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巴西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六位，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巴西崛起”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巴西经济崛起是指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2008年的黄金增长期，巴西经济总量增加，国际竞争力提高，社会指标得到改善。但近期巴西经济的低迷说明，其黄金增长期只是国际繁荣周期给巴西带来的福祉，而这种繁荣很可能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而消失。巴西经济“初级产品化”和“去制造业化”趋势，以及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积极吸引外资的发展模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面对严峻的挑战，巴西需要实行经济结构改革，为其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 巴西崛起 巴西经济 战略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非常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2009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前五大经济体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和巴西，其中“金砖国家”占了3席。[1]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受到世界的关注。

新世纪头10年，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经济表现抢眼。世纪之交，受自身金融动荡和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巴西经济总量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度滑落至第二位，居墨西哥之后。但自2005年重回地区龙头地位之后，巴西经济出现了较大变化。2006年，巴西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排名位于西班牙之后，居第八位；2010年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09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七位；2011年巴西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短短数年，巴西经济连上三个台阶，从而赢得世人的关注，人们惊叹巴西经济的快速崛起。

与此同时，巴西积极参与拉美和国际事务，大力提升其国际地位，扩大其在全球经贸活动中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仅关注巴西经济的崛起及其国际战略的选择，同时也更加关注巴西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演变。为此，本文将对巴西经济近10年的崛起路径及其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并对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国际战略选择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巴西经济崛起的实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巴西经济崛起的量化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起，巴西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尽管期间按照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巴西经济总量也曾有过短暂波动，但巴西在拉美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使人们不仅感叹其经济崛起的势头，而且更想了解其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中的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对巴西经济崛起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不仅要对其经济规模的历史演变进行纵向的量化比较，从而研判其近10年经济崛起的性质；而且还有必要将巴西经济与地区内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进行横向量化比较，考察巴西经济在地区经济中的占比变化，从而揭示巴西经济对地区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   经济总量上升

首先，采用吉米·哈里斯按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的拉美19个国家GDP的历史数据，对巴西经济崛起进行比较，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获得的一组最早和最为系统的拉美经济的历史数据，反映了拉美19个国家经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迁。[2]从这组历史数据中可以发现，巴西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先后发生过多次变化。

自1870年起的20年间，巴西曾经是拉美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体。1870年巴西GDP为69.35亿美元，墨西哥（59.06亿美元）和阿根廷（26.73亿美元）位居其后，分列第二和第三位。但是，此后巴西与墨西哥和阿根廷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90年，墨西哥GDP跃居拉美首位，巴西和阿根廷则位居其后。仅仅过了两年，阿根廷经济总量超过巴西，成为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巴西降至第三位。1908年，阿根廷超过墨西哥成为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墨西哥降至第二，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922年。这一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GDP分别为360.35亿美元、271.34亿美元和266.06亿美元，巴西经济再次夺回了第二的位置。但是同期巴西的人均GDP则为932美元，位列有数据比较的拉美国家的倒数第二。[3]

尽管这一格局保持了较长时间。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巴西经济开始不断缩小与阿根廷经济的差距。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巴西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黄金时代”，并一直持续到1962年，巴西经济总量得到快速扩张。[4]1952年巴西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其经济规模超越阿根廷，时隔60年巴西经济再次成为拉美经济的老大，并在1954年成为拉美首个GDP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但是，同期其人均GDP仅高于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位居拉美19国的第16位。1963年，墨西哥经济总量超过阿根廷，成为拉美第二大经济体，自此这一经济格局一直保持至今。至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人均GDP的地区排位也逐渐递升至拉美19国的第10位。

在21世纪初经历了自身的金融动荡和阿根廷危机之后，巴西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期。2003年，巴西经济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超越，GDP达到10052.36亿美元，成为拉美地区首个GDP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2010年进一步达到13526.2亿美元。但在人均GDP方面，2003年为5455美元，与债务危机之前的1980年相比，在20多年的时间中仅增加了277美元。然而，在2003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巴西人均GDP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10年，巴西人均GDP达到6762美元，尽管在拉美19国中仅排列第9位，但同2003年相比，7年中就增加了1307美元。在此期间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明显的上升。因此，人们谈论巴西经济崛起，更多的是指向这一时期。

