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发展时期(19世纪30年代～1916年)    这一时期又分为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30～90年代)和现代主义文学(1882～1916)两个阶段。拉美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纪30～60年代称为社会浪漫主义，在60～90年代称为感伤浪漫主义。社会浪漫主义是在独立后各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内战频仍、考迪罗主义横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主要口号是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文明。社会浪漫主义的主要作家及代表作有：埃切维里亚的《女奴》和《屠场》，萨米恩托的《文明与野蛮》和马莫尔的《阿玛莉娅》等。感伤浪漫主义发生在拉美各共和国进入稳定发展，寡头政治集团确立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家大多以人生哲理、风土习俗或对社会的冷静思考为创作主题，出现了风俗主义、印第安主义、地域主义、高乔文学等流派。代表作家有古巴诗人胡安·克莱门特，哥伦比亚诗人拉斐尔·庞博，秘鲁作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乌拉圭诗人胡安·德圣马丁；重要作品有《塔瓦雷》、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

现代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1882年古巴著名诗人何塞·马蒂发表《伊斯马埃利约》，历史上称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开端。1888年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发表诗作《蓝》，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1916年鲁文·达里奥逝世以后，现代主义诗歌走向衰落，并逐渐为先锋诗派所取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要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第一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当一个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也就怀了芋。”正是这种态度使对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主题思想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的格调截然不同，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现代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具有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成了第一个具有拉美特色的流派。

概括起来说，现代主义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美，不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将自己封闭在虚构的“象牙之塔”里，逃避眼前残酷的现实，没有勇气正视贫穷、落后和非正义的人压迫人的社会。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使拉丁美洲的诗歌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革新。独立战争结束以后，拉美各国文学界的主要倾向是渴望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因此，西班牙教土曾大力推广的十四行诗被摒弃，诗人们从欧美、尤其是从法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他们推崇龚古尔兄弟所倡导的富于想像力的“艺术文笔”，赞赏勒孔特·德李勒的帕尔纳斯派的诗歌理论，采纳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音乐性及其朦胧的意境，将惠特曼的自由诗奉为楷模，甚至也不拒绝西班牙古老的、已被人们遗忘的罗曼采谣曲。几乎每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格律上都有所创新，尤其是西班牙语中的自由诗，正是在现代主义运动中诞生的。

出于对纯粹美的追求，现代主义诗人多喜欢用天鹅、百合、宝石、玛瑙等美好的事物来作比喻。在遣词造句上深思熟虑，反复推敲，颇想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在现代主义诗歌中，西班牙语有了发展，不少词汇的寓意更加含蓄和深刻，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但应指出，由于过分追求辞藻的华丽，现代主义诗歌未能完全摆脱西班牙贡戈拉派的影响，以致流于堆砌夸张、艰深晦涩。

诗歌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当然要有虚幻和想像。但现代主义诗人一般是借想像的翅膀，在虚无缥缈的幻境里翱翔，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鲁文·达里奥称这种想像中的意境为“蓝色的世界”。蓝色象征着纯洁美丽的天空和浩瀚无际的海洋，它绝不会和尘世混为一谈。然而虚幻的意境和优雅的形象并不能掩饰现代主义诗人的哀怨和忧伤。天鹅纵然纯洁优雅，它那弯弯的长颈却像个问号一样，引起诗人对尘世的疑虑。诗人们不仅为国难家仇而悲伤，也为个人的不幸而叹息。他们中的许多人家业凋零，穷愁潦倒，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抗争。命运的打击更加重了现代主义诗人的伤感情绪。

现代主义诗人所描写的常常是遥远的异国。日本、中国、印度是他们喜欢神游的地方。墨西哥的塔夫拉达和阿根廷的卢贡内斯都曾将日本的“俳句”移植到拉美诗坛。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巴伦西亚还翻译了一本题为《震旦》的中国诗选。此外，他们为了逃避眼前的现实，还常常沉湎在古代的王国中。东方的公主、希腊神话中的仙女、法国的凡尔赛宫都是他们憧憬的对象。

总之，现代主义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多在政界或新闻界供职，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它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尽管它广泛融合着古代的文化；它是美洲人的艺术，尽管它有着深刻的欧洲文化烙印；它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陶醉在“象牙之塔”里寻求内心平衡和精神寄托。正如鲁文·达里奥所说：“你们在我的诗中会看到公主、国王、皇宫的陈设以及那些遥远国度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厌恶自己出生的时代和环境。”由此可见，现代主义诗人对现实不满而又不敢奋力抗争，便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然而这毕竟是“对艰难痛苦的现实的一种抗议”。现代主义作家强调自己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的双重自由。他们互不雷同，各有千秋。

在现代主义运动初期，作家们渴望打破西班牙文化的禁锢，在拉美创立一种崭新的文学，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尤其是对法国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何塞·马蒂认为，只有了解各种各样的文学，才能摆脱其中某一部分对自己的约束。鲁文·达里奥则认为美洲作家甘愿成为“当代世界的公民”。这种主张推动了拉美文化领域的自由发展，使它的文化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充实。欧洲不同的文学流派为现代主义作家打开了一切逃避美洲现实的艺术途径，使他们悲观厌世的痛苦心灵在遥远的时代和神秘的国度里得到安慰和解脱。

当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现代主义诗人不可能一味地逃避残酷的现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进程，促使它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拉美作家不能不重新考虑眼前的现实。在他们中间，有人完全脱离了“象牙之塔”，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秘鲁诗人何塞·桑切斯·乔卡诺)。就连鲁文·达里奥也一改《世俗的圣歌》的格调，写出了像《致罗斯福》这样的作品。从此，美洲开始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已经不再迷恋遥远的东方和古老的希腊，对土著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对印第安英雄的歌颂使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新的活力。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就是鲁文·达里奥所说的“具有印第安血统的天真无邪的美洲”。鲁文·达里奥的《生命与希望之歌》、乔卡诺的《美洲魂》以及阿根廷诗人卢戈内斯的《百年魂》都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