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最核心、最根本的外交原则之一，其所主张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信条逐步蜕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被历届美国政府奉为圭臬，成为它们制定西半球政策和秩序的根本遵循和核心逻辑，为美国管控拉美进而构建美洲区域霸权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拉美逐步沦为美国的“战略后院”“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地”和“文化殖民地”[1]，门罗主义自身也随着美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动、国家实力消长、全球战略调整而演进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政策形态。随着苏联解体，挑战美国在西半球领导地位的“域外力量”不复存在，门罗主义的时代价值锐减。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对拉美趋于忽视，门罗主义被进一步束之高阁。2013年11月，时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OAS）演讲时高调宣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试图为已有190年历史的门罗主义画上句号。[2]然而，这一论断在随后一个时期国际地区形势的剧变中迅速失去现实根基。

随着美国国内右翼民粹势力崛起、对华战略竞争发端，以及拉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倒灌”，门罗主义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度被摆上台面。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对特朗普的拉美政策大面积“拨乱反正”，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特朗普排挤“域外势力”的倾向，采取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破坏性的手段限制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特朗普再任以来，门罗主义被进一步强化与延展。2025年1月8日，获特朗普提名拟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正式提出“门罗主义2.0”，标志着这一政策理念的系统性回归与升级。[3]该理念不仅延续了传统门罗主义对“外部势力”的排他性主张，更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西半球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而为美国一系列强势行动提供理论依据——特朗普二度执政以来，对内加强美墨边境管控、强力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考虑将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合并成美洲司令部；对外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还持续威胁吞并加拿大、向丹麦强买格陵兰岛、索取巴拿马运河、陈兵加勒比海并打击所谓“运毒船”、竭力限制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等等。这些举措被国内外学术界和战略界冠以“升级版门罗主义”“现代门罗主义”或“21世纪门罗主义”等标签，但将其称为“新门罗主义”的最多。[1]

从时间跨度看，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竭力复兴门罗主义，那么拜登时期则是新、旧门罗主义的“过渡交替期”，无论其政策取向还是议程侧重均显露“新门罗主义”萌芽的苗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新门罗主义”已经强势破土而出，进入全面实践阶段。不过，尽管“新门罗主义”的提法已被广泛使用，但无论是作为学术概念还是政策术语，其核心意涵与理论定位仍存在诸多有待厘清的关键问题：其“新”在哪里，因何产生？该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收缩和战略重心转移？本文基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新实践，尝试厘清“新门罗主义”的政策内涵和生成逻辑，并对其未来发展演进作出初步研判。

With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t fo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beginning of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and the continuous“backfow”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from Latin America,the Monroe Doctrine,which was once declared ended,was brought forth again during Trump’s frst term in ofce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expanded in his second term,thus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一、“新门罗主义”的政策内涵

相较于200多年前的门罗主义，“新门罗主义”并非仅仅体现为内涵层面的与时俱进：在新的时空背景与地缘环境下，面对截然不同的战略竞争对手，“新门罗主义”已经超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势力范围范畴，发生了逻辑和目标上的质变。概而言之，它将西半球视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战略依托，重新定位其在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次序，致力于打造一个美国国土安全至上、经济利益优先、服务大国博弈的地缘空间。这种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姿态的目标明确——就是美国现任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所说的“美洲优先”（Americas First）。[1]

（一）主张领土扩张“权利”，构筑“美国堡垒”

