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2日,海地大地震,23万人被夺去生命。中国传媒延续和继承汶川地震中锻炼出来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之专业精神,对海地灾难进行及时全面报道。在记录之外,与汶川地震中承担的救赎与动员使命相比,传媒在对异国他乡的灾难进行报道之时,其表述必然带着他者的立场与眼光。本文从国家形象塑造、多元人性呈现以及冷酷世界症候群的防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媒对海地与汶川地震表述的异同,从而思考传媒在呈现、表述灾难之时,如何更好地激发关于灾难的反思,启示走出灾难的道路。 

2009年5月17日，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称:“如果你曾听说过海地这个国家，通常是因为该国又有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这个国家因咫风、森林滥伐、贫穷、毒品走私、暴力、独裁、伏都教和奴隶制而闻名。”①徽语不幸被言中，2010年当地时间1月12日，一场当地200年来罕见的7. 3级大地震突袭这个“噩梦般的共和国”，把全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在传媒时代里，灾难事件即意味着“媒介事件”。回顾演川大地震的中国媒体，毋庸置疑，那次“集中在‘救赎’主题下的媒介记录”，将“成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②。由于中国媒体前所未有的及时、公开、深人报道，不仅成为救灾力量中的重要一员，而且为塑造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和公民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反观海地的灾难记录，由于海地本国的媒体在地震中几乎完全失去了运作能力，以及因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极度微弱，因此这次将谱写人海地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灾难记忆，无疑可以被称为“他者表述中的海地地震”。

延续和继承坟川地震中锻炼出来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之专业精神，中国媒体在海地地震发生第二天即奔赴“战场”，新华社记者成为踏上海地国土的第一位中国记者，①与随后赶到的各路同行一起，在困难重重的异乡灾区搜寻与记录，感受与传播，铭刻关于灾难的记忆，也激发关于灾难的思考，更启示走出灾难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传媒而言，对他者进行记录与表述，将不可避免地带着中国自己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惯性，从而在他者的记忆里深深刻下中国烙印;另一方面，由于灾难新闻的特殊主题，使中国传媒在报道自我的灾难时，或多或少有一些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顾虑，而此次媒介事件中，中国传媒一方面借鉴坟川地震中的报道经验，同时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暂时跳出中国自身的媒介生态环境，以客位的眼光观察与记录灾难全景，全方位表述与解读灾难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冲突。

一、框架理论视角里塑造国家形象

在大众传媒研究中，框架理论(frame theory)是分析研究传媒生产机制与过程的重要理论。此概念来源于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 1995年)，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信息或具有意义的行为，而高夫曼(Goffman, 1974年)将这个概念引人文化社会学②，他在《框架分析》中指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③对于大众传媒研究，框架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行为，

包含了选择和突显两个要素，即把认为有传播价值的元素挑选出来，在报道中从空间性、时间性以及话语叙述方式上予以特别处理。而选择和突显何种事实的动因，乃在于媒体记者置身其中的潜网—一种大范围的社会控制体系，这种体系帮助记者按照现行主流话语来选择与传播，从而实现传媒所担负的社会引导与控制职能。

此次海地地震，恰逢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0周年纪念日，于是在此次中国传媒的海地地震报道中，一个最突出的议题是“中国行动”，全程关注和记录中国救援队的一言一行，突显着中国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能力。而八位中国驻海地维和人员的牺牲报道，成为中国人关注海地地震的焦点，从寻找、搜救到运送遗体回国并安葬的过程，一直贯穿在海地地震灾难的报道中。诚然，传媒如此高度、高调关注中国的维和行动与维和同胞的遇难事件，一方面是为表达对亲人的无限追思、敬意与纪念，另一方面，正如《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的，“随着中国日益积极扮演国际角色，他们的牺牲，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道义不得不承受的痛楚’心。因此，在“国家形象塑造”这一框架视野下，中国传媒对海地灾难的记录与表述，成为继汉川地震后又一次提升与塑造中国形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