团，并与其所属阶级保持密切联系的特定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群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参与性。(11)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不仅通过暴力征服与疾病传播给美洲原住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更对其施加了系统性的文化压制，使该地区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殖民最极端的案例；(12)到了19世纪，美国在拉美培养并扶持了一批亲美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并通过资助拉美本土非政府组织培养反对派和媒体工作者，传播亲美价值观。这些人作为美国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拉美国家的学术界、媒体界和政治领域表现活跃——为美国的干涉行为提供理论支持和舆论引导，影响拉美民众对本国政治事务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帮助美国在拉美国家建立文化霸权。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以来，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通过资助拉美社会科学研究，确保其学术话语与西方价值观一致。其中，智利的“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是最为典型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因担心社会主义思潮对智利经济学家的影响太过深远，决定由芝加哥大学来专门训练一批“思想正确”的年轻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70年代，具有多年美国教育背景的智利“芝加哥弟子”主张实施激进自由市场战略，同推翻阿连德政府的皮诺切特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成为军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重要力量，(13)这是西方经济学知识霸权的一个具象化表现。

此外，为了向拉美植入符合西方价值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世纪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度”。通过经济报告和专家权威定性，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危机的“科学解决方案”,迫使拉美国家接受改革，深化经济依附。为此，西方世界将“华盛顿共识”阐释为拉美经济改革的“圣经”,其内在目的在于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于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梅内姆政府全面推行这一政策理念，受到当时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度认可，但这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的重要实践案例最终在2001年引发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连锁危机。(14)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结构性调整”下，西方通过暴力植入发展话语，强迫拉美国家放弃发展权，最终使各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制度秩序不仅破坏了民主实践，更破坏了民主理念本身。(15)对发展话语的霸权塑造深刻体现在西方对拉美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解释权、选择权与评估权的全面操控上，这正是福柯“真理体制”的典型体现。

三、拉美国家对既有全球话语秩序的批判性价值共识与路径探索

西方所谓“威胁—同意”叙事的本质可被视为一种符号暴力，通过话语将物质利益争夺转化为道德优劣之争，使其干涉行为成为一种“不可见”的权力运作。面对这一体系性权力，拉美国家所展现的抵抗是一场立足本土历史实践与主体性自觉，对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回应，更是对本土化政策、社会运动与知识生产的创造性重构。其核心目标在于解构西方垄断的全球权力结构，并通过替代性实践重塑治理规则与价值基础。总体而言，拉美的创新性探索为重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系统性启示，其核心实践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维度。

(一)对依附性治理结构的反思：反殖民化经济主权意识的觉醒

关于拉美国家批判并寻求摆脱西方经济殖民的理论探索，本质上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及其合法性叙事的深刻解构与新秩序的积极建构。这一进程的理论核心是批判西方中心秩序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作为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学说，该理论提出了“中心—外围”分析范式，强调拉美作为“外围”经济体，其落后根源在于对“中心”(欧美国家)的结构性依附，即这种关系是造成不发达的关键：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而技术层面的深度依赖又使产业长期困于低端价值链。这绝非偶然的市场结果，而是由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全球规则体系所维系，其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心国家持久的支配性优势。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不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命题更进一步拆解了“发展与欠发达各自演进”的西方主流叙事，指证“中心”与“外围”二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体两面——中心的发达正是通过对外围的体系性剥夺而实现的。殖民主义通过掠夺性积累制造了拉美的永久性边缘地位。这种“不发达的发展”将持续下去，直到拉美人民通过革命将自己从世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16)此后，巴西社会学家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进一步提出“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的观点，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共赢”表象下的权力合谋，即跨国资本与本土精英合谋如何维持依附结构。(17)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曾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无法解决各国人民的主要问题，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失去了合法性。(18)这些非西方视角下的理论探索为拉美追求主权自主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依据。

