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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2-2013)
作者:时间:2013-05-31 00:00:00来源:

主编:吴白乙

副主编:刘维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ISBN:9787509745427

页数:432

 

内容简介:本书对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诸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做了系统介绍,对该地区相关国家的热点及焦点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2013年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书中汇集了国内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全面了解当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形势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目录:

 

导论

I 主报告
政治转型与“东山再起”: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启示
一 革命制度党:辉煌与困局
二 政治改革与政治转型
三 十二年蛰伏与东山再起
四 结论

Ⅱ 特别报告
“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局变化及其影响

Ⅲ 专题报告
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新发展:迈向整体合作
中国与拉美的地区间交往:一种次区域组织的视角
拉美六国近年来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现状、挑战与前景

Ⅳ形势报告
2012~2013年拉美政治形势:稳定中的新风险
2012~2013年拉美经济形势:政策刺激增长继续
2012~2013年拉美社会形势:发展与冲突
2012~2013年拉美对外关系:独立自强与多元化双向发展

V 国别和地区报告
巴西:地方选举凸显政治新生态
墨西哥:三党逐鹿大选,新旧政权平稳过渡
阿根廷:国有化措施惹争议
古巴:更新社会主义进程全面铺开
委内瑞拉:总统病逝增加政治变局风险
智利:市政选举削弱执政联盟
哥伦比亚:重启和平谈判
秘鲁:政策趋向实用主义
玻利维亚:改革进一步深化
厄瓜多尔:平稳的2012年
乌拉圭:政治外交波澜不惊
巴拉圭:总统被弹劾引发政局突变
哥斯达黎加:改革议程进展缓慢
尼加拉瓜:总统权力集中趋势明显
洪都拉斯:各党备战大选,经济形势稳定
萨尔瓦多:司法部门选举引发制度危机
危地马拉:社会契约打造共识
巴拿马:马蒂内利政治经济冰火两重天
多米尼加:大选之年——解放党的逆转
海地:国家重建任重道远
加勒比地区:稳中求进

Ⅵ 附录统计资料
附表1 GDP及人均GDP年均增长率(2003~2012年)
附表2 拉美地区GDP与人均GDt(2009—2011年)
附表3 国际收支(2010—2012年)
附表4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2003~2012年)
附表5 外债总额(2003~2012年)
附表6 居民消费价格年度变化率(2003~2012年)
附表7 公开失业率(年度平均失业率)(2003~2012年)
附表8 拉美18个国家的收入集中度指数(1990~2010年)
附表9 拉美18个国家的贫困和赤贫指数(1990—2010年)
附表10 拉美21个国家公共开支总额、社会公共开支以及非社会公共开支分别占GDP的比重(2008~2011年)
附表11 中拉贸易统计(2007~2011年)
附表12 中拉非金融类外国直接投资统计(2007.2011年)

 

导  论

吴白乙

 

对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形势的回顾,本卷编者推荐的主题有二,一是经济增长,二是政治改革。选择这两组关键词,既是为了找出代表该地区年度发展具象的特征,更是有意强调上述两大任务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普遍未竟的动态之中。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来华访问。在接受中国最富影响力的经济类刊物之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表达了不尽乐观的预测,理由是“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的财政状况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风险”。卡恩之说无疑代表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即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将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日本病”的扩散趋势亦愈加明显:其一,债务居高不下,财政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导致金融市场及公共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其二,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失效,而为了增加流动性所采用的所谓“量化宽松”等非传统手段,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公共债务规模,加重国家信用危机;其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少和社会保障进入支付高峰期的双重效应会加大经济复苏的难度;其四,国内政治更趋对立,各方力量难以在经济、社会重大改革上达成共识,却因一味热衷于权力制衡而延宕结构性调整的时机。

与此同时,卡恩也特别强调“经济的动力是信心,没有信心,要获得经济增长会非常困难”。相较于复苏迟缓并持续影响全球市场信心的欧美经济,他看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特别指出“拉丁美洲的情况不错”。胡维佳:《信心和协作才能战胜危机——专访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财经》2013年第5期,第97~98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卡恩的乐观印象确有一定的道理。201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称,该所以市场汇率计算而得出的世界经济平均3%的增长率,相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类数据要保守,但“更接近于(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最新估计数据,2012年,在33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20国的经济增长率在3%以上。