领土扩张倾向是“新门罗主义”最突出的政策内涵之一。特朗普崇尚大陆扩张时期美国开疆拓土的所谓“边疆精神”（Frontier Spirit）。他在2020年度国情咨文中称，“要牢记美国始终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 Nation）”[2]；他在2025年就职演说中进一步表示，“边疆精神铭刻在我们心中，下一场伟大冒险的召唤在灵魂深处回荡”，“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Growing Nation）——一个增加我们的财富、扩大我们的领土、建设我们的城市、提升我们的期望并将我们的旗帜带到新的美丽地平线的国家”。[3]特朗普也毫不掩饰其对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推崇，后者在美西战争中推动大陆扩张，实现了美国领土的显著增长。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公开赞誉麦金莱为“伟大的总统”，并明确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目标，正是对标麦金莱所处时代——“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所象征的经济繁荣与国力上升期。[4]而这一“边疆精神”源于所谓“边疆学说”，认为获取新领土不仅是上帝赋予美国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又称美国“天命论”），更是塑造美国民主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逻辑下，持续扩张被视为维系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一旦扩张停滞，优质土地的枯竭将可能引发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正如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主张的，“扩大疆域、拓展领土范围，就能有效化解政治极端主义，避免阶级战争”。因此，特朗普宣扬所谓“下一场伟大冒险”，并给美国民众描绘一幅其治下的美国“一直在发展、永远在扩张”的愿景，不仅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宏大口号的具象化实践，更旨在强化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威，瓦解地方势力尤其是民主党主导的各州对联邦决策的掣肘。这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观点高度相似，他在1805年力主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曾表示，“我们的联邦越大，就越不易受到地方情绪的左右”。

总结特朗普及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所鼓吹的这股新扩张思潮，大致可归纳为三大主张：一是赋予“西半球防御”计划[1]以新内涵，强调美国所在的西半球动荡不安，尤其周边环境危险，南部边境、重要资源、产供链及海上贸易等均面临极大安全风险；认为应转变长期以来依靠执法部门在境内打击毒品贩运、跨境犯罪的徒劳做法，将贩毒集团、跨境有组织犯罪团伙等上升至恐怖组织层面，通过前置投放军力开展“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以“境外清源”方式一劳永逸铲除周边威胁，进而构筑一个从北极延伸至加勒比海的“美国堡垒”（Fortress America)[2]，在实现对周边地缘与经济环境绝对控制的同时，为投身大国竞争争取时间和空间。

二是复兴“天定命运”论调，宣称美国国土安全和利益的边界不止于本土或北美，而应囊括整个西半球。该主张强调，美国不仅有责任维护本国安全，更负有“保护”西半球整体利益的使命；为达成构建“美国堡垒”的战略目标，美国“有权”扩张领土、支配资源、掌控贸易通道与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一叙事下，对外扩张被塑造为一项“自然且崇高”的国家追求。[1]例如，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公开表示“丹麦应为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放弃格陵兰”[2]；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更是扬言，“若丹麦无力防卫格陵兰，则该岛应成为阿拉斯加的一部分”。[3]

三是提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说，认为美国处于西半球安全与产业体系的绝对核心，周边国家则处于该体系的外围或链条的下游，形成对美国经济、安全与产业的深度结构性依赖。该理论认为，这种依赖所产生的“政治引力”甚至超越地理邻近性，最终将自然导向政治一体化乃至领土合并。[4]特朗普曾公开声称“加拿大失去美国将不复存在”，并据此主张将加拿大吞并为美国第51个州。[5]部分极右翼民粹分子甚至鼓吹，既然加拿大和墨西哥如此依赖美国的产业支撑和安全庇护，与其容忍两国长期“寄生”和“吸血”，不如直接将其并入美国版图。[1]

（二）构建以“美国优先”为指向的美洲安全和经济体系

不同于传统门罗主义竭力以“为美洲好”的形象示人，“新门罗主义”自始至终毫不掩饰其“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底色。虽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竭力用“美洲优先”的叙事加以包装，声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外交议程上首先体现为对美国周边的重视，但无法改变“美洲优先”的实质就是“美国优先”。[2]概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至上、经济利益优先，西半球国家需要全面配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议程，在安全和经济政策上向美国主动对齐。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单边主义与强制外交，乃至以透支盟友与伙伴关系、动摇区域合作互信为代价。