其次，选用世界银行按照不同统计方法核算的GDP数据，进一步验证巴西经济崛起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从1960年开始才有拉美国家的数据，并以现价美元、不变价美元和购买力平价三个不同标准进行核算。尽管世界银行的数据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却有利于运用剔除价格和汇率因素后的历史数据，探寻巴西经济崛起的路径。

图1是1960年以来按照不变价美元和现价美元分别计算的巴西GDP总量变化趋势。将两者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3个特点。第一，在剔除价格因素后，巴西GDP总量一直保持平稳上升趋势，并在2004年之后出现了相对较快的增长势头，2012年其GDP总量为11365.56亿美元，是1960年的9倍。第二，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GDP趋势显示出明显的波动，尤其是在1998年出现金融动荡时，GDP总量呈下降趋势。此后受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该趋势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3年巴西经济开始进入新的增长周期，GDP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第三，巴西经济在拉美经济中的占比在增加。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显示，2001年墨西哥GDP总量达到6220.93亿美元，超越巴西（5535.82亿美元）成为拉美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2004年。在此期间，巴西经济占拉美经济的比重由2000年的29.97%降至2004年的28.55%，该比重在2001年甚至只有26.39%。直至2005年，巴西以GDP8821.86亿美元的规模重回区域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并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GDP数据，巴西经济在阿根廷危机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一路向上的崛起势头，2006年成为拉美第一个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的国家，并在2010年再次成为拉美GDP唯一突破2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大国，其经济总量占区域经济的比重达到38.65%（2012年），与21世纪初相比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当人们讨论巴西经济崛起的时候，更强调的是近10年来巴西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变化。

图1 1960~2012年巴西的GDP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brazil

接下来我们运用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巴西GDP数据再次检验新世纪以来巴西经济总量的变动趋势。根据图2所示，进入新世纪后，按照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巴西GDP规模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阿根廷危机之后，巴西GDP总量呈现出快速崛起的态势，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才出现短暂负增长，扩张的势头遭到暂时的挫折。但在2010年再次恢复增长，并在2011年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

图2 1980~2012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巴西

GDP（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 org/country/brazil

根据不同的GDP核算方法得出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西经济实现了历史跨越。尤其是自2003年巴西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后，实现了低通胀条件下的增长。巴西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复苏，其表现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伴随巴西经济的崛起，巴西在国际竞争力和反贫方面的突出变化，也使得人们对巴西国力刮目相看。

（二）   全球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国家竞争力报告，2012~2013年巴西竞争力全球位列第48位，进入全球前50，其国内市场规模排名全球第九。[5]自2007年以来巴西在总排名方面均有所提高，尤其是其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创新、科技及金融市场的表现相对较为突出。巴西宏观经济环境一直排名百位之后，但在2012~2013年有了极其明显的改善，跃升了50多位，升至第62位。然而巴西在商品市场、健康和初等教育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相对落后，成为制约巴西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6]