本卷的《拉美经济形势报告》则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该地区保持整体性稳定和进步确实来之不易。2012年,由于欧洲、美国等传统市场需求依然不振,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后进口需求下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商品出口总体增速继续下滑,巴西、阿根廷等较大型经济体也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原因,增长率持续走低,经常项目逆差严重。虽然巴拿马等小型经济体取得了高达10.5%的增长,却难以抵消占全区名义GDP 45%的巴西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意义。尽管如此,2012年拉美和加勒比各国的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3%;近一半国家货币平均升值2.7%;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也继续上升;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增长的领跑者,其宏观治理能力、财政状况、对外合作水平已明显改善。《拉美社会形势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作者发现,拉美国家社会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再明显。相反,近两年来拉美各国平均社会支出大约增加了2个百分点,主要用于应对粮食和燃料等商品价格的上升,也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

然而,拉丁美洲的增长依然是脆弱的。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可能全然摆脱发达经济体长期低迷的阴影而保持“一枝独秀”的小气候,更无法承担起持续推动世界发展的重任。各国GDP的增长指数在短期内可能各不相同,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是相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全球经济已步入艰难却至关重要的“再平衡”期。因此,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条件,进一步引入外部高级生产要素,实现在内需驱动战略之下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变。还应看到,复苏的困难、增长的起伏不定甚至某些国家倒退性的“权宜之计”都难以弱化世界经济在竞争中相互依存的本质特征,而是最终将各国推向新一轮改革的起跑线,向改革要活力、要信心、要政绩、要安全必然会成为多数政府的理性选择。

改革不仅需要温和的理性,同样也需要政治决断,关键系于其领航者。2012年是拉美地区诸多国家的大选年。在墨西哥,在下野12年之后,革命制度党以“变革”为口号在选战中最终获胜,创造了一个老牌大党“梅开二度”“东山再起”的政治神话。本卷的“主报告”以此为焦点,扼要而清晰地回顾和展现该党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为引领民族振兴和发展,对内外环境压力作出适应性改革的主要脉络,总结其历史兴衰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正如作者开篇所言,革命制度党是20世纪初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没有自动地改善贫富差别,既有的政治体系为非制度化的个人独裁和行业寡头所专有,军阀割据并胁迫国家政治的混乱现象也极为普遍。即便在革命推翻了迪亚斯独裁政权之后,新的政治权威也迟迟未能确立起来,内战、军事叛乱和宗教冲突此起彼伏,既有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继续斗争,也不乏革命阵营自身冲突与内耗。这一情形几乎是与中国现代革命同步发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与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从政党统治向军人独裁倒退”不同,墨西哥的幸运之处在于通过建立现代化政党及其制度体系,国民革命党(即后来的革命制度党)的创始人卡列斯成功地将半合法的军人寡头统治关入“制度的笼子”,该党的建立使墨西哥政治文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也为该国后来的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的作者认为,革命制度党在思想本源上属于民粹主义甚或社会主义,其制度理论则是以多元主义为特征的。通过将各类职团作为组织基础,革命制度党不仅使自身的社会代表性实现了最大化,更重要的是成功地将这些本已具有相当程度自立性的社会体系纳入一个更为有效、平衡的党内规则框架。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市民、军人,各部分内部或之间的利害冲突都可以经过党组织的协调和仲裁来获得解决,妥协最终取代以往的暴力争斗,党成为主要的社会稳定器。在确立总统和党中央权威之后,地方势力和军阀(考迪罗)的政治信用日渐式微。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革命制度党曾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高度包容性、权威性、适应性而不懈努力,集中了推行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凝聚起最广大民众的期望,为创造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一经验表明,建立现代治理制度的先进意识,采取符合国内现实基础的行动策略,建立相对集中的权威是新兴国家在高速发展阶段对于先进政党的客观要求。

然而,“政治发展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哪个政治体系可以彻底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长期执政以及“领袖负责、垂直领导”的体制也逐渐造成革命制度党和国家的管理边界趋同,“不但不能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此背景下,党内利益集团丛生、制约机制缺位进一步加重了权力腐败现象,不断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当经济繁荣的光环开始消退,这个有过无限风光的老党深陷“政绩困局”,而不期而至的债务危机更是敲响了制度改革的警钟。在试图解读2012年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的成因过程中,作者搜寻的目光一再回溯,最终将其源头锁定为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他们发现,虽然革命制度党最初的政治改革明显暴露出主动性、超前性的不足,党内权力机制改革也一拖再拖,但是它最终还是选择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通过引入与在野党的平等竞争机制,开始了自身改革的历史进程。“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2000年和2006年两次败选,革命制度党以下野之身不断积蓄再造之功,凭借其完整的组织结构、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在基层政权取得的政绩,在2012年的大选中交出了政党转型的答卷,赢得了选民的青睐。