一方面，视周边为“安全屏障”，胁迫周边国家主动为美国抵御威胁、“消化”风险，构筑“美国堡垒”的“护城河”。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便将“让美国再次安全”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议程之一，上任后全面抛弃拜登政府以跨国合作与发展援助为核心的“源头治理”战略，转而将非法移民、芬太尼贩运等跨境问题高度泛安全化，并提升至国家安全危机层面。在此基础上，美国一边着力推进边境管控军事化、强化国内执法，一边又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强行“摊派”边境管理责任，胁迫有关国家配合接受移民遣返，力求形成内外联动、多措并举的安全治理体系。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推进边境治理军事化。特朗普在执政首日即宣布美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部署美军和国民警卫队打击非法移民、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等有组织跨境犯罪，并计划在美墨边境设立所谓“国防军事区”，授权美军直接参与边境执法。二是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重启边境墙建设，恢复“移民保护协议”（MPP，俗称“留在墨西哥”政策），并对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在内的7国公民实施入境限制。此外，还废止了拜登政府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取消了此前依据该计划入境的约50万拉美4国移民的合法身份。三是发起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遣返行动”。设定年遣返百万非法移民的目标，并在移民聚居的城市展开集中执法。美国国土安全部2025年8月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执政7个月内，仅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已驱逐约20万非法移民，数量为过去十年之最；若计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海岸警卫队等其他执法部门的遣返数据，并加上自愿离境者，则总规模已接近35万人。[1]四是以“长臂管辖”威慑境外风险源头。特朗普政府从人员和资金两条线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将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萨尔瓦多“MS—13”、墨西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等8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对涉嫌为其洗钱的境外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同时，在南部边境调集大量美军、国民警卫队、联邦调查局及中央情报局等执法、武装和情报等力量，摸排芬太尼制售运销链条和非法移民偷渡网络，摆出随时越境武力“清源”的架势，对盘踞在美墨边境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形成震慑。五是启动“监狱外包”计划。援引已沉寂200多年的《外国敌人法》，以“实施、企图和威胁入侵美国领土及从事敌对行动”为由，将缉获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遣送至萨尔瓦多监狱服刑。六是强化对拉美国家的政策胁迫。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综合运用经济制裁、签证限制、加征关税及军事威慑等手段，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摊派”边境管控责任，并胁迫哥伦比亚、巴西等国配合接收遣返的非法移民。2025年8月底开始,特朗普更是打着“打击贩毒集团”的旗号，在南加勒比海部署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大规模军力，下令美军击沉多艘所谓“运毒船”，并不断威胁打击委内瑞拉境内地面目标，对委左翼政府实施军事恫吓。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性诱导，推动地区国家在贸易、科技、产业链与规则标准上降低对外依存度，逐步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半球通道网络与区域价值链。一是强化对战略通道与关键设施的控制，保障战略资源供应的安全与效率。“新门罗主义”基于马汉的“海上实力论”，将西半球视为能源、矿产与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供给腹地，主张在大国竞争与能源转型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对海上交通线、战略性港口与物流枢纽等“战略咽喉”（Strategic Chokepoint）的掌控，以提升西半球资源特别是关键矿产的可及性与主导力。事实上，特朗普从第一任起就觊觎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甚至不排除以武力夺取和军事占领，其意图不仅在于建立安全屏障、拓展战略纵深，亦着眼于稀缺矿产等战略资源的夺取。[1]正如“负责任电池联盟”[2]主席亚当·穆勒维斯（Adam Muellerweiss）所指出的，“实施‘21世纪特朗普—门罗主义’的目的在于确保关键矿产不落入对手之手”。[3]二是重构以美国为“链长”的西半球区域价值链。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以“提升产业链韧性”为由强推对华“脱钩断链”，拉美特别是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因其地理邻近、资源富集与产业基础良好，被视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替代区。为此，美国相继推出“美洲增长”“重返美洲”“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倡议，调动私营部门和美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引导拉美国家配合承接从亚太特别是中国回流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并力图在西半球创建“更具弹性、更安全、更可持续”的供应链。

在贸易制度安排层面，特朗普和拜登接续推动北美经贸体系向美倾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方力推《北美自贸协定》（NAFTA）重谈，并以此为基础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不断深化区域经贸一体化。拜登政府则注重以USMCA调动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规则和标准上对齐所谓“美式高标准”，尤其是严格执行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相关条款，多次运用协定中的“劳工快速反应机制”调查墨西哥企业的所谓“违规行为”，从而“驯服”墨企业和政府，塑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区域营商环境。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美又以加征关税、数字税与限制移民等手段，强压两国再次重谈协定，胁迫其在劳工保护、争端解决、原产地认证及投资审查等规则和机制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对美国让利。由此可见，“新门罗主义”的经济逻辑十分清晰，即通过一系列缩链、移链、固链、补链措施，推动生产要素向西半球特别是北美转移，并遵循“尖端产业回流本土、中高端产业‘友岸外包’、中低端产业‘近岸外包’”的原则进行区域内再分工，最终构建起一个以美国为高端掌控者、区域为配套支撑的产业链体系，推动西半球贸易和产业体系迈向中心化、区域化、小型化的内循环。