（三）   社会指标明显改善

随着巴西经济的崛起，其中产阶级队伍迅速膨胀，巴西正在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由于历史原因，巴西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按照十年期平均基尼系数衡量，20世纪60年代巴西基尼系数为0.54，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保持在0.60左右，具有异常的稳定性，不平等程度在拉丁美洲地区是较高的。[7]进入新世纪后，卢拉政府采取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等反贫计划，巴西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得到显著改善。发展较快的南部、东南部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北部、东北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在缩小。表1是1999~2011年巴西的基尼系数、贫困率和赤贫率变化。其中基尼系数显示出持续下降的趋势，2011年与1999年相比，由0.64降至0.559。与此同时，巴西政府在反贫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通过实施减贫计划、普及教育和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措施，贫困与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8]表1的数据还显示，巴西全国的贫困率从2001年的37.5%降至2011年的20.9%，10年内下降了16.6个百分点；农村的贫困率减少了19.1个百分点，同期内由55.2%降至36.1%。全国赤贫率从2001年的13.2%降到2011年的6.1%，农村和城市的赤贫率降幅均约达到一半，减贫效果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巴西经济的崛起为其贫困率的大幅度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表1 1999~2011年巴西基尼系数、贫困率和赤贫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12年统计年鉴。http://interwp.cepal.org/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12/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两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表2的数据显示，自巴西进入黄金增长期以来，在政府通胀目标制下，巴西的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从2004年开始年通胀目标均得以实现，通货膨胀保持在历史低点，改变了巴西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高通胀预期。此外，自2003年以来该国的失业率也有明显下降，失业率由2003年的123%降至2012年的55%。尽管自2011年以来巴西经济增长乏力，但城市失业率仍被控制在了历史低位。这与政府重视社会支出、改善就业的政策目标有关。

表2 2003~2012年巴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巴西央行（http://www.bcb.gov.br/?INDICATORS）；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12年统计年鉴（http://inter/wp.cepal.org/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12/）。

二 巴西崛起的国内路径选择

20世纪50年代，巴西依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重返拉美经济龙头地位。1950~1965年、1965~1974年和1974~1980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4%、10.0%和6.1%，位居拉美前列。[9]因此，有学者称“巴西实现了真正的工业转型”。[10]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1961年巴西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1.75%[11]，历史上首次超过服务业，成为巴西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巴西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至1982年债务危机，工业占GDP的比重略超过服务业。债务危机之后，巴西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结构性调整时期，服务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了不同的趋势，其工业结构也出现向自然资源加工业扩张的现象。1990年，技术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加工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占巴西工业总产值的29.6%、42.2%和28.2%，1999年则分别为31.6%、44.9%和23.5%。[1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经济的增长，巴西经济实现了新的跨越，不仅在拉美GDP总量先后率先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而且世界排名也不断提升，在2011年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波强劲的增长势头被人们视作巴西经济的崛起。然而，我们将这10年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比较之后就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3年之后，巴西高利率政策使汇率出现长期升值，全球初级产品需求增加，巴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在市场作用的推动下，巴西出现了“去制造业化”的趋势。[13]自1960年以来巴西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这一特点，尤其是在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巴西经济进入了一轮相对较长时期的结构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工业占经济的比重逐年减少，而服务业的比重则逐年递增。至1998年巴西发生金融动荡，这一轮结构性调整基本结束。当年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5.66%，服务业所占比重则达到68.82%。[14]此后，国民经济中的三大产业结构相对稳定。

在新世纪头10年，巴西三大产业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GDP总量的2/3集中在服务业。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2000~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66.67%略微降至66.14%，期间仅有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余年份基本保持在该比重区间。这表明，服务业在巴西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稳定，它对近10多年来巴西经济走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期农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在6%左右波动。

工业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新世纪巴西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在我们分析的时间段内，工业占GDP的比重由27.73%升至28.24%，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工业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表3所示，2004年以来巴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22%降至2012年的14.97%。其中2011年降幅最大，达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2012年有所恢复。这一特点表明，在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出现的“去工业化”的基础上，新世纪至今巴西经济又出现了“去制造业化”的趋势。

表3 2003~2012年巴西三大产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brazil?display=default

伴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增加和“去制造业化”的趋势，巴西经济呈现出“初级产品化”趋势。自然资源部门和采掘业部门在工业生产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并且对新世纪以来的巴西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在2001~2011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制造业的增长幅度都小于采掘业，唯独在2004年和2007年例外，而这一变化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另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巴西制造业的萎缩程度却大大高于采掘业。2009年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达到8.7%，而采掘业只有3.2%的下降。[15]这一差异使工业部门中制造业的比重越来越小，“去制造业化”现象日趋严重。工业在三大产业中的份额相对稳定主要依靠采掘业占比的增加来维持。

