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五论”——基于国外左翼力量的分析
当前,国外左翼力量是反思与总结19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主体力量,是思考和研判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和发展前景的主力军,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国外左翼力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及发展的思考和阐释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这是我们顺应时代发展和判断时代本质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指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当前时期来看,这一“历史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特征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延续至今,并且呈现出日渐焦灼化的发展态势。
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风云激荡岁月,其在当代的发展状况如何?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30多年之后有没有出现新的发展契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出路在哪里?这些是全球左翼力量亟待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契机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迎来了新的契机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类只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分析和把握主客观的有利条件,按照事物发展客观规律采取行动,就能够推动人类事业向前发展,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但借助主客观条件,也创造出不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契机。德国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贝尔指出:“对于全球社会主义力量来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要么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平衡可以改变为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推进工人运动的方向,要么则是最终走向野蛮主义、战争,最终导致人类的生存难以为继。”(2)这是目前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即人类社会究竟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还是继续在资本主义的歧途上渐行渐远。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3)。这种“转变”正在向历史和时代的纵深发展,集中体现为“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即社会主义整体力量的跃升与资本主义势力的缩减同时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变化不断考验着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韧性和耐力,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重要内容,也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根据对各方面因素和条件的系统分析和研判,国外左翼力量认为,尽管依然面临诸多难题,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已经呈现出积极的、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面。
(一)“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走向彻底破产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30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空且阴魂不散的是西方国家杜撰的“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不利局面进一步恶化,成为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振信心的思想雾霾。“历史终结论”是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发起的一场“政治宣传战”,一方面试图论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另一方面旨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秩序的“永恒性”。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曲折和波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仅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而且对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4)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将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寄希望于在吸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同化”或“驯服”中国,期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发生像苏联、东欧国家一样的改旗易帜。关于这一点,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坦言:“长期以来,美国精英一直将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残留现象,认为随着其融入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这种现象将会消散。”(5)而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使西方战略家们感到始料未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不可辩驳的经济社会成就昭示了“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的破产。关于这一点,共产党(意大利)总书记马可·里佐认为:“当苏联解体时,资本主义的歌咏者幻想‘历史的终结’,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预言如此失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扩大、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的涌现、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等,为世界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开启奠定了基础。”(6)
(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民心基础日渐式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下,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开始了自我反思和怀疑。福山等人所鼓噪的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论断不断遭遇现实的拷问,就连他本人也对最初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实际上,资本主义道路绝非人类社会的康庄大道或一片坦途,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动荡、饥饿与环境污染等。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爆发说明了这一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国家有志之士们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斯里兰卡共产党前总书记维拉辛哈·古纳塞克拉提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主要是五项全球性挑战,即气候变化、全球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移民和难民问题、贫困与社会不平等。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们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7)爱尔兰共产党前总书记尤金·麦卡锡断言:“资本主义就像一个致命的入侵物种,正在摧毁我们的星球。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星球的制度。”(8)不仅如此,国外左翼人士将当前资本主义困局上升至文明危机的高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例如,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纳吉布·亚马多指出:“一直以来,资本主义金融霸权都在构建一种逆向的、颓废的和堕落的文化,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和冷漠,使人们对普遍文化的认知趋于平庸。长此以往,人类将日趋残暴,世界会陷入各种战争。”(9)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西方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不断增长。美国国会支持的反共产主义团体“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2017年10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体中,58%的受访者表示更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44%)或共产主义体制中,42%的人更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体制中。”(10)2021年8月,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9%参与调查的民主党登记选民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而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只有49%。(11)“捍卫共产主义网”2025年7月2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根据卡托研究所与舆观调查公司(YouGov)的调查,18岁—29岁的美国人中,62%对社会主义持‘好感’,34%对共产主义持‘好感’。”(12)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多场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抗议斗争,从“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捣毁资本主义代表人物雕像的运动,再到西方社会爆发的各阶层和职业如教师、学生、卡车司机、餐饮服务员等的罢工示威活动,围绕不同主题如环保、人权、妇女儿童权利等的群众抗议活动,均彰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民心基础日渐式微的窘境。
二、方法论: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方法路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30多年来,国外左翼力量在低潮期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研判现实,分析未来发展前景,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所需要的方法路径进行了审慎思考。