（三）阻扰“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涉足拉美

“新门罗主义”主张美国在西半球拥有优先合作权，并试图限制地区国家对外合作的自主空间，尤其是在绿色经济、数字基础设施、港口物流、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被视为关乎美国国土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关键和敏感场域，极力排斥所谓“域外力量”（Foreign Power）特别是被其定义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涉足拉美。[1]“新门罗主义”的借口是，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和监管体系不够健全，与“不怀好意的外来者”打交道不可避免会受到“恶意影响”，抑或被“占便宜”。美方据此自诩为西半球的“保护者”与“规则监护人”，声称有权“指导”地区国家做出“符合半球整体利益”的决策，以防止所谓“民主倒退、资源流失与安全风险”。

叙事上，采取泛安全化甚至妖魔化的话语体系。“新门罗主义”夸大“域外力量”的“他者”属性，片面强调其与西半球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治理、人权等方面的制度差异，歪曲中国发展与拉美关系抱持军事、安全和地缘动机，制造“新帝国主义”“疫苗重商主义”“债务陷阱”“去工业化”“破坏环境”等论调，企图将中国描绘成“不怀好意、施加恶意影响的外来者”。“新门罗主义”的另一套叙事则突出左翼特别是极左翼国家的“异类”色彩，将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左翼执政国家污名化为“威权轴心”，刻意强化地区内的意识形态对立，加大左右翼国家间的信任赤字，从而为美国介入地区事务营造舆论和道德基础。特别是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美国借“扶右打左”搅动地区政治生态的一面更加突出。[1]特朗普一方面竭力强化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极限施压特别是军事威慑，试图以压促变，颠覆对华友好的左翼政府，并公开介入巴西极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案件，以加征高额关税胁迫巴西司法系统“放水”，矛头直指被视为拉美左翼旗手的巴西总统卢拉；另一方面则对阿根廷右翼政权伸出经济援手，通过货币互换和减债缓债等手段诱压阿疏离中国。在2025年10月底的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前夕，特朗普政府以4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和信贷援助承诺提振阿右翼选情，通过影响选民预期助力米莱阵营逆势胜选，同时诱拉阿政府收紧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政策上，综合实施遏制、竞争、联盟的排华策略。一是插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务实合作，从标准规则层面压缩中拉合作的空间，给中企参与拉美新兴领域、关键设施、重大项目设置各种门槛和限制，特别是胁迫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产业大国加快与中国“脱钩断链”、全面融入北美经贸“小圈子”。在美国胁迫下，墨西哥已于2025年9月宣布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伙伴提高进口关税至最高50%，覆盖汽车、钢铁、纺织品、塑料制品等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多品类商品。[2]二是投入政策资源，抛出“美洲增长”“近岸外包”“全球门户”“源头治理”等各色经贸、投资、技术援助的倡议和计划，在新基建、能源转型、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竞争，给拉美国家提供所谓“替代中国的美国方案”。[1]三是摒弃传统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联盟构建方式，转而依据拉美国家在5G标准、能矿政策、气候治理及乌克兰危机等具体议题上的立场，动态组建以议程为导向的“议题联盟”。美方借此最大限度提升与地区国家的“共同话语”，伺机施加影响力。例如，拜登政府时期就通过拉拢拉美国家加入“清洁网络计划”“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多边议题联盟，在技术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议题上植入泛安全化叙事，实质服务于对华竞争的整体布局。[2]特朗普第二任期则重点围绕管控非法移民、打击毒品贩运、遏制跨境有组织犯罪等议程组建小多边治理机制，在施压地区相关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和义务的同时，极力炒作相关议程中的所谓“中国因素”，千方百计对华推诿塞责、转嫁矛盾，企图将有关“议题联盟”引向“反华联盟”的发展轨道。