制造业的萎缩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其创造就业的能力产生了压力。根据巴西经济地理统计局数据，制造业部门就业指数自2011年年底以来出现下降。以2001年数值为基期，2009年该指数仅为100.65，即10年来制造业部门解决的就业数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04.1和105.17，但是2012年1月开始出现下降，低于2010年的水平。整个2012年按月计算的制造业部门就业指数均低于2011年的平均水平，在2012年12月降到101.93。尽管影响就业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不能否认制造业的萎缩对其创造就业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10年来，伴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巴西商品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初级产品出口的集中度明显提高。世界银行2012年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巴西制成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都有显著下降。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全部出口的58.43%，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为10.94%。但是，2011年这两大类产品出口占比分别只有34.12%和3.95%。与此同时，巴西的初级产品出口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尤其是在外部需求的强劲刺激下，其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巴西初级产品出口额由2000年的255.39亿美元激增至2011年的1642.55亿美元。[16]初级产品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9.6%增加到2011年63.88%，接近全部商品出口的2/3，尤其是燃料、矿石和金属及食品出口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对巴西经济在新世纪的走势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在全球经济持续走强以及对初级产品需求强劲的环境下，巴西经济的崛起形成了初级产品化的显著特征。其出口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导致出口结构高度集中。过去3年中，巴西出口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石油和大豆三种产品上。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按照HS四位编码计算，2012年巴西前十大出口产品中前九项都是初级产品。其中按产值比例计算，前四位分别是：铁矿石（12.8%）、石油和原油（8.4%）、大豆（7.1%）和糖类（5.2%）,它们占巴西出口额的33.5%。[17]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对巴西国际战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图3  2003~2012年巴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brazil

在相对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刺激下，新世纪巴西经济崛起加速了“初级产品化”，巴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巴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明显改善，财政赤字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外债减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加强。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得益于全球经济的繁荣，巴西出口的主要初级产品国际价格及其外部需求量的上升，使巴西在这一时期中的外汇收入大幅度增加。再加上不断升值的雷亚尔，巴西的外汇储备自2003年开始明显增加。图3显示，自2006年起巴西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并从2009年开始超过外债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额呈扩大的趋势。外债占GDP的比重随经济规模的扩张而下降，2011年仅为11.8%，达到了历史的低点。

三 巴西崛起的国际战略选择

新世纪巴西经济崛起的两大重要特征，同样也体现在巴西政府在国际战略选择中的实用主义特点之中。在全球经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刺激下，巴西经济呈现出初级产品化的趋势。外部经济环境对巴西经济的影响在加大，促使巴西政府在国际战略的选择上注重发展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并寻求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去制造业化”以及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转型，促使政府关注就业并保护国内市场，因此又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巴西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更加突出。实际上，在巴西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国际战略选择上，巴西政府既希望能为其初级产品寻求稳定的市场，拓展国际参与的空间；同时，又为保护其制造业而限制国内市场的开放，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实用主义的战略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巴西在区域和国际领域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为其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挑战。综观过去10多年来巴西国际战略的选择，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   在南美寻求区域一体化

巴西在其所在的南美地区寻求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试图使巴西出口产品的区域市场优势制度化。作为地处南美的拉美大国，巴西拥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地理优势。除了东部傍海外，巴西其余边境地区同厄瓜多尔和智利以外的所有南美国家接壤。当巴西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时，其周边国家自然就成为巴西的首要选择，这是巴西为其经济结构性调整寻求外部支撑的国际战略选择的重要尝试。