(一)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联合编辑卡洛斯·马丁内斯提出:“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用纯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眼光,根本不能理解中国。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1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后,许多国家共产党在总结相关历史教训时往往都提到一点,即之前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化、神圣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导致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步伐终止、理论活力窒息,最终导致亡党亡国。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4)。现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主张。例如,肯尼亚共产党全国主席姆万达维诺·姆汉加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奠基人以及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的,而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进行创造性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希望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的潜力得到充分解放、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但我们的目标无法同时或以同样方式完成,必须采取差异化的方式通过差异化的渠道去实现。因此,肯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同南非等其他国家必然不尽相同。”(15)上述这些认识得出的一个总的结论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对于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但不生搬硬套,反对对他国经验的盲目膜拜与简单套用
当前,国外左翼力量普遍强调了解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中央常委、众议院前议长克里希纳·巴哈杜尔·马哈拉指出:“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应学习借鉴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尼泊尔所有左翼政党都很愿意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16)
第一,许多国外左翼力量认为,在总体上仍处于低潮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党组织取得的成功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学习。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指出:“各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背景和条件有很大不同,其中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身处不利形势,在斗争过程中尚处于守势和反对派地位。因此,当前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案例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希望,更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理想与前景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应受到广泛关注。”(17)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积累的经验正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参考指南。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海梅·凯塞多·图里亚戈就指出:“如果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推动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则丰富了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成就的图景。”(18)图里亚戈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国际政治意义和世界文明价值。此外,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上强调:“中国的成就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启迪和鞭策。从马列主义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的思想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提供了重要经验”(19)。为此,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发出了学习中国共产党经验的呼吁。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就曾呼吁:“世界各国的其他政党,也应如中国共产党如饥似渴地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文化的精华那样,去研究中共的治理经验,从中汲取具有启发性的教益。”(20)
第二,许多国外左翼力量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中汲取有利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营养。有国外共产党提出,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要文件和习近平的著作。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政治部主任卡洛鲁斯·威梅尔在致中联部的贺函中指出:“委内瑞拉共产党国际部认真学习了中共百年奋斗史,并运用贵党近年来党代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面临的挑战。”(21)此外,还有的共产党认为,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等精髓。例如,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指出:“组织原则、群众路线、矛盾的辩证处理(我们想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二分法理论)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值得全世界共产党人学习。我们每个人都应以建设性的态度,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并尊重彼此的地缘、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前提下,去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22)
第三,国外左翼力量提出了学习中国共产党主要经验的具体路径,即在交流互鉴中学习。国外共产党人士指出,每一个共产党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经验都十分珍贵,要倍加珍惜,在这个问题上,孟加拉国共产党主席穆加赫杜勒·伊斯拉姆·塞里姆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他强调:“虽然各国共产党的角色不同,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都不应该被忽视,不应把他们当作配角,不要忘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3)国外共产党人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乐于分享治国理政经验的开放态度,认为这与世界共产党人的需求是一种“双向奔赴”,他们希望实现平等条件下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启发。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称赞道:“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否认。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共产党讲成就时非常谦虚,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都愿意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交流、研讨。”(24)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是基于完全的平等和自愿原则。这种大党与小党之间基于自愿原则的平等、非强制性交流和学习模式深受国外共产党人的青睐。在这一过程中,国外共产党人也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和应用中国经验的问题,展现了主体性意识,反对将中国经验神圣化或盲目套用到本国实践中。英国共产党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将普遍原则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并置于国际环境中加以运用。各国应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和人民的愿望,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25)
三、动力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的动力源之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在国外左翼力量看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来走向复兴的强劲动力之一。例如,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汉纳·加里卜认为:“全球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及其建设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能力。”(26)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共产党领导的独特优势
英国独立研究所所长休奇·古达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27)在国外共产党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前副主席约瑟夫·斯卡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她的巨大成功,使其能够代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捍卫真理的尊严。在与那些试图通过‘敌对形象’诽谤中国的势力进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声望和影响力。”(28)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执政共产党垮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扛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而且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向全人类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现实性和吸引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成为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一系列伟大礼物中的一部分”(29)。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给各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期的一抹鲜丽的颜色,在万马齐喑中点燃了中国花火,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意大利《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30)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主任弗朗切斯科·瓦莱里奥·德拉克罗齐等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就是对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历史终结论以及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等老生常谈观点的否定。中国还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从而成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黑暗时刻的一座塔。中国也由此播下了威望的种子。”(31)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和重要思想启迪。
