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5日晚，古巴政府宣布前领导人、90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古巴随之进入为期九天的全国哀悼期。卡斯特罗的去世结束了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那个曾经热火朝天的时代，仍将是古巴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人也必须开始思考并展开新的生活。
已经病入膏肓的卡斯特罗的最终去世，是人们等待已久的一个消息。当哀悼的钟声最终鸣响时，古巴已有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和影响。早在十年之前，随着卡斯特罗的患病，古巴的军政权力已经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而劳尔对于古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与卡斯特罗不同的设想。劳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作为长期在卡斯特罗手下“拉第二小提琴”的人，他更为“接地气”，也更加务实。
在很多方面，古巴就像一只恐龙，是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留下来的残迹。在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村的成员从古巴的身旁飞驰而过，而古巴依然坚定不移地守着自己的老黄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20多年后，古巴依然穿着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旧外衣，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生产资料主要集中于国家手中，就业、外贸等领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在经济缺乏活力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这个现代社会的通病也在袭扰古巴，其长期实行的家长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同时，古巴人的网络使用率很低，透明、开放的信息空间和自由的信息、知识流动，在古巴依然稀缺。
劳尔与从战火中走来、思想更加守旧的菲德尔不同，他坚持认为，改革是古巴的必需。改革动议也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因为就像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东欧的情况一样，落后和停滞的生活水平已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从谈起，这损害了人们对制度的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尔得到了一定的改革授权。从卡斯特罗躺上病床的时候开始，劳尔就在古巴开始了一定范围内的改革尝试。
2008年，古巴允许民众购买和使用手机。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这次会议宣布要“更新古巴的经济模式”，批准了300多项经济改革措施，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农业改革等许多方面。在中国媒体上，这次会议曾被解读为古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迄今为止，改革目前还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政治改革依然力度很小，主要只在结束领导人终身制等方面有突破，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古巴的改革有着沉重的历史负累，需要偿还的欠债很多。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不仅复制苏联经济模式，而且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禁止土地、房屋等财产的自由买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冷战”期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对峙的前哨，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从而也获得了苏联慷慨的经济援助。当时，古巴向苏联出口蔗糖，苏联则以折扣价格向古巴供应石油，这种社会主义式的合作经济模式，令古巴取得了不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开始国内改革，国际形势突变，苏联停止了对古巴的援助，包括廉价的石油，古巴经济渐渐陷入困境。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古巴领导人也试图采取一定的变革，在严格的经济控制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但缺乏系统的改革，毕竟只是权宜之计。
本世纪初，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总统后，打起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帜，一方面在国内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与古巴、玻利维亚等左翼国家结盟。在本世纪前十几年油价高涨的时期，委内瑞拉利用丰厚的石油收入不断向古巴“输血”，助其摆脱经济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苏联曾经扮演的角色。然而，这种外援毕竟不可以长久依恃。查韦斯去世，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委内瑞拉陷入日益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政局动荡，国内游行示威频繁，经济增长停滞，物价飞涨，基本物资供应短缺，犯罪率高涨，社会极不安定。在委内瑞拉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古巴失去了重要外援，需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困境。
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劳尔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卡斯特罗的遗产，主导古巴的经济重建。他谨小慎微地给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体制打开一个缺口，给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开始允许个体户的存在。劳尔推动政府退出一些零售业领域，改革农业合作社制度，并增强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促使其向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古巴政府还取消了一系列对买卖房屋、汽车的限制，网络和手机的使用也在变得更加普遍。当然，刚刚露头的私营经济羽翼未丰，要挑战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还要漫长的道路要走，同时，古巴改革也存在着中断和倒退的风险。
不过，一个令人乐观的消息是，古巴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改善。在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美国与古巴关系缓和，走向正常化，古巴遭受的漫长的经济制裁的解除，呈现出一丝曙光。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遭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尤其是拉美国家。禁运不仅损害了古巴人的生活，而且损害了美国的道德声望，这为一些拉美左翼国家进行“反帝”宣传提供了最好的口实。同时，这也为古巴政府拒绝国内改革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因为古巴总是可以声称，国家的穷困主要是“美帝”制裁造成的。所以，解除制裁对于美国和古巴是双向的好事。当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威胁要逆转奥巴马的政策，而他如果真正这样做，其实并不利于古巴的改革。
目前，古巴的改革只是小步骤缓慢推进，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古巴官方对改革的表述是，不要仓促行事，但也不要停滞。在劳尔主政时期，古巴对改革的官方表述是“更新”，并不直接使用“改革”字眼，以避免给人另起炉灶、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印象。同时，市场化改革可能打破古巴平静如水的局面，贫富差距可能拉大，从而给改革制造出噪音。那些可能在国企改革中被裁员的工人，以及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可能会对改革形成掣肘，古巴也面临着如何啃“硬骨头”和保持改革动力的问题。不过，古巴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取得了国际性成就，国民平等程度也较高，因而国内矛盾并不尖锐，当政者可以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与舆论环境中推进改革。同时，古巴孤悬于西半球，周围已基本都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这个人口只有1000万出头的加勒比海小国而言，“船小好调头”也可能成为一种优势。所以，假如未来古巴改革取得让人眼前一亮的成就，也不应令人惊奇。
意大利思想家翁贝托·梅洛蒂曾在其名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写道：“古巴在紧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无疑是最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但是，古巴不久也经历了严酷的退化过程，导致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建立。”在今天很多国际左派眼里，古巴也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并未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消失。然而，古巴并不负有为维持这样的浪漫理想而株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在全新的世界里，这头旧时代留下来的的恐龙也需要适应新的生活。
在古巴所在的拉美，各种模式、道路的竞争已经分出了成绩。拉美国家经历上世纪末的民主化之后，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通过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来发展本国经济。当然，一些传统的痼疾仍在困扰拉美，如民粹主义、过度借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等等，使得巴西等国的经济好运不时逆转。但总体上，越是接受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越是在朝着更加富裕繁荣的方向前进。智利、阿根廷等国，早已将持守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古巴远远抛在了后面。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私人企业制度、明晰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民众享受物质繁荣与尊严的基石。
卡斯特罗曾把私人企业经营者称为“剥削者”和“寄生虫”，这样的思维在今天看来过度陈旧，甚至是危险的。在菲德尔的阴影渐渐消散之后，劳尔以及古巴的其他改革派，可能放开手脚实行更大力度的改革。传奇英雄的时代终将结束，古巴需要认识和拥抱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