除了依附论以外，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的学理基础还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解构“知识—种族”统治的“殖民性权力”概念(coloniality of power);二是致力于重构拉美主体性的“解放神学”思想(philosophy of liberation)。二者都强调思想上的去殖民化。前者是由秘鲁思想家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提出，其理论逻辑在于殖民主义不仅体现为军事占领，更是一种持续的“知识—种族—经济”支配体系。鉴于此，拉美地区的主权斗争超越了政治独立范畴，更应在文化和知识体系上摆脱殖民遗产。(19)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墨西哥学者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他指出，拉美必须从“被殖民者”视角重构历史主体性，拒绝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事。(20)这一理论在全球层面质疑了西方主导的“普世”经济治理话语的合法性，为建立基于本土实践的知识正当性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批判最终引致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货币秩序的实质性解构与新话语实践。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开展了各种实践探索，其本质是对西方主导的产权制度、金融霸权与国际规则的直接挑战，主要体现为资源国有化与去美元化。例如，1959年的古巴革命是地区范围内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尝试。卡斯特罗政权通过土地改革以及使制糖业和银行国有化，打破美国资本对古巴经济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一实践颠覆了“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教条和“门罗主义”的地缘政治秩序。再如，2006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颁布第28701号法令，将天然气田收归国有，要求外资企业向国家石油公司(YPFB)转让股权。此举终结了英国石油(BP)等跨国公司对玻利维亚自然资源的垄断，并将资源收益用于全民医保和教育普及。此外，为推动区域金融自主，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尝试创设“苏克雷”(SUCRE)并将其作为区域结算货币，旨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些具体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围绕国家主权、经济自决与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新话语秩序，有力挑战了西方界定的全球经济治理“游戏规则”。

(二)参与式民主与社会赋权：重构全球发展范式的本土化内涵

拉美各国在面对西方主导的发展范式时，始终致力于探索符合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替代性道路。这一复杂进程深受殖民遗产、外部干预、经济依附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回应策略与价值诉求，其核心在于拒绝单一发展模式的强制捆绑，强调根据本土实际自主构建多元路径以实现社会进步。对此，秘鲁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从实用唯物主义角度指出，在印加帝国的集体主义实践中，一种名为Ayllu的原住民公社形式可为本土发展提供重要启示，他强调拉美的社会主义不能是机械模仿或照搬，而应是一种“英雄式的创造”。(21)这一追求自主发展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该地区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引导拉美走上了一条以本土制度重构全球发展治理的独特路径，其核心价值维度如下。

一是社会公正。针对西方将“发展”简化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即市场绝对化、经济私有化、社会支出紧缩)的单一叙事，拉美国家通过强化国家再分配职能与社会政策干预，直接回应新自由主义加剧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一路径选择源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知：新自由主义改革虽能在短期内提升特定经济指标，却系统性弱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剧财富集中、侵蚀劳工权益，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对此，拉美探索的核心在于以社会公正原则重构发展逻辑——通过土地改革、累进税制、普惠性社会福利等政策工具，矫正市场机制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排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典范。该运动以非暴力抗争推动土地重新分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网络，并通过立法确立“粮食主权”原则，直指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深层症结，本质上是以资源占有民主化挑战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集中趋势，将发展权从跨国企业与地产寡头手中复归于基层民众。

二是参与式民主。拉美对西方“普世民主”范式的质疑，超越了政治制度差异的表层争论，直抵当代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精英决策垄断与民众赋权缺失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其制度创新的精髓在于将参与式民主机制作为揭露西方中心主义治理合法性的核心工具。一个突出例证是参与式民主机制的设计与推广。例如，在委内瑞拉，通过建立由政府资助并独立运作的“社区委员会”,将基层民众直接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公共资源分配与服务提供(如医疗、教育、基建、治安等)的决策过程之中。这种“自下而上”的赋权模式，其核心目标是追求更加直接的社会参与和基层治理效能，尝试为民主增添更具实质性的内容。(22)这不仅是一种地方治理创新，更标志着拉美正以其制度实践，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从空洞的“程序正当”迈向更具实质性的权力重构。

(三)以“美好生活”叙事重塑文化认同的全球意涵

长期以来，为打破西方主导的全球文明等级秩序，拉美国家选择激活本土知识体系并以此作为战略支点。如前所述，美国在生产并传播与拉美有关的文化产品时，刻意关联单一负面元素，试图掩盖拉美文化优势。对此，域内各国在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文化多元性和去殖民化的知识生产，致力于探索本土发展理论和实践体系。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对原住民文化权利的承认上，更涉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批判，特别是在制度文化探索方面成效显著。