(三)国外左翼力量期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理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西班牙共产党国际关系部亚太处负责人伊西尼奥·波洛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治理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也应当承担起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使世界朝着社会主义迈进。”(32)国外左翼力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规划性、人民性和创新理论的感召力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印度共产党中央教育部委员尤加·拉亚鲁指出:“习近平同志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这些想法可能只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但这些思想实际上揭示了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规划可以作为范本,供所有正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民参考与借鉴”(33)。有左翼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将越来越大。例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大西广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成果,当中国在科学技术引领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时,重视‘思想’的感召力,将是未来中国继续保持国际影响力、实现更上一层楼的世界性发展所必须做的工作。”(34)
四、困难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国外左翼力量秉承革命乐观主义和谨慎态度,冷静研判各种有利环境和不利条件,辩证分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国际形势,指明了当前亟须破解的挑战和难题,构成了关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基思·贝内特和马丁内斯所指出的:“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人们在欧洲、亚洲、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和非洲进行了种种认真的尝试,努力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尝试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中,人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从更根本的层面而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非常新颖且尚处初创阶段的制度。”(35)另一方面,莫雷诺指出:“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是重新定位社会主义思想、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力的绝佳机会”,但“若是现在就得出结论称社会主义已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社会主义仍需继续发展、完善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主义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计划保持警惕,后者正在试图孤立、要挟社会主义,或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社会主义经历动荡或‘和平过渡’造成其内部崩溃”(36)。此外,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具体国家、具体组织内部还存在严重的“内斗”或“内耗”问题,阻碍着世界社会主义整体实力的跃升。
(一)资本主义政府的打压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严重受损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共产党经常遭遇政府的围堵和打压,党的一些正常活动受到限制,国内斗争环境较为恶劣。(37)在欧洲,2007年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批判共产主义的决议”;2014年乌克兰议会以254票通过了第2558号法案,即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在亚洲,2002年菲律宾政府将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宣布为所谓恐怖组织,并促使美国和欧盟也将之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冻结了其海外资产;2025年叙利亚临时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国内所有“民族进步阵线”党派的活动,其中包括叙利亚共产党。在北美,美国在华盛顿设立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支持格鲁吉亚设立苏联恐怖博物馆。
另一方面,西方舆论往往将丑化的矛头直指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社会主义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步发展都会遭遇西方舆论的联合围剿。西方在国际舆论场上罔顾客观事实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动用各种媒体资源,将社会主义民主污蔑为“专制”“独裁”,不断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丑化战。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图里亚戈描述道:“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一条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对抗的环境下,在大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帝国主义坚持不懈且别有用心地编造了另一个‘黑色传说’,旨在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污蔑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38)
(二)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严重抑制了共产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长期存在和深远影响,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成败影响巨大。阿根廷解放党前党主席塞尔希奥·奥蒂斯认为:“教条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而且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仍余孽未除。”(39)葡萄牙共产党党员、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20世纪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塞尔吉奥·迪亚斯·布兰科同样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念和实践……不利于行动上的一致,特别是不利于与其他进步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国际主义团结。”(40)莫雷诺也指出:“遗留的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我们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中获取力量,以认清现实并采取行动。导致的后果就是,理论要么被低估,要么被局限在缺乏变革性实践的学术领域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在各方面开展思想斗争,没有能力建立起替代政权,没有决心赢得政治领导权……那我们就不可能赢得一席之地,也不可能击败我们的对手。”(41)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亟须首先克服自身存在的上述“沉疴痼疾”。
(三)各自为战的现象突出,缺乏国际联合的有效机制
列宁曾指出:“联合在一起,就能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烈火的巨流,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42)基于此,如果能够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的联合将迸发巨大的实践能量,这种联合必须既是世界观上的,又是方法论上的。但现实却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多面临着国内分裂和国际分裂“双重分裂”并存的局面。虽然倡导国际主义联合与团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呼声,但“国际共运内部的宗派主义痼疾和分歧依然存在。各国共产党的理论认知和发展路径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排他性一直存在”(43)。而且尤为困难的是,正如里佐所强调的:“当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相互联手、强化对工人运动的压迫、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各种战争持续白热化时,各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合作和互助形式,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大。”(44)
五、出路论:依靠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大团结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迪米特里斯·库索姆巴斯在欧洲共产主义倡议(European Communist Initiative)纪念苏联成立100周年电视会议上指出,1991—2022年的30多年是苏联解体后人类所遭受的“现代资本主义野蛮时期”,“但我们相信,反革命的复辟并不能改变时代的性质,21世纪将是世界革命运动迎来新高潮的世纪”(45)。在国外左翼力量看来,未来需要依靠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新国际联合形式和组织原则、推动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大团结、捍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荣誉和形象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由此构成了国外左翼力量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出路论。
(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多方面的强大能力,发挥共产党作为火炬手和先锋队的历史重任
