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拉美经济恢复增长仍需防范风险
2020年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特殊而艰难的一年。自2018年以来,逐渐加剧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叠加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同步衰退。在此大环境下,拉美地区主要国家总体经济状况如何?主要呈现哪些特点?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全球需求萎缩、金融市场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外部冲击,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不同渠道传导至拉美地区,使得该地区不仅经历了自190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成为新兴市场中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加经委会”)数据显示,2014至2019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为0.3%,2020年经济衰退7.7%。同时,人均GDP下降8.5%,大约退回至2010年水平。张勇分析指出,从区域层面看,2020年拉美地区经济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剧了本已处于经济下行周期的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同时导致人均收入“倒退十年”。二是虽然通胀率因内需不足而下降,失业率却大幅攀升,地区平均失业率达到9.9%。三是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虽然仍保持“双赤字”状态,但走势趋于分化。鉴于进口降幅大于出口降幅,经常账户赤字状况“被动型”改善,而财政账户赤字因税收减少、“抗疫”财政支出增加等显著加重。四是公共债务和外债余额占GDP比例均显著攀升。数据显示,地区公共债务和外债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53.4%和48.9%,债务风险积累。
2020年,疫情的影响波及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使该地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世界银行去年两次下调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主要归因于拉美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脆弱性。”张勇指出,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生产结构异质性。自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拉美地区“去工业化”趋势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扭转,最终将影响拉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而且,拉美第三产业的异质性严重影响生产率的提高,非正规性就业的存在已经拖累服务业现代化的步伐。
二是参与世界经济的方式单一。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很大,而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限,无法享受国际分工红利。
三是以非正规就业、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平等为特征的社会脆弱性加剧了外部冲击的程度。
四是政府治理薄弱,削弱应对疫情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政党碎片化难以凝聚政策共识、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过早复工复产等。
拉加经委会报告显示,预计2021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3.7%,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张勇进一步分析指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疫情蔓延和控制情况,疫苗在拉美地区接种速度和覆盖范围,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和程度,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失业率、贫困和不平等水平上升可能加剧潜在的社会紧张局势等方面。
拉美地区如何破解增长难题?张勇认为,短期而言,防范风险和恢复增长是首要任务。拉美地区要谨防三类风险,按照风险程度由高至低分别为主权债务违约、汇率剧烈波动和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中期而言,由于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解决生产结构异质性,因此拉美地区国家可能通过加快地区一体化减少经济脆弱性。长期而言,拉美国家需要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不仅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将为拉美国家经济带来更多积极的溢出效应。”张勇表示,以贸易为例,2020年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1658.8亿美元,同比增长0.1%,这将为拉美国家保持出口活力提供稳定器。
张勇表示,从新发展格局看,国内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来自新型城镇化等的消费升级有利于拉美国家扩大出口并促进生产多元化。而新发展格局的开放性在拉美地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经济务实合作。除传统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外,农业加工业、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有可能成为产能合作新的增长点。二是通过利用APEC多边合作机制、增加与拉美地区次区域组织接触和对话、继续签订双边自贸协定等方式,积极对接拉美国家面向亚太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