2009年，在玻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的领导下，该国通过宪法改革，确立西班牙语与36种原住民语言为官方语言，并赋予自然“大地母亲”(pachamama)的法律主体地位。(23)玻利维亚当局重构了“国家—自然—社群”关系，为非西方视角下的文化发展赋权，冲击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范式。2008年，厄瓜多尔颁布了新宪法，首次将“美好生活”(buen vivir)概念纳入其中，并将实现“美好生活”作为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基础以及国家发展模式的核心概念。(24)作为拉美印第安人古老智慧与现代政治实践的深刻融合，这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群福祉与文化多元的整体性生存哲学，否定GDP至上的发展观。这种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生态伦理范式，批判西方将“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的线性逻辑，反映了原住民对强加于拉美的西方发展模式的质疑与抵抗。由此，拉美多国通过法律多元主义挑战西方单一法律体系的普遍性主张，实现了对全球文化治理秩序的重要质疑：当西方将国家文化软实力简化为话语权争夺时，拉美以制度性文明创新证明，真正的文化主权在于重绘人类文明的哲学能力，拉美提供的生态伦理范式正被全球环保运动吸纳为对抗资本逻辑的话语武器。

(四)集体主权与区域整合：从“泛美主义”到“我们的美洲”

拉美区域整合的百年演进，实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型多边机制破解依附型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实践。1891年，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发表的政论散文《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作为拉美反殖民主义与区域团结合作的思想纲领，批判美国主导的“泛美主义”实为扩张工具，呼吁拉美各国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构建联盟。这一理念成为拉美当代区域一体化的精神指南。半个世纪后，拉美国家渴望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发展，地区联合意识推动了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一体化理论的形成。(25)进入21世纪以后，在拉美粉红浪潮影响下，有学者提出，拉美区域主义已从“开放区域主义”转向“后霸权区域主义”,即更加强调社会包容、主权自主与替代性发展议程。(26)

在具体政策实践中，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尝试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范式，成员国创立区域货币以减少美元依赖。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力图通过功能性合作，重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减少对霸权国家主导机构的依赖，这一尝试在自主安全与卫生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防务理事会旨在通过集体安全架构抵抗美国霸权干预，协调各国政策，将防务自主与经济发展权绑定，为南美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安全秩序提供重要平台。其下设的卫生理事会不仅是技术性合作平台，更是南美国家尝试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探索替代性发展道路的政治实践。卫生理事会通过强化公共卫生的公共属性、构建区域自主性，挑战了“华盛顿共识”下的市场至上逻辑，它的实践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卫生主权、摆脱技术依赖的典型案例。(27)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正式成立，打破了美洲国家组织(OAS)的美国主导格局，构建了覆盖所有3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对话机制，通过践行“泛拉美主义”理想、协调各方立场，共同促成拉美国家在马岛主权、移民权利等重要地区议题上统一发声。应当指出的是，传统主权概念无法应对跨国资本与军事干预，拉美各国正在探索通过加快推动一体化进程向构建集体主权迈进的道路。

四、拉美实践对中国话语体系全球化建构的启示

(一)构建国际话语场域中的“对冲机制”,明确“不可为”边界
在深度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规则的进程中，中国需明晰“不可为”的领域，避免落入新的话语陷阱，进而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全球知识生产秩序。拉美深陷依附性困境的历史表明，长期以来，西方话语霸权的核心在于通过“知识—权力”传导来瓦解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性，以维持不对称的国际秩序。为此，中国可考虑从三个层面来应对。

一是警惕西方“普世价值”的话术陷阱，强化主体性和多元化叙事。西方话语霸权惯于通过“真理生产”和“排除机制”来消解他者的主体性，从而边缘化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正当性，以此服务于其全球治理主导权。正如福柯所言，权力通过话语构建知识体系，进而定义“正常”与“异常”、“文明”与“落后”的边界。作为这一关系的典型体现，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不仅高度服务于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而且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自主权。对此，新时代中国在构建全球治理叙事时，需警惕西方将自身制度与价值观标榜为“唯一合法模式”的话语陷阱。例如，由于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长期垄断，“中国式现代化”想要获得拉美民众的认可，需要突破这种思维定式。鉴于此，强调主体性和多元化叙事的结合，既是价值导向的体现，也是应对全球话语权力失衡的实践选择。在价值层面，我国可考虑通过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渠道，揭示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殖民性知识生产机制的本质，并基于多层次叙事的主体联动，倡导基于本土实践经验的多元治理话语，从国家制度、智库学者、民间社会三重话语入手，对“西方中心论”的正当性提出合理质询；在实践层面，需在联合国等全球治理平台积极发声，加大力度传播非西方发展理论的创新成果，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与文明多样性是构建韧性全球治理秩序的基础。