二、“新门罗主义”的缘起

“新门罗主义”并非门罗主义的短暂复辟，而是美国“半球思维”的惯性、地缘安全环境变动以及对华战略竞争深入等多重常量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门罗主义牵动下的“半球思维”惯性

门罗主义是美国立国以来奉行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信条之一。“门罗宣言”出笼以来，门罗主义被后来执政者不断加以引申推导，其内涵也随之演进，形成了以门罗主义及其推论为主体的思想谱系。这一思想谱系背后所蕴含的孤立主义、扩张主义、干涉主义与西半球体系等诸多外交原则、理念和概念长期根植于美国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的深层认知中，在美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外交实践中拥有近乎“准宪法”的指导地位。[1]尽管门罗主义因其鲜明的霸权色彩而长期受到拉美国家诟病，但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却将其奉为圭臬，倍加推崇。2018年，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时公开宣称门罗主义仍是美国的“正式国策”[2]，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访问拉美期间评价“门罗主义取得成功”。[3]2023年门罗主义出台200周年之际，包括后来分别出任副总统和国务卿的万斯（J.D.Vance）与鲁比奥在内的11名共和党参议员联署决议，呼吁确立门罗主义为指引美国外交的永久原则。[4]

“新门罗主义”的产生与贯穿美国外交思想百余年的传统“半球观念”密不可分。从思想史脉络看，门罗主义的意义不止于为19世纪的美洲提供了免于被欧洲列强殖民的“保护伞”，更在于将“西半球”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深刻嵌入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区域认同之中，进而持续塑造其外交理念与实践。在“门罗宣言”发表后的两百年间，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泛美主义、大棒政策、“睦邻”政策，无一不映射出“我们半球”的思维定式。[5]脱胎于门罗主义的“新门罗主义”同样折射出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西半球所抱持的多重执念：一是“西半球孤立论”，即认为美洲国家在文明渊源、民主制度与语言文化上同根同源，构成一个天然区别于外部世界的独立地缘板块；任何域外势力的介入皆属“不怀好意”，旨在攫取本地区的资源，因此西半球国家应集体超然于外部纷争，自觉抵制外来干预。二是“文明等级论”，即美国自居西半球乃至全球文明秩序的领导者地位，认为其他美洲国家因“文明程度不足”，难以实现良好的自治与明智的外交，从而易受外部势力操控，抑或利益受损。三是“美国领袖论”，即在“文明等级论”基础上，美国自视为西半球当仁不让的领袖，对地区事务拥有天然的管理权和发言权，既是地区秩序的“监管者”，也是同外部世界接触的“代言人”，在必要时有“权”干预地区国家事务。总之，美国的领土疆域虽限于北美，但其设定的安全边界、经济利益范围与制度影响力却涵盖整个美洲，“无论其他国家持何种意识形态或动机，皆不得在西半球扩张领土或施加影响”。[1]

（二）对西半球地缘安全环境的重新审视

西半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所在。美国对西半球的重视始于19世纪，随着美苏全球争霸而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后开始下降，到“9·11”事件后则近乎处于战略忽视的状态。直至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前后，美国政界才重新系统评估周边安全态势，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上升，域外竞争对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在西半球的传统主导地位已非固若金汤，西半球原有的霸权体系和治理机制出现明显松动。总体来看，当前美国所感知的所谓“西半球地缘安全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倒灌”冲击美国国内治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认为，民主党治下的南部和西南部边境管控长期松弛，致使非法移民大量涌入，不仅挤占本属于美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亦诱发治安恶化、族群冲突、阶层分化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进而“侵蚀盎撒人种为主体民族的北美文明体系”；与此同时，盘踞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有组织犯

