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6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澳门城市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东亚-拉美地区研究伙伴对话”国际会议。本次活动以“大变局中的东亚和拉美地区发展与合作”为主题，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荣军主持，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等国家以及国内拉美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代表、听众共120多人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变局中的东亚和拉美地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创新发展与亚拉经验互鉴”、“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东亚-拉美研究伙伴对话机制与亚拉跨地区智库合作构建”四个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柴瑜在致辞中指出，从1999年9月首届东亚-拉美论坛成立大会召开至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秉承多边主义的合作精神尤为重要。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打下基础。有针对性的、多样化的开放型合作模式应是发展方向。开放型的合作有助于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开放的组织方式有助于满足经济发展的差异化需求，开放的实施方式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内生发展，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应成为促进开放型合作模式的有效途径。东亚—拉美研究伙伴对话是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框架下学术、学者对话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作为中国最大的拉美综合性研究机构，愿意在推动东亚-拉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 (Sabino VacaNarvaja)在致辞中表示，拉美和东亚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存在互补性，即便近年来遭遇逆境，双边关系仍得到巩固发展。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增长为拉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已成为拉美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和投资呈现多样化趋势。提高区域的互联互通是拉美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一带一路”倡议为拉美自主提升地区联通性提供了机会。中拉双方在新能源与技术创新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嫦娥五号探月、深海探测行动顺利开展，人工智能、5G技术等科技领域发展成就引人瞩目。中国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多边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与金融合作持续扩大。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应该汲取和借鉴中国经验，最终产生双赢结果。

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蔡伟在致辞中表示，中拉在抗击疫情中守望相助，在复苏经济中携手共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天涯若比邻”和“患难见真情”。在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引领下，中国向拉方捐赠物资、交流经验，并克服自身困难向其提供大量疫苗。2020年中拉经贸合作再结硕果，贸易额连续第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疫情期间，中拉线上人文交流精彩纷呈，温暖感人的民间互助抗疫故事引发强烈反响，拉近双方民心。当前，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疫情暴露了各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增加了各国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动力，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动能。亚拉关系的发展越深入，就越需要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引领，需要各位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希望诸位专家学者发挥凝聚思想和引导共识的作用，坚定支持亚拉和平稳定和发展权利，促进亚拉合作进程走实走深。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秘书长卡琳娜·巴蒂亚尼(Karina Batthyány)在致辞中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尤其是拉美地区民众带来重大挑战。危机在拉美地区引发了一场辩论，促使人们重新讨论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作用。未来有六大议题需要特别关注，即贫困与极端贫困，民主和政治稳定，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移民，性别差距和性别暴力，知识成果的测评与开放。其中，扶贫减贫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领域，这是拉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成功，为拉美提供了学习交流的良好机会。因此，有必要倡导建立区域性的对话机制，促进研究机构间的对话与合作，扩大拉美和东亚的经验交流，为加强跨区域合作建言献策。

在第一单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岳云霞指出，东亚和拉美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表现出不均衡的发展特点，前者的参与更多以制成品模式，而拉美的制成品参与则相对有限；拉美国家生产链长度相对较短，价值链位置处于相对低端；东亚的域内贸易大量发展，而拉美则更多的参与全球贸易。疫情中，东亚的发展形势优于拉美，这关乎地区的政策解决手段和全球产业链参与特点。随着拉美国家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逐步显现，拉美存在扩大域内生产分工合作的需求，拉美和东亚的合作空间广泛，中国可在其中发挥粘合剂的作用。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科斯·皮雷斯 (Marcos Cordeiro Pires)指出，疫情令拉美面临经济停滞、投资萎缩、通货膨胀等挑战，政治不确定性抑制了对拉美的私人投资，疫情加剧财政危机也抑制了拉美的公共投资。国际层面，中美贸易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着全球化。重塑全球经济需考虑数字革命与碳中和两个因素。拉美应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改革和再工业化，扩大公共和私人投资，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拉美和东亚在可再生能源、农业、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数字金融与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都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滨口伸明（Nobuaki Hamaguchi）指出，至1970年代日本对拉美的投资一直较为活跃，投资主要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和当地市场导向两大类，前者集中在钢铁、铜、铝等矿产及渔业、纸浆等资源，后者包括运输设备、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政府通过提供融资和贸易担保来提供支持。相比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在拉美的投资企业数量较少且以大型企业居多。在过去三十年中，鉴于拉美政治经济不稳定性加剧和大型日企投资的风险规避倾向和保守态度，日本对拉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基于先进的技术、乐观的精神以及政府的支持优势，年轻的初创日企有机会在拉美展露身手。