当然,由于过去12年执政业绩乏善可陈,国家行动党也用诸多政策败笔为革命制度党的“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对于这一因素,作者在研讨过程中曾给予关注,却在最后成稿时有意无意地省略了。实际上,上台后的革命制度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挑战并不逊于其前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的另一后果是它造就了大众政治的时尚。大众政治尊崇“平等”,质疑既有的政治传统,挑战精英统治,对素以统合、组织、培养精英为本的政党形成有力的冲击,迫使各国各类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同样的嬗变——意识形态边界模糊,纲领和政策趋同;放弃对民众诉求的引导、统合或约束,而是为扩大“票源”而竞相讨好选民;蜕变为利益集团,善于用速生的政治口号掩饰自己的真实诉求。正是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与长期奉行的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渐行渐远,造成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大量流失并最终败选。2012年该党候选人培尼亚·涅托得以获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重拾中左主张,打出了“保障民权、发展经济、恢复墨西哥国际地位”三大竞选纲领。从选举策略而言,它们无疑迎合了当下墨西哥民众的强烈愿望。然而,当下墨西哥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必须攻坚克难,处于大众政治压力之下的革命制度党能否负重前行,为人民再立新功则仍属未知。

在本卷即将付梓之时,拉美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2013年3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久病不治去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对未来该国政局的走势、对外政策的取向,乃至拉美地区左翼运动和一体化进程命运的种种推测。为了回应中国读者的关切,本卷增设“特别报告”,编入近期拉丁美洲研究所学者的相关分析和评论。他们认为,无论即将再次举行的大选结果如何,进入“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政治过渡期。没有了查韦斯,马杜罗及统一社会主义党需要再建其权力模式,更需要适度调整其内外关系策略及行动的优先次序;没有了查韦斯,卡普里莱斯及身后的政治力量必将加紧在国家、地方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政治布局和博弈。即使能够在大选中获胜,反对派也须接受国家利益、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约束,继续为中下层选民的实际利益提供一定的保障,因此其国内政策调整必将是有限的、温和的,多元化对外开放的格局也难以改变,但在对美政策以及对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和加勒比石油计划等问题上,反对派一旦执政则很可能“矫枉过正”。中国与委内瑞拉合作符合双方的重大发展利益,是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型伙伴模式。无论委政局出现何种变化,双边关系都不致出现根本性逆转。同时,作者也强调,中国对委外交和经济合作要及时掌握和认识委国内政治动向,改进自身的政策协调、风险管理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未来形势下对委工作的适应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在本卷的“专题篇”中,《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新发展:迈向整体合作》在梳理全年动态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中拉关系飞速发展的经验和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如下归纳:其一,中国已成为影响拉美经济的独立变量。以2012年温家宝总理提出面向拉美地区的多项合作倡议为标志,中国对拉合作已不限于双边形态,而正在向多边合作框架推进;其二,中拉整体合作的条件尚不充分,既需要中方作为重要的外部推手,促进拉美国家达成共识,也可由双方视现实可能从次区域层次或单一领域取得突破;其三,未来中拉整体合作的制度性建设无先例可援,也无模式照搬,双方只能根据各自发展特点和诉求作出共同探索和创新。中拉双方既要抓住战略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机制化合作,也要充分顾及各自发展及相互认知的差异,确保具体合作步骤与实际相符并产生积极的效应。

与之相呼应,《中国与拉美的地区间交往:一种次区域组织的视角》对近年来中拉次区域层面互动作出了编年史式的概述,并试图为深化双方的合作提供“思想路线图”。作者认为,业已存在的拉美各次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推进对拉整体合作的最佳窗口。但是,要利用好这一资源,首先应进一步巩固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取得它们对中国与次区域机制合作的认同与支持。中国还应特别注意与拉美地区大国的协商和对话,增进彼此互信,避免引起后者的猜忌和掣肘。其次,深入了解现有各次区域机制的功能及其动态变化,对其合作条件、利弊风险作出客观评估,平衡各方关系,从而开辟“纵横捭阖”的多元化对拉区域合作格局。最后,中国应以开放的姿态处理好与西方大国在拉美地区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效减缓来自后者的干扰和压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推出的另外两篇专题报告是由来自新近成立的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和浙江外国语学院拉美研究所的学者撰写,他们结合本地实际需要和本校学科基础,分别选取“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视角,为读者提供了颇具专业水准的分析。经过对拉美6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分类研究,作者发现拉美经济仍以资源消耗型增长为主,无论是资源利用较好的国家,还是为保护资源而欠发展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引进资本和相关技术,从而有效地利用继而提高自身的比较优势,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坦途。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作者充分肯定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也对拉美地区普遍存在的产业发展难点进行了归纳,指出该地区“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持续的环境和生态平衡将需要一个全面的管理构架,需要国际组织、政府管理部门、社区和公民等各方的长期努力,相互协调,相互认同,并采取一致的行动”。