罪团伙和恐怖组织利用边境管理漏洞，长期向美国大规模贩运芬太尼、海洛因、冰毒等毒品，“荼毒美国年轻一代”。在此背景下，特别是随着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波及整个北美，边境失控问题已不再被看作局部或阶段性的社会治理问题，而是被广泛视为牵动美国国土安全的“系统性挑战”。因此，加强边境管控、打击跨境犯罪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二是竞争对手在西半球影响力的提升引发美国对国土安全和经济优势的担忧。近年来，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持续炒作俄罗斯、中国、伊朗对西半球施加所谓“恶意影响”，并以此为借口鼓噪炮制“现代门罗主义”“21世纪门罗主义”“门罗主义2.0”等予以应对。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等提出“西半球已回归地缘竞争时代”，声称“域外力量”正通过投射军事影响力、诱导地区国家制度改造、强化债务依赖、布建军民两用关键基础设施、勾连有威胁的非国家行为体等方式，加速在该地区建立存在并施加影响。[1]一些共和党极端保守派议员更是公然将中国比作19世纪的欧洲列强和冷战时期的苏联，炒作“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家门口”的论调。[2]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氛围下，西半球地缘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精英阶层对中拉关系的负面认知与集体焦虑。[3]诸如“中国军队控制巴拿马运河”“中国在古巴设立间谍基地”等不实之词大行其道，其核心指向均在于将中国塑造为应被排除出西半球的“战略对手”。自2019年起，美国南方司令部每年向国会提交的《战略态势报告》已将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所谓“外部国家行为体”列为美国在西半球面临的主要威胁，其排序优先于跨国犯罪组织。[1]至2022年，报告沿用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涉华叙事的陈词滥调，将中国视作“头号步步紧逼的威胁”（Number One Pacing Threat）。[2]

三是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态、发展模式及外交取向偏离美国划设的轨道和方向。2018年以来，受内外不利因素交织影响，拉美多国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普遍面临低增长、高赤字、高通胀、高债务的发展困境。[3]新冠疫情的冲击则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与贫困问题，推动社会情绪向左回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左翼力量相继执政，被外界视为继本世纪初第一波“粉红浪潮”后的新一轮政治周期。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大多主张强化政府主导地位，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不同程度上抛弃了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开启转型发展的改革新政，通过强化对关键矿产、重要资源的政府管控做大“蛋糕”，依托经济数字化、正规化、绿色转型提高产业链质量和效率，同时注重利用司法、税收、养老金等政策工具“分蛋糕”，还积极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发展战略对接、产业链条互联，取得积极成效。[4]尽管“新左翼”在对外政策上并未完全复刻古巴、委内瑞拉等传统激进左翼的反美立场，但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仍对其发展模式与外交取向保持警惕，将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动视作“美式民主的衰退和失败”，担心所谓“威权倾向和民粹立场”抬头，并对部分国家强化政府干预、推进对华合作等政策动向表示担忧。

（三）着眼对华长期和全面战略遏制的现实需要

策应对华战略竞争是“新门罗主义”产生的重要现实动因。在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特别是特朗普看来，美国不仅要在西半球这一“后院”与中国展开直接竞争和博弈，削弱中方存在的影响力，降低其对美国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更应从长远布局出发，将西半球整体嵌入美国的全球布局和战略框架之中，迫使拉美国家再度扮演类似二战时期的“战略后方”“战争伙伴”角色，为美国开展大国竞争提供稳固的地缘支点、资源保障与体系支持。

首先，西半球的天然区位优势赋予美国“绝对安全感”。西半球南北纵深大，北接人烟稀少的格陵兰，东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而美国居于其中心地带，南面的加勒比海更成为护卫本土安全的“天然屏障”。经过长期深耕厚植，美国已在此搭建起以串联东西的巴拿马运河和连接南北的泛美公路为主干、覆盖整个美洲的海陆空立体物流和交通体系，再加上美国在拉美布设的大量军事基地、港口码头、信息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对西半球战略枢纽、关键通道与重要节点的有效掌控。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对安全的理解带有某种孤立主义色彩，其理念与20世纪初的美国政治人物相似——即视两洋为屏障，以美洲腹地为依托，追求一种对外相对隔绝、对内高度自主的安全治理模式。[1]

其次，西半球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对外局部脱钩的经济基础。西半球粮食、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其资源储备与经济规模在全球主要地区间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提出的“国际政治净资源”（Net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概念，用名义GDP乘以人均GDP来衡量国家/地区的综合国力。[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3年西半球的名义GDP超过36万亿美元、加权人均GDP超7万美元。[1]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IIA，又称Chatham House）研究员大卫·鲁宾（David Lubin）据此测算出西半球的“国际政治净资源”指标超出东亚地区3.5倍。[2]这意味着在美西方眼里，西半球具备“竞赢”东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潜力。