二是通过破解西方“污名化”构建纠偏机制，强化南南协同，形成“发展—安全—话语”三位一体新范式。美国对拉美长期采取“威胁叙事”与“同意叙事”交替并行的策略。这些干预策略深刻揭示了其以文化认同掩盖权力支配的实质，是文化霸权与物质力量结合的治理工具。对中国而言，我们深刻认识到，西方的“污名化”和干预策略通过将权力关系转化为文化认同，实现了支配合法化的深层控制，其本质是文化霸权与物质权力的合谋。对此，中国应当强调，真正的全球治理话语应基于平等的文明对话与发展成果共享，而非虚假“同意”。基于上述认知，可以考虑将反污名化机制深度嵌入话语体系的各个环节，以此破解西方叙事陷阱，如与拉美智库和主流媒体合作，建立信息共享联盟，针对西方对拉美“毒品国家”“民主倒退”“治理失败”等高频负面标签，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借助案例、数据及第三方声音，反驳不实言论，及时为非西方国家正名；在拉美经委会等多边治理平台发起应对西方污名化的倡议，运用法律武器揭露美国长期对非西方国家长臂管辖的非正当性。与此同时，以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以安全筑牢风险防线、以话语重塑认知框架，如通过务实的合作项目，持续推进平等公正共享的愿景目标，与被西方话术美化的“经济捆绑”计划形成对比。

三是揭露霸权逻辑的矛盾性，提升非西方维度的学理性支撑，增强话语传播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常表现出显著的逻辑不自洽。面对这种虚伪性特质，我国需联合以拉美为代表的南方智库力量，系统梳理并公开传播西方在全球治理规则运用上的“双标”案例，援引国际法理依据通过多语种媒体进行反击。另一方面，霸权统治的巩固依赖“有机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与传播，比如美国通过资助拉美学术机构、培养亲美精英等方式，成功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植入当地社会。当前，为了摆脱西方价值束缚，讲好“中国故事”,我国应加大力度培养一批具有文明自觉、理论创新能力及全球传播智慧的智库人才队伍，尤其注重壮大以非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群体。此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摒弃西方单向输出模式，立足互动互学互鉴。在充分了解南方国家历史沿革、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前提下，尊重相关国家的立场、诉求、权利表达，防止无意识复制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促进南方国家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与全球治理知识的平等生产。

(二)聚焦共鸣型南南治理叙事，塑造“大有可为”的实践路径

拉美的实践经验深刻表明，挣脱西方话语霸权的关键在于重塑发展叙事的核心——发展成果的公平可及性与文明道路选择的尊严，其合法性并非源于对西式模板的复制，而在于南方国家共同探索的、以发展正义为基石的治理叙事。对中国而言，构建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核心路径在于，立足共同发展需求，超越传统“中心—外围”依附性结构，构建以平等共赢、自主发展、文明互鉴为特征的南南合作新范式。总体而言，这种建构思路的实现需要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与拉美本土发展需求，从而形成具有批判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知识—实践体系。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将开启全球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超越简单的“替代叙事”思维，在哲学层面解构西方认知垄断，在理论层面创造南南对话的新概念工具，在实践层面建立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网络。唯有通过持续性的理论自觉与文明互鉴，才能形成既立足本土智慧又具有全球解释力的新知识范式。具体而言，中拉双方需要以反话语霸权为核心，融合以下三大维度。