2012年拉美和加勒比各国的外交形势可谓“稳中有升,亮点不少”。对此,《2012~2013年拉美对外关系:独立自强与多元化双向发展》从“对美外交日趋独立”“一体化合作取得新进展”“多元化外交成效显现”“多边外交更加活跃”4个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并由此进一步肯定在当下国际关系持续变动和调整中,拉美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这也是近年来拉美对外关系总体趋势的持续表现。在报告的结尾部分,作者点明若干挑战和局限性因素,以便于读者认识和把握2013年拉美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拉美国家推出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其国家发展主义的基调在本质上与贸易保护主义相通,对于发展区域一体化、实现多元化对外关系格局、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重组等多重目标都具有消极意义。它们不仅使外部对拉投资信心严重下挫,而且也为新一年度拉美对外合作的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为数众多的国别和地区研究报告一直是这部集体作品的基干部分,也是其学术代表性的底色。古巴是中国读者相对熟悉的国度,其社会主义更新事业的发展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巴西不仅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之列,而且也经历着艰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改革。2012年哥伦比亚被外界评为拉美地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桑托斯总统则在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在未来三年内完成中哥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原则共识。为此,编者重点向读者推荐本卷对上述国家年度形势的综述。2012年,古巴更新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模式的进程加快,其重要成果包括部分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对调整企业经营方式进行试验,允许非农部门、小型国有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承包制度,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出调动劳动者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新税制等。古巴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更新事业的坚强领导,坚持审慎、周密的计划和组织前提,坚持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坚持从上到下的思想、作风、纪律检查工作的落实。正因如此,在更新任务繁重、外部压力和挑战依旧严峻、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古巴能够克服困难,实现了高于3%的经济增长。

巴西的年度形势发展有三重特征,可谓“喜忧参半”:一是执政党巴西劳工党在地方换届选举中仍然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圣保罗市等地夺回市长席位。与此同时,党内高层腐败丑闻也极大影响了劳工党的声誉,反而让社会党将441市的领导权收入囊中,增量居各党之首,也为2014年巴西大选带来新的变数。二是经济指数不佳,全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及投资、对外贸易均出现萎缩。受罗塞夫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巴西内需保持旺盛,就业状况和实际工资增长尚可,通胀率得到较好的控制。三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其大国角色进一步凸显。巴西在处理巴拉圭政治危机、南共市扩大以及与阿根廷贸易争端、与海地关系等问题上均展现出其地区政策的成熟度和对一体化进程的引领作用。巴西外交的另一亮点体现在其“金砖国家”机制框架下的多重风采,特别是通过与其他成员国的双边互动,巴西作为新兴大国的影响力及实际利益都得到进一步拓展。

南美地区的中等国家哥伦比亚取得经济增速高于地区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失业率有所下降、通胀指数持续走低等成绩,皆归因于桑托斯政府积极推动财政改革、扩大公共盈余以及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等措施。此外,哥伦比亚不断加强对外资保护力度,加速推进对外多元合作格局,成为拉美地区经商环境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首先,哥伦比亚积极与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等国打造新型经济合作体——太平洋联盟,拟共同建立拉美首个联合证券交易所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还将取消成员之间的签证限制,推动各国教育、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的一体化。这些目标的实现无疑会极大地促进相关经济体之间货物、服务、人员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其次,哥伦比亚积极改善与古巴、委内瑞拉等左翼力量执政国家的关系,呼吁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大对拉美地区的资金、技术投入,在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发挥独特的“黏合”作用。最后,哥伦比亚加强与西方和亚洲经济体的联系。延迟4年多的美国与哥伦比亚自贸协定终于正式生效;欧盟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自贸协定也于年末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与此同时,日本与哥伦比亚启动自贸协定谈判。哥伦比亚政府还将商签自贸协定的目光投向亚洲、非洲等地,中国、南非、肯尼亚、俄罗斯等国均在其列。上述积极、多向的对外开放战略成效显著,使哥伦比亚投资率在过去10年内已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30%,有力地带动了后危机时期哥主要经济部门的成长。2012年,哥采矿和建筑业增长速度均超过10%,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速也分别达到5.9%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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