第三，西半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形成区域内部经济循环的条件。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2024年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4%，这一比例远低于东亚（约50%）和欧盟（约65%）的水平，表明其内部经济凝聚力有限。[3]相比之下，北美洲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通过区域性贸易协定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内部循环，域内贸易占据主导，对外依赖度相对较低，展现出较强的区域自足韧性。尽管南美洲国家在大宗商品出口方面与中国联系密切，但在产业链与供应链层面仍更多依赖北美市场。[4]因此，西半球整体具备推进区域经济整合、与美国深度挂钩的结构性基础，其未来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拉美国家是否进一步“向北看”。2025年9月，墨西哥在美国胁迫下宣布对华大规模提升关税，若更多拉美国家被迫更深度嵌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性产业圈层和供应链条，则有可能形成更完整、稳定的西半球经济内循环体系。

三、“新门罗主义”的未来发展轨迹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新门罗主义”的未来走向仍待观察：是随本届政府结束而告终，抑或如历史上的门罗主义一般持续演化，逐步发展为跨党派、长周期的外交指导原则，从而持续塑造美国对西半球的中长期战略，将取决于多重因素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其演进路径与长远影响尤为值得关注。

（一）“新门罗主义”面临多重制约因素

“新门罗主义”是大变局下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门罗主义传统原则的彻底理论改造，是对美国所处西半球地缘环境的主动塑造。因此，所受限制既源自美国自身，也源自地区层面。

一是门罗主义固有的正义性缺陷决定了“新门罗主义”在推进过程中将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学界对于门罗主义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有一个高度共识，即早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独立的美洲民族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殖民与干涉，但在其后百余年的演进中逐渐异化为美式霸权主义的“绣手巾”，因而在西半球特别是拉美国家“人人喊打”。[1]正因如此，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几届美国政府都极力在叙事上与门罗主义划清界限，避免其拉美政策被贴上相关标签，奥巴马政府更是直接喊出“门罗主义终结”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新门罗主义”自提出之初即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摆脱西半球国家的普遍质疑。而“新门罗主义”在实践层面所展现的扩张倾向、利己导向及排他性安全逻辑，不仅进一步凸显其正当性不足，长期来看也可能引发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争议。巴西、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已对特朗普的西半球政策表现出明显警惕，这表明除非美国能够真正反思门罗主义历史上的干预与扩张逻辑，并以实际行动重构与拉美国家的互信，否则“新门罗主义”就难以摆脱其前身的霸权底色，更无法获得拉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二是美国国内党争将直接影响“新门罗主义”的政治寿命。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杰伊·塞克斯顿（Jay Sexton）认为，门罗主义不仅是一项外交政策，更是一个在国内政治中不断被塑造和运用的争议性符号，其国内政治功能甚至超过对外政策意义。[1]同样，脱胎于门罗主义的“新门罗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被用于两党政治斗争：共和党保守派频繁宣称“新门罗主义”帮助美国“在打击非法移民、遏制芬太尼贩运及排斥中国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并抨击民主党政府治理不力与应对迟缓；民主党则声讨“新门罗主义”背离美国对拉美外交传统，撕裂美拉盟伴关系，进一步加剧信任赤字，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领导力和公信力。这意味着，特朗普推行的“新门罗主义”很可能随政党轮替而被弃置，民主党政府即便延续部分策略，也很难全盘接纳其理念框架。事实上，即便是共和党内部，“新门罗主义”也未形成共识。在鲁比奥提出“美洲优先”后，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彼得·伯科维茨（Peter Berkowitz）就撰文强调美国外交应立足于捍卫自由与宪政价值，批评鲁比奥以地理邻近性作为外交优先依据的做法有失偏颇。[2]