一是在全球话语秩序中以重拾发展自主权为叙事切口。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话语权，根植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合作伙伴的权利。对此，近年来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摒弃西方零和博弈思维，充分释放“共商共建共享”诚意，为长期被西方挤压自主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国家敞开了大门。秘鲁钱凯港便是中国智慧赋能域内国家改善互联互通面貌的鲜活实例，该项目释放的发展红利不仅惠及东道国秘鲁，而且在地缘范围内将展现广阔的正向辐射力，为巴西等周边国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提升定价权等制度型话语权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面对拉美国家高度的经济主权意识，以及亟待摆脱不平等依附性关系的诉求，我国在拉美传播共建“一带一路”理念时，应给予各国立场和具体实际充分的尊重与考量，提升中拉互信关系。在合作领域方面，我国可根据双方共同的利益关切点，致力于产业链重构，加大对拉美新兴产业的投入，如新能源、数字基建，而非仅仅聚焦于资源开采。此外，应进一步优化在拉美的本币结算机制，扩大人民币在拉美贸易中的使用，推动中拉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削弱美元霸权对拉美经济的制约。

二是依托区域平台促进南方协同治理，凝聚集体制度性力量。拉美各国致力于通过构建区域、次区域组织提升集体主权，实现“抱团发声”。对此，我国可充分利用既有多边合作平台，尤其是进一步提升中国—拉共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的议程设置能力，深化这一基于南南合作经验共享的规范生成机制。应当指出的是，中拉论坛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项目(如产能合作、粮食安全等)业已形成了正向激励循环，使双方在全球治理、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发展出“预防性协商”机制，从而推动中拉在国际重要改革议题上协同发声。未来，中拉可依托中拉论坛及下设专业分论坛，进一步扩大各层级交往，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打破美欧对国际重大决策的垄断。在经贸治理领域，加大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声讨力度，建立反单边制裁快速响应联盟。在生态治理领域，中国应与拉美一同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立中拉气候变化合作基金，支持拉美气候投融资，强化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走廊建设。在数字治理领域，考虑建立数字规则试验区，举办中拉人工智能合作论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试点与融资，共同挖掘数字经济领域增长潜力，为弥合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提供有效路径。

三 是催化多元文明知识共创，奠定南南治理的学理与价值根基。如前所述，拉美通过立法为原住民文化赋权，并凭借构建社区委员会和无地农民运动推动社会公平。对此，一方面，我国应资助中拉学者联合研究“去殖民化发展理论”,出版双语期刊，推广非西方视角的学术话语共建；通过影视、文学等载体展现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历史共鸣，如反殖民斗争、多元文化传统等。另一方面，支持双方在减贫、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如分享土地改革、扶贫经验；向拉美提供数字技术援助，帮助其建立自主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减少对西方科技巨头的依赖。此外，我国可为拉美学者参与“一带一路”智库联盟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推动双方的合作研究，以非西方视角强化对学术话语的阐释权和发展规则的制定权，最终构建“共同知识生产—共享发展红利—共护文化尊严”的新型南南叙事体 系。

五、结 语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远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触及现代化叙事本体论根基的范式重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权力”传导闭环，即通过知识生产定义“真理”、话语传播构建“共识”、制度固化确立“规则”,正遭遇来自非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挑战。拉美作为这一历史性调整的关键场域，其百年抗争史揭示了霸权运作的双重逻辑：一面是西方通过威胁叙事与同意叙事的辩证操控、普世化内化与排除机制的边界划定、有机知识分子的共识塑造实施系统性规训；另一面是拉美依托主体性觉醒，从依附性结构的解构、发展范式的重塑、文明叙事的创新，到区域整合的实践，开辟了非对抗性话语突围的本土路径。

拉美实践的核心启示在于，全球治理秩序的重塑本质是对发展本体论的再认识。它超越了物质力量的博弈，直指文明解释权与发展自主权的根本问题。拉美的制度实践证明，真正的治理变革在于将“公平可及的发展成果”与“文明选择的尊严”置于价值核心。

对中国而言，拉美这面“双重镜鉴”为加快构建国际话语和叙事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战略启示。一是破局之道，构筑认知防御体系——揭露“普世标准”背后的规训本质，建立南南信息联盟反击污名化叙事，培育非西方学术话语的阐释共同体，规避符号暴力的隐性压迫。二是立新之策，聚焦发展赋权范式——以共建“一带一路”践行主权尊重原则，依托中拉论坛等机制推动规则共商，通过文明对话催生“去殖民化”知识生产。全球治理的愿景孕育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自觉与共生。当中国携手全球南方，一种超越“中心—外围”结构的国际秩序便可逐步生成。当进步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利，人类方能在差异中共生，于多元中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