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迪米特里·拉祖莫夫斯基 (Dmitriy Razumovskiy)比较了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模式，认为两地的区域发展经验值得相互借鉴。拉美的一体化发展起步较早，期间尝试了不同的道路，但总体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路线。上世纪90年代，在拉美经委会的指导下，拉美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但僵化、封闭式的一体化模式仍阻碍区域发展。东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体化模式，以自下而上的合作，形成区域生产链，打造开放的区域主义，结果更为成功。当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拉美开辟新的市场合作实现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提供机会。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APEC研究中心研究员贾耶·梅农 (Jayant Menon)指出，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影响产生需要时间，主要取决于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成员国如何借其推行改革。相比较而言，CPTPP涉及数字贸易等领域而更具雄心，RCEP则偏于传统的市场准入和对全球供应链市场的支持。从长远来看，若RCEP和CPTPP能保持开放性和外向性，两者将产生最大的影响。在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遭受威胁的当下，RCEP和CPTPP均是受欢迎的贸易协定。当前，解决中美贸易冲突对地区和世界都至关重要。未来打造RCEP-CPTPP联盟并非易事，构建基于亚太经合组织的亚太自贸区将更具包容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牛海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活力的持续释放、东亚国家作为发展融资方和投资方角色的日益显现，拉美地区一体化中的东亚因素随之增加。在地区一体化的实践中，东亚和拉美存在着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广阔空间。东亚在构建以“开放地区主义”、聚焦非传统安全议题、注重平等对话协商的“东盟方式”等为主要特色的地区主义实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借鉴价值。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正在努力构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在第二单元中，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 (Enrique Dussel Peters)指出，尽管相关研究机构数量持续增多，但中拉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对研究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研究为例，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差别；二是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数据；三是投资领域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四是投资促进政策的落实情况。拉美和东亚地区应加强合作，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金崇燮 (Chong-Sup Kim)聚焦韩国的生物医药行业，指出韩国高市值企业中生物医药类占比较高，且技术和专利数目保持增长，但这类企业的整体市盈率较低，存在较大泡沫。泡沫引发过度的知识生产，这种政府补贴下的知识和技术成果，最终是由公众去承担一部分成本。这与2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相似，尽管后来IT企业破产、股市崩盘，但知识和技术得以保留。应区分看待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泡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杨首国指出，中国和拉美均将创新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强创新发展领域的合作应成为中拉合作的重要方向，并提出以下建议：在政策层面推动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以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加强规划和制度性建设；以科技合作为基础，以产业重组为契机，推动产业合作升级；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合作模式，拓展中拉双边经贸关系，优化贸易结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模式。

智利发展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李昀祚（Yun Tso Lee）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拉美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支离破碎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的隔离程度越来越高，城市发展与自然保护发生冲突。作为拉美第七大城市，智利圣地亚哥的扩张导致自然资源和林地面积减少，生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平衡这些因素是未来城市规划的主要挑战之一。在环境生态保护下实现城市发展，绿色基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上智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所长古洋之 (Tani Hiroyuki)指出，自北美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墨西哥对美国的新鲜蔬菜出口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墨西哥西北部的锡那罗亚州在该国蔬菜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的生产商通过建造温室和遮阴棚，更好地控制蔬菜的生产时间和产品质量。为了方便交易，墨西哥许多生产商在美国的边境城市设立营销公司。其中，食品安全标准和质量认证、社会和环境责任等问题值得关注。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仁方指出，随着地区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拉美国家政府面临环境风险、社会舆论及经济发展的压力。现代农业发展对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影响，林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畜牧业扩张、耕地开发等导致碳排放量上升。拉美国家可通过简化环境治理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方式、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农业用地等方式，实现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平衡。

在第三单元中，秘鲁太平洋大学中国和亚太中心主任罗萨里奥·桑塔·贾德亚 (Rosario Santa Gadea)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存在的问题和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对比秘鲁和16个亚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发现，秘鲁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技能、劳动力市场等其他指标上排名较为落后。秘鲁应在数字经济、社会包容性等多个领域学习借鉴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经验，努力缩小差距。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前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吉野直行 (Naoyuki Yoshino)指出，无论是对东亚还是拉美的经济发展而言，基础设施投资都至关重要，由于疫情影响国家财政及其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扩大私人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发行基础设施债券，提高投资回报率以吸引私营部门的融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可促进教育和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开发税种，可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环境影响。

