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联系以及印度共产党在国外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令人困惑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一些富有斗争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已认识到不时发生的恐怖主义既天真又无用,感到只有依靠外国的援助才能产生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取得国家的独立。这一令人向往的前景召唤了一代勇敢的青年人去进行革命的冒险。他们大部分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密使离开印度，开始寻求武器和金钱，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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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易“ 在墨西哥一个人也不认识” , 但他“ 没有感到无用” , 因为“ 周围有一些事情” 。罗易自己说“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刚刚取得政权, 革命在大西洋的此岸引起了微弱的共鸣。所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都得意洋洋生活在一种充满着美好前景的气氛之中。他们全都是自封的共产主义者。我被这一令人惊奇的气氛所感染。就我的情况来说, 这并不是在我身上的革命温度升高了几度。而是在我的政治演进过程中的突变从顽固的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突变。由于新转变的狂热, 改良主义被革除教门了” 。

罗易在墨西哥同一些美国激进的成员建立了联系, 他们中许多人在战争期间, 为了逃避兵役而到墨西哥。如L"A"E"盖尔(“此人独具一格一一新思想教会的福音传教士”)(24)、C·菲利普什(“由于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组织和平示威，他获得了一些声望" ) (25)、欧文、格兰威治(继著名的迈克尔·高尔德的小说家”)、亨利·格林坦坎普(著名画家和谩画家)、莫里斯·贝克(诗人和漫画家)和记者卡尔·比尔斯。罗易同这些被称为是“逃兵役的人”一起，开始资助那些对美国不满的墨西哥人办的墨西哥刊物。他在这些活动中，受到墨西哥政府的支持，并不奇怪。

在这一时期，罗易几乎失去了同印度的联系。自罗易离开中国以来，他实际上断绝了同印度的一切联系。虽然他在美国大概和印度人取得了联系，但他感到这种联系既无效果也不愉快。到墨西哥以后，他完全脱离了与印度人的联系，对印度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但他也很不关心，因为他开始认识到他早年眼光短浅。现在他选择了按革命的新思想从事活动的广阔天地，而且这些经历对他来说是令人喜悦的(26)。罗易因此感到，他现在实现他两年半前离开印度所负使命的最后尝试已经失败，这就明确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那一章。他确信他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为印度解放做出什么贡献了，便决心使自己专心致志地从事新领域的革命活动，这种活动“即使不能马上成功也有令人满意的希望(27)”。

1918年末，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洋洲那边不断传来，欧洲革命的怒涛达到了墨西哥的穷乡僻壤。墨西哥的左翼知识分子受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的鼓舞，开始着手建立民族社会党，罗易成为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不只资助社会党人的报纸《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同他夫人一起多次主持墨西哥社会党会议。

1919年9月，墨西哥社会党人开会时，罗易拜会了F·格鲁曾伯格，即后来著名的米哈依尔·鲍罗廷，他是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来到新大陆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