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动态变化,并以墨西哥劳动力迁移到美国的案例为类比对象。墨西哥-美国迁移从开始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文章考察了这一时期墨西哥-美国迁移形势的主要变化,显示其如何随着来源地、目标地和迁移过程的因素变化而变化,并将这些因素与可能影响中国人口流动的类似因素进行了比较。

【正文】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并且需要面对受到迁移政策所影响的劳动力市场统一、城市化和乡村贫困等方面有关的选择。试图理解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学者将其与许多历史系统和理论模型进行类比,其中每一个系统和模型都能明确解释特定的迁移系统①。虽然中国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类比仍然有用,而且对理解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动态变化,类比的对象为国际迁移,特别是墨西哥劳动力迁移到美国的案例。如果接受该类比的合理性,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劳动力迁移形势的潜在变化是有用的。

一、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本质

目前中国迁移的主要类型是“劳动力迁移”,在这种迁移系统中,工人离开家乡一段时间而在无需技能或低技能的岗位上工作以挣取工资。这种迁移大部分是暂时的。Robert s 等人(1999 :242) 解释了定义临时迁移系统的条件,即临时迁移系统取决于来源地的经济机会的结构,尽管当地的经济机会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如果家庭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成为迁移劳动力,则家庭就能维持生存。这种劳动力迁移的临时性又经提供临时工作机会的目标地的工作结构而得到强化,这既可能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如季节性农业,也可能是因为对永久居留的官方限制。

来源地和目标地所处的条件在当代中国都是存在的。在来源地,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农业开始经济改革,农村劳动力都被束缚在人民公社体制内。结果,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完全失衡:1992 年,73 %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只产生了27 %的GDP ,而在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其他国家,16 %的GDP 只使用了44 %的劳动力(UNDP ,1995) 。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果,到1995 年,32 %的农村劳动力都有一些非农就业,而在1981 年这个比例是15 %(de Brauw 等,2002) 。

在中国城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在改革之前,户籍制度是由三位一体的粮食消费、就业和住房的限制所支撑,这使得要从合法的户籍所在地离开是非常困难的(Cheng 等,1994) 。尽管粮食消费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在大城市里除了少数职业之外,也对所有人开放了,但是,在城市的永久合法居留权,以及在Solinger (1999) 称之为“城市公共物品体制”中仍然存在的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额外津贴还是高度限制的。城市住房的高成本使得迁移者只能在大城市的边缘租赁低质量的住处或在商店、建筑工地和餐馆凑合住宿。迁移者经常违反复杂和昂贵的许可体制,其“不合法性”形成了劳动力剥削和阶段性“清理”的基础(Chan ,1996) 。这些限制又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歧视而得到加强,这种歧视与其他地方所存在的种族划分是同样有力和有效的( Honig ,1992)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和操有地方方言的中国农民对于像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居民来说是很明显的,并且很容易识别,就像在美国城市中非洲裔美国人对于白种人或者土耳其人对于德国人一样明显。

 

【关键词】中国 墨西哥 劳动力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