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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04年年会综述
作者:时间:2004-11-02 00:00:00来源: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04年年会10月22~26日在保定市河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举行,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福建莆田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世界知识》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年会。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教训”。

  在10月22日的开幕式上,保定市委副书记、河北大学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北海和原焘、拉美史学会理事长洪国起致了开幕词。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苏振兴作了题为“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历长短不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拉美国家面临社会贫富分化扩大的突出问题。他指出,1950~1980年的30年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却日益尖锐,集中表现在收入分配上。他以拉美10国总收入在家庭间的分配和拉美5国60%低收入阶层所占收入比重和实际收入水平变化的具体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均GDP的高低;二是1960~1975年间,拉美国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部分分配得不合理。在此期间,拉美各国深受当时流行的发展理论的影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在1981~2000年的20多年间,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大扭转,80年代持续衰退,90年代继续低迷。他认为,最近50年间,拉丁美洲经历了两个政治周期: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经历了一次代议制民主与军事独裁的交替过程;1978年左右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他认为,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在于:社会财富的占有过于集中,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创造就业的潜力缺乏科学的预计,国家未能有效地发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袁东振作了题为“对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一方面,拉美本土的理论发展长期落后于实践,致使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践在相当长时期内受西方理论的主导。另一方面,那些曾产生广泛影响的拉美本土理论没有能随历史条件的变化实现理论创新,影响力逐渐减弱,在实践中被抛弃。理论与实际未能实现有机结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发展观念的缺陷,是拉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根源。他列举了3种有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观点:主张经济增长优先或效率优先的观点,主张平等优先的观点,主张效率和平等兼顾的观点。他认为,外源性发展理论对拉美主要产生了下列影响:关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忽视收入的分配问题。拉美的本土理论有:“先增长,后分配”(如内托的“蛋糕论”、S.西蒙森的“积累优先论”),民众主义理论,拉美经委会的理论(发展主义理论)。他认为,拉美经委会的理论存在以下缺陷:认为经济发展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会自动提高;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重视不够;没有提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对策。他认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拉美国家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和错位:最初的理论设想和最终实践结果的矛盾,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刘纪新作了题为“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主题发言。她在发言中指出,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实施的,其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发展水平都远不如西方国家。但与西方国家一样,拉美国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现行社会政策中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对社会政策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已成为拉美各国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拉美经历了“社会贫困化程度明显加剧—贫困现象略有改善—在减少贫困方面停滞不前”的过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问题丛生、公民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社会冲突现象时有发生。她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因素是:历史因素(如土地分配制度不公、资本占有不公),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影响,社会转型、经济模式转换和经济全球化的多重挤压。拉美社会政策的脆弱性包括:社会开支不足与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缺乏长期和系统的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等等。拉美国家对社会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调整社会开支政策,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开支的再分配作用;重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制度;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计划为贫困和弱势人群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改革管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吴国平作了题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和边缘化结伴而行,收入分配与贫困化程度的加剧成为拉美经济发展难以跨越的鸿沟,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时学作了题为“‘拉美化’概念辨析”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在讨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时,国内一些人常常提出中国要谨记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教训,谨防中国出现“拉美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记取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教训,而将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放大,忽视其经济发展的成就,甚至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利用外资,无疑是欠妥的。拉美的发展成就是不容忽视的。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在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出现诸如由储蓄率低导致的国内资本积累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利用外资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拉美国家的储蓄率低,才不得不依靠外资,外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难题。他从外资由“引擎”到“桎梏”、拉美再次受到外资的“青睐”、外资的“双刃剑”作用、外债与外国直接投资孰优孰劣、开放与保护的关系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宜使用“拉美化”的提法,这种提法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所谓“拉美病”的症状不仅仅是拉美独有的问题。他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拉美化”: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以及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固然遇到了许多问题,但将这些问题称之为“拉美化”则是欠妥的;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外债,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不是外债。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张宝宇作了题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巴西的经验教训”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不协调的:一是穷人所占比重很高;二是巴西5个地区和26个州之间发展程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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