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在拉美所举办“当前形势下的中拉经济走势与对策”研讨会，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杨立强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柳明博士、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郑联盛博士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应邀与会。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研究员主持会议，郑秉文所长作总结发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3年间，世界经济在复苏的道路上依然一波三折：2011年8月，虽然美债危机最终因美国国会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议案而告一段落，但“后美债危机”依然给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欧债危机却愈演愈烈，先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升温，之后又出现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之势。尽管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成因不同，但均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次研讨会旨在通过分析欧美债务危机的形势和应对措施及其对拉美经济、社会形势的影响，探讨中国在拉美国家应对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拉美经济的发展前景、中拉经贸关系的未来以及中拉双方在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治理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

 

一  美欧债务危机形势及其对拉美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截至2011年11月底，欧债危机已经对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市场和新兴经济体造成实质性冲击，未来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意大利债务问题的发展将决定未来欧债危机的走势。欧债危机的救援框架需要实质性改革，否则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有学者指出，新兴经济体无法独善其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但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明显的冲击，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欧债危机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新兴经济体出口仍将受抑制，外向型、资源出口型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国际资本流动可能逆转、发达国家的援助减少，造成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严峻的资金缺口，并将面临更大的货币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金融媒介和股票市场的溢出传染效应使金融稳定风险在累积；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硬着陆”，并伴有“滞胀”风险。

历史上，拉美地区饱受各种经济危机（包括内源性的和外生性的）的冲击，当前拉美国家比10年前具有了更好地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学者指出，拉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应对措施比较得当，因此受此次欧美债务危机影响较小。有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了外部经济环境对拉美的影响，指出该地区2011年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是，采取以保增长、避波动为目标的稳健的经济政策，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以保持财政预算基本平衡。此外，拉美的经济政策还具有明显的反周期性特点，社会开支持续增加。还有学者补充认为，近10年来拉美对外投资（非储备资产）的增加有助于拉美国家抵御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设在拉美国家的外资银行的本土业务量超过国际业务量等因素也为拉美国家降低危机的风险发挥了一定作用。

有学者进一步总结了拉美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一是拉美国家从多次危机中获得了经验，从而采取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如，2000年以来拉美国家普遍避免了双赤字，财政状况稳定；通货膨胀处于可控水平；实行浮动的、灵活的汇率机制；银行监管适当，不良资产可控；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总额低于GDP的40%，等等。二是从更深层次看，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总体运行状况良好。

 

二  风险挑战与对策：中拉的选项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政策上的两难选择。有学者分析认为，一方面，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基础不牢固，需要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系经济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问题日益显现，债务负担明显增加，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可能出现新的风险。为此，主要新兴经济体就面临着政策持续与政策退出、政策刺激与衍生风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的抉择。

尽管中国曾经并将继续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当前中拉经贸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双方需要进一步优化贸易模式，进而使新型的中拉经贸关系更具可持续性。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动向、主要投资形态和对拉美直接投资的政策问题，以具体实例介绍了目前中国对拉美国家的6种主要投资形态，即避税地投资、资源能源类投资、加工制造业投资、农业林业投资、辐射式与跳板式投资和中小企业平台式投资。其中，能源类投资较为集中在拉美资源、能源较丰富的国家，如巴西、秘鲁、智利等地的矿业，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地的能源产业等。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政策调整重点是推动拉美地区经贸合作区的后续发展，促进对拉美农业和林业的投资，加大对拉美市场的开拓力度，加强拉美地区中国投资企业的本土化等。

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有学者指出，后危机时期回归内需使中国面临着重工业化的发展需求，因此中拉货物贸易的结构具有短期刚性，中国对拉美以能源和资源为导向的产业投资短期内难以扭转。随着金融危机低谷持续蔓延，中拉经贸合作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

还有学者重点分析了后危机时期拉美地区产业政策调整对中拉经贸模式的影响。对1820～2012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周期分析表明，2004年至今拉美地区进入了第三个长增长周期。未来拉美地区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能源与电力、农业和再工业化四大重点领域，由此认为中拉经贸模式应由现行模式向“参与式”模式转换。

拉美经济在过去10年中得到了积极发展，中拉经济关系大大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在美国和欧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中拉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改革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既有机制应对危机乏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逐步崛起并开始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地带，国际社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等。有学者强调中国和拉美的合作基础不仅在于新兴国家的立场接近，中拉互为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选择，还在于双方经贸联系日益密切。面对存在的少数分歧，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应求同存异，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争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此外，拉美所吴国平研究员还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峰会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换汤还是换药？》的发言。他指出，尽管改换了名称，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作为一年一度的峰会论坛的形式和性质未变，且该组织的决策机制仍存争议，内部矛盾难以协调，融入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与民族主义的区域一体化相对立，因此未来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就欧债危机发生的根源来说，除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外，南北文化差异是造成目前“双速欧洲”局面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中拉贸易为拉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减小欧债危机造成的冲击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拉美11个国家实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