哥伦比亚国立自治大学教授蒂亚娜·戈麦斯 (Diana Andrea Gomez)指出，拉美和东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均面临相似的风险，遭受气候变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双方应加强生产链合作，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发挥自身优势。尽管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议程中地位较低，拉美和东亚国家可以在可再生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以及全球能源转型等问题上密切合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宋均营从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三个层面分析探讨了东亚和拉美国家的治理异同及其合作可能性，指出尽管东亚和拉美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各异，但都面临着如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共同问题，也担负着参与和完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使命。两个地区应就治理问题加强对话和交流，互学互借。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水井正彦 (ShuichiroMasukata)分析了中国如何参与巴西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气候变化政策，从涉及地缘政治与社会风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大型投资、对全球议程的重视程度等三个假设出发，考察了卢拉、罗塞夫及特梅尔三届政府时期的气候变化政策和中巴关系，指出中国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意愿、巴西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互补性是两国气候变化合作的基本动因。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助理弗朗西斯科·莱昂德罗 (Francisco José Leandro)从必须的全球共同利益、自我保护的国家利益、重要不可或缺的国家利益、次级的发展或进步的国家利益四个层面解释了国家利益的本质，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合作的领域，包括保障国际和平与稳定，管理自然资源、可持续生态系统及国际公域，保持国际机构的稳定性，促进建构国际司法体系，执行统一的人权标准。

在第四单元中，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介绍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FEALAC）和亚洲暨大洋洲拉丁美洲研究理事会（CELAO），提出拉美研究跨区域机制建设的挑战和难点，主张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开展研究项目、设立学术网站和数据库、培养研究生等方，找到共同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方向。

哥伦比亚对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丽娜·卢娜 (Lina Luna)指出，拉美在与中国智库的合作上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展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经贸关系、人口与城市、新兴经济体、比较法律是中拉研究合作的传统主题。结合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未来研究合作的重点可围绕食品安全、农业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社会科学等领域，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发声，提出新的国际关系观。

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司芙兰 (Maria Francesca Staiano)梳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发展，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凝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该倡议代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愿景。拉美和东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通过扩大交流合作增进了相互了解，深入研究了彼此的区域特色，进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合作，开展了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能源等各领域的多方多维度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指出，1990年代以来，拉美研究的“去中心化”改造已越来越成为显性话题，但拉美研究的“全球架构”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强调拉美研究的东亚身份，是要在演进中的全球架构下，本着主体意识和身份自觉发掘某些地区间或带有普世意义的共同议程。具体路径包括推进东亚与拉丁美洲两地学者展开合作研究，发掘并重新定位研究议题，提供拉丁美洲研究的东亚视角。

安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范和生提出当前东亚拉美研究亟待关注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是深刻把握时代背景；二是东亚拉美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问题；三是东亚拉美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四是东亚拉美的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问题；五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拉美经贸合作问题；六是东亚拉美关系中的美欧因素问题。

在讨论环节，参会学者就日本的对拉政策、巴西的气候治理、秘鲁大选形势、对拉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东亚模式对拉美的适用性、中国学者对拉美研究的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在闭幕式阶段，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发言表示，中国的拉美研究意义重大，除了经贸发展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外，东亚和拉美应考虑如何通过合作推动各自地区内部的交流与一体化，如何通过合作推动各自内部的国家体制变革，这一点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哥伦比亚对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丽娜·卢娜认为，通过此次会议，拉美和东亚学者在许多方面达成一致，其中包括扩大和加深合作、重视两个地区国家的特质、拉近研究方向并找到共同的兴趣点、研究成果的应用、意见交流与反馈以及互学互鉴。

围绕《“东亚-拉美地区研究伙伴对话”合作共识》初稿，与会者探讨了构建“东亚-拉美研究伙伴对话”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表示愿为建立“东亚-拉美地区研究伙伴对话”合作机制，形成定期、持续的互动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做会议总结发言，指出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出发，既有宏观视角的形势解读，也有微观视角的案例分析，体现出研究人员对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新动向以及两地区域合作的极大兴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学者形成了基本共识，包括两地区应通过加强跨区域合作解决各自的发展难题，其中智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东亚和拉美的学者能够保持联系，加强交流和合作，为下一次会议的议题设置早做打算。希望两地智库和学术机构能够进一步扩大合作，提高研究质量，助力政府间合作论坛，为提升东亚-拉美地区关系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