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曾创造了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做大的经济“蛋糕”并未转化为社会的公正发展，相反却形成了国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1960年，20%最富有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54%，50%最穷者占有的比例为18%。这两项指标在1970年分别为62%和15%；1980年为63%和14%；1990年为64%和12%。国民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巴西现代化进程的显著特征。
　　近年来，在巴西政府的努力下，这一趋势开始有所扭转。从基尼系数来看，巴西过去半个世纪基本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60年～2002年的整体攀升阶段和2003年以来的走低阶段。2001年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594，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08年这一系数约为0.54，好于2001年，但距离1960年的0.49仍有一定距离。
　　经济增长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失衡终结了巴西“奇迹”。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成为长期制约巴西发展的瓶颈。
　　社会不公的多重诱因
　　巴西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封建性质的大地产制直接造成了大批无地贫农。
　　二是“重工轻农”的发展模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的工业化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拉大了城乡差距，大批贫穷农民奔向城市，特别是去经济发达的城市谋生，使巴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36.2%攀升到1980年的67.6%，超出了经济增长所能维持的极限。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1.6万个贫民窟中。由于缺少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城市贫困问题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
　　三是悬殊的地区差距。在高度城市化的巴西，高素质的人才一般都迁往东南部和南部地区，人力资源和资金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地区差距。虽然相对落后的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普遍具有资源优势，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未能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有效的地区整合，因此只能处于资源供给的从属地位。
　　四是巴西相对落后的教育发展和偏弱的中等教育。二战以来，巴西将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生产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这样，它跳过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重点发展高等教育，以解决高新技术问题，形成科技队伍。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普通劳动力素质低下，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往往成为企业裁员的主要对象。有专家认为，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是巴西做出的一种错误选择。
　　此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也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高通货膨胀吞噬了贫困阶层的购买力，相反，对富有者影响不大。
　　推进社会公正的巴西探索近十年来，巴西社会不公的状况发生了积极变化，贫富差距呈缩小趋势。2001年，巴西20%的最富裕人口的人均家庭收入是20%最贫困人口的24.3倍，到2009年，该数字降至17.8。其背后是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是增加就业，保障劳动者收入。巴西政府为此制定了促进就业和增加收入计划，一方面通过税收和信贷等方式支持家庭农业、微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通胀水平调整最低工资。这样既保障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又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扩大了内需。2003年～2010年，巴西的最低工资上涨112%，约为同期巴西通货膨胀率涨幅的3倍。2011年，巴西政府将最低工资提升7%，高出2010年5.9%的通胀率。
　　二是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2003年～2010年卢拉执政期间，实施社会政策达30多个，被人们统称为“零饥饿计划”。其主干由资助贫困儿童入学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提高贫困学生大学入学率的全民大学计划、实现贫困地区通电的全民电灯计划、改善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条件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等构成。
　　截至2010年，社会政策惠及家庭达1100万户，受惠民众达2900万。在积极的社会政策推动下，巴西中产阶级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52%；赤贫人口的比重从28%降至15.5%。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今年上任后，提出了诸如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药物、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增
　　加折扣药品种类、实施“全民中等教育计划”等多项新主张，承诺进一步将巴西的赤贫率降至8%以下。
　　三是重视基础教育。为改变巴西教育滞后的局面，巴西政府一方面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另一方面，增加教育投资。1996年巴西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州教育预算中的15%必须用于基础教育。此外政府还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扶贫基金，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
　　四是注重发挥各种合法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教会、非政府组织和众多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巴西形成了一支“反对贫困，争取生存”的反贫困队伍，在各城市建立了近4000个自愿的市民委员会，各社区、公司、教堂、非政府组织、工会、邻里委员会和学校均自发和独立地成立了委员会，向约1000万人免费发放基本食品。一些医生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每年数次深入亚马孙雨林地区的土著部落，为当地居民送去流动门诊和外科手术服务。
　　为了对低收入阶层开展计算机培训，巴西非政府组织“信息民主化委员会”从1995年创立至2008年，建立了753个“信息及公民权学校”，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推广计划已使超过100万人受益。
　　另外，巴西在治理贫民窟进程中,特别重视发挥贫民居住区居民的自助活动和社区组织的作用，使其得到居民的信任，成为贫民窟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经济增长不会自然带来社会公正巴西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社会公正的实现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但是经济增长不会自然带来社会公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社会分化加剧的教训证明了“做大蛋糕再公平分配”的理论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相反，如果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问题趋于多样化、复杂化，不仅会危及政治稳定，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不公与增长停滞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相互影响。为此，政府需要将扶贫原则体现在各个环节的社会治理中，比如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医疗条件、加强贫困儿童的教育、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只有系统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不公现象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使它们既能协助政府实施社会政策，也能形成与政府互补的合作关系。
　　此外，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需要持久的政策投入。虽然巴西社会公正状况近十年有所改善，但其社会不公问题仍然较为严重。有研究预测，如巴西保持目前的社会发展速度，到2016年，其基尼系数才有可能降至0.49，与196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这足以说明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