三是利益分野将驱使地区国家对“新门罗主义”采取有限度、有选择的配合策略。面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胁迫外交，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的拉美国家虽普遍不适应，但大多囿于反制能力有限而被迫保持战略克制。其中，墨西哥、巴拿马等地处美国近周边的中北美洲国家在明确拒绝特朗普领土诉求的同时，有选择性地配合其在打击非法移民、芬太尼贩运及产业链重构等方面的部分议程，以换取一定的政策回旋空间；巴西、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则态度更为强硬，配合意愿较低。长期来看，地区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谋发展”与美国“求安全”的诉求存在明显错位，双方的利益边界并不完全重合，在一些领域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拉美国家并不愿将本国的重要资源、战略通道与关键设施完全置于“美国优先”框架之下，更不可能将自身主权与发展利益“托管”给美国。有舆论指出，“新门罗主义”一味要求拉美疏远中国，但未提供相应回报，只会放大拉美国家长期积聚的抵触情绪。[1]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将遏制中国的场域延伸至西半球，地区国家对“新门罗主义”的抵触和排斥将进一步增强，美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结构性矛盾也将随之激化。

（二）“新门罗主义”或短期趋强、长期“变形”

短期看，特朗普2.0时代或将以更强势的姿态推进“新门罗主义”，特别是在对华遏制打压方面加大政策投入与工具运用力度。美国国内对“新门罗主义”兴起动因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霸权转移”，认为“美国优先”本质上是战略收缩期的产物，意味着美国正从全球主义回撤至大陆主义，战略重心由欧亚大陆转向西半球，实现在霸权衰退过程中的有序退守。[2]在此过程中，确保西半球的“绝对安全”成为美国战略收缩的底线目标，安全议题被赋予超越其他议程的优先性。据美媒报道，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即将出炉的《国防战略报告》或明确将保卫国土和西半球安全列为美军的优先任务。[3]在美国“全球收缩、局部扩张”的背景下，特朗普2.0时代可能将调配更多资源和手段“回防”西半球，持续推进西半球对华“脱钩”与对美“挂钩”的战略设计。2025年2月，巴拿马在美国的胁迫下决定不再续签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于6月接受美方资助，替换国内多个信息通讯设施中的华为设备，可被视作“新门罗主义”排华议程加速推进的体现。

从更长周期看，“新门罗主义”可能以其他形态持续投射在美国对西半球战略上。营造绝对安全的周边地缘环境、加强边境与非法移民管控、限制中国影响力、打压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及通讯、航运、资源务实合作等“新门罗主义”的几大核心主张已上升为美国的跨党派共识。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多名共和党热门参选人都提出了各自版本的门罗主义，它们之间的分歧多集中于策略与手段，而非根本目标。有美国学者形象地指出，“美国可以直接制定政策，没必要拍着桌子大喊‘门罗主义2.0’来了”。[1]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试水“新门罗主义”反而助推拉美国家向中国靠拢，因此有必要尝试其他政策选项。[2]总体来看，美国政策界普遍意识到，劣迹斑斑、原教旨的门罗主义在当代已难以直接沿用，亟需构建一个服务美国战略转向、策应长期对华遏制战略需要的西半球政策框架。在此背景下，“新门罗主义”作为政治符号或随政府更迭而淡化，但其核心主张仍将在两党共识基础上以不同形式延续。

结语

事实上，从19世纪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到冷战时期的苏联，再到今天的中国，西半球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当出现威胁时，美国才对西半球感兴趣”。“新门罗主义”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美国对周边地缘态势尤其是所谓“威胁”的感知变化，实质是一种霸权焦虑。中国作为美国标定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无疑将会被“新门罗主义”视作挑战美国地区霸权的“最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中拉关系可能长期承压，双方务实合作可能面临来自特朗普政府不断升级的干扰、打压和破坏。

对于中国而言，要高度重视美国因素对中拉关系的长周期、全领域、多维度影响，深入探究“新门罗主义”的深层逻辑、政策内涵和演进趋势，做好全方面风险评估和政策储备，有针对性地提升中拉关系的韧性和黏性，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是把握战略主动，遵循中拉关系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所宣布的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1]，坚定拉美发展对华关系、开展务实合作的信心和动力，着力推动中拉产业深度挂钩、利益广泛交融。二是做大中拉共同发展的“蛋糕”，以实实在在的双赢合作成果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胁迫主义、强制主义外交，有效拆解“新门罗主义”的“泛安全化”叙事，瓦解舆论攻势和干扰破坏。三是着眼“新门罗主义”长期化趋势，做好战略评估和政策应对，管控其对中拉关系的破坏性和外溢风险，稳住中拉关系稳步向前、长期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