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46)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才能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引领者和推动者。里贾尔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有一个强大的、完善的共产党作为变革和进步的承载者。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使共产党强大起来。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强大和进步的共产党。”(47)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席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指出:“共产党就像火炬手,其作用是独一无二和特殊的。它引领革命,开创社会经济变革和繁荣的事业。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国家治理和繁荣是必要的原因。”(48)南非共产党强调:“党要成为先锋队,绝非简单宣告即可,也并非轻易就能实现,它意味着要具备在地方、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群众斗争浪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49)
(二)达成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大团结的思想共识,创新国际联合新形式和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50)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克留奇科夫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迫切需要各种进步力量,特别是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方面共同努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各种进步力量以及争取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斗士们的打击变本加厉,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联合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51)马丁内斯也提出:“我们有一个行动计划:反对教条主义和纯粹主义,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回到由现有社会主义国家、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组成的全球统一战线上来。这是我们通往未来社会主义的道路。”(52)
对于国际联合的方式方法,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维克托·科特尤为强调国际协调机制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各共产党和革命党之间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认为“唯有如此,当灾难来临、人类受到生命威胁时,各左翼政党和党派才能采取有效行动,及时沟通商讨一些具体的议程,共同应对危机”(53)。阿伊指出:“民间的和自我参照式的国际主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革新国际主义的实践方式,使之不仅再一次成为团结的标志,而且成为能够影响现实的有效合作工具。”(54)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许多国外共产党强调要基于多样性来进行合作,开展自愿、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反对单一模式。例如,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普拉迪普·库马尔·贾瓦利提出:“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普遍的革命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之间应该以多元统一(而不是单一统一)的方式进行经验交流与合作。”(55)卡内尔认为:“世界的现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起来面对共同挑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基于多样性的团结才能确保胜利。”(56)
(三)将捍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荣誉和形象作为推进国际联合的一项使命任务和重要工作
国外左翼力量认为,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国际威望、前途命运等与世界和平正义力量的未来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尤为强调将捍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荣誉和形象作为推进国际联合的一项重要使命任务。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帝国主义正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大肆扩张以确立霸权地位。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试图通过北约东扩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来巩固自身,从而强加帝国主义秩序。中国、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因力量对比变化而形成的不利局面,仍坚定地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帝国主义则图谋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领域对这些国家发动持续不断的攻势。”(57)在国外共产党组织看来,西方“颜色革命”战略依然将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列为头号目标。爱尔兰共产党第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维持着800多个军事基地,而这些基地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指向东方,在印太地区有近400个军事基地包围着中国”,而且“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同时也通过北约与美国合作,采取了包围俄罗斯及对抗中国的战略”(58)。关于这一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前国际部主任、意大利共和国前参议员弗斯科·贾尼尼也指出:“多年来,瓦解和分裂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中国遭到削弱,甚至遭遇民族分裂,那么整个世界的格局将会大为不同,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将遭到重大打击。如果中国的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整个世界或将因此屈服于跨大西洋联盟的统治,金砖国家联盟与‘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或将不复存在,甚至那些处于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国家也将因此遭遇更大挫折。”(59)
基于此,反对污蔑言论,冲破西方涉华谎言,捍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荣誉和形象是各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格里菲斯强调:“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有责任反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资本势力和国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虚假和敌对宣传战。此类宣传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更易推行反华政策,因此不能低估其对上述国家民意的影响”,“各国共产党都应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在自己国家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有力量、有远见、有能力实现其21世纪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和世界各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越大,资本主义联合反扑、颠覆和干预的危险也就越大。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加强国际团结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越来越重要”(60)。共产党(瑞典)主席珀维尔·约翰松、国际书记马库斯·约恩松指出,“当前西方世界的单方面舆论斗争是虚假的、充满谎言的、恶意的”,“共产党(瑞典)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国家稳定的企图和行径作斗争”(61)。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左翼力量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最新认识成果是基于当前世情、国情、民情、党情等发展变化而取得的重要探索成果。这些认识既回顾过去、研判当下,又分析未来,既冷静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指出了破解困局的方式方法。大多数国外左翼力量始终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饱含信心。例如,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吉加纳奇就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一度遭受重大挫折,但目前已由低谷走向复兴,并稳步前进。”(62)但是我们需要谨记的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谋求振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甚至在这一过程会经历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种种对抗甚至是激烈交锋。人类历史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到旧事物、旧秩序的阻挠和破坏。卡内尔指出:“古老而令人生畏的‘共产主义幽灵’再次高举希望的大旗席卷全球,这使得那些针对人民、质疑现状的行动更具攻击性,其目的是千方百计阻止社会主义证明其可能性、可行性和发展潜力。”(63)因此,在未来的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资强社弱”“西强东弱”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和主要特征。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日趋明显。“资强社弱”是存量,代表着历史,而“东升西降”是增量,指引着未来。正义力量必将战胜和取代旧的、邪恶力量的统治。社会主义深得民心、代表着新生,昭示着历史的前进方向和人类的美好未来,是任何政治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必然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进步的希望,而且是一种努力奋进的勇气,这一点在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幸福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和源源不断的信心和动力。正如罗马尼亚共产党前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兼青年事务部部长托马·伊万所强调的:“21世纪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技术飞跃和社会信息化虽然潜力无穷,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困境和冲突。展望未来,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复兴。这个伟大的社会制度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无论未来世界如何变化,这种美好的向往都不能被压制或剥夺,它将永存于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