为此，巴西的国际战略选择立足其所在的地区，分步骤、分层次在南美地区建立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首先选择了与南锥体国家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下称南共市）。巴西试图通过实现4个成员国间的共同关税联盟，推进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意在通过制度安排确保巴西在其周边地区的市场优势。1995年1月1日，南共市正式启动。此后的事实表明，南共市的成立促进了其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南共市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仅为40亿美元，1998年就激增至210亿美元，年均增速在20%以上。在此经验的激励下，巴西政府进一步试图将区域共同体的范围扩大至整个南美地区，以便通过区域一体化的制度设计，进一步确保巴西在南美市场的优势。2000年，在时任巴西总统卡多佐的倡议下，首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在巴西举行，会上巴西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南美洲国家共同体”的倡议。在卢拉政府的继续推动下，这一倡议于2004年得以实现，并于2005年在巴西举行了首届南美洲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巴西政府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关部门还相应推出了庞大的区域一体化项目计划。此后的2年内，南美一体化对巴西与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产生了明显的拉动效应。2005年和2006年，巴西对区域内的出口占其商品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了25.1%和25.9%，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2个百分点。[18] 但是，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并没有完全按照巴西政府设想的轨迹向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2007年该组织改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2008年5月在巴西利亚举行了南美洲国家联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南美洲国家联盟宪章》。尽管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后在众多领域均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巴西政府也对其寄予厚望，但南美洲国家联盟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活动特点及巴西与区域内的贸易距巴西期望的目标相距甚远。

（二）   积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巴西利用外部经济环境，积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扩大其优势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进入新世纪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及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强劲上升，巴西政府抓住此机遇，积极发展与快速增长中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卢拉政府延续了卡多佐政府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了同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

新世纪以来，中巴关系全面发展，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明显深化，从而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以双边贸易变化为例，在最近10多年中，巴西对中国出口由2001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10亿美元。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巴西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显示出强劲的活力。2009年，巴西对华出口额超过其对美出口，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市场。在此后的两年内，巴西对华出口额翻了一番多，2011年巴西对华出口额达到443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对华出口额占其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7%，中国已经成为巴西的重要贸易伙伴。巴西与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速也非常快。2001年巴西与重要的贸易伙伴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的贸易总额分别只有8.28亿、15.66 亿和7.09 亿美元。但从2005年开始，巴西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开始增速，2008年达到历史高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巴西和俄罗斯以及南非的贸易额都有所下降，尤其是俄罗斯，下降近50%。但是巴西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并未受到影响，巴西对印度的出口在2009年增长2.1%，印度成为金融危机后除中国外唯一从巴西进口没有下降的国家。[19]

巴西还积极参与金砖国家的活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建设。“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五个成员国轮流主办一次之后，于2014年在巴西开始第二个轮回。自2009年第一次会晤以来，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实现了大幅增长，金融合作方面也在2014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五国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以及工商理事会。由于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增加，风险上升，巴西货币一年内贬值近30%，因此巴西高度重视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希望为巴西经济的稳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0]

此外，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实用主义特点还表现在将南共市作为整体与欧盟进行自贸区的谈判策略上。2001年，巴西作为南共市最大的成员国和牵头人首次与欧盟进行自贸区磋商，此举被看作是巴西对当时美国主导的美洲自贸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由美国在1994年提出，目标是于2005年年初建立一个包括美洲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形成对峙之势。但由于巴西等拉美国家与美国存在较大分歧，谈判受到遏制，2005年设立的目标没有能够实现。的回应。由于欧盟在农产品补贴和配额方面的做法限制了南共市国家谷物、豆类和牛肉的出口[21]，以及南共市对欧盟征收较高的工业品关税等原因，谈判于2004年10月暂停。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巴西出口面临重大挑战，于是2009年11月双方重启谈判，在技术层面首先恢复沟通。近年来，受南共市主要成员国阿根廷的牵制，南共市与欧盟的自贸谈判基本陷于停滞状态。但是，巴西一再向阿根廷施压，表示如果此种现象继续，巴西将单独与欧盟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巴西主导的南共市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其积极拓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充分体现了巴西寻求国际市场、确保外部需求的对外贸易战略。但是由于本国出现初级产品化和“去制造业化”的现象，巴西又成为世界上贸易保护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世贸组织2014年年初的报告，2013年巴西新增反倾销措施达39起，高居全球第一。[22]巴西的某些政策，如汽车工业产品税减免政策原本是一项临时措施，但最终演变成一项长期工业政策。

（三）   低经济开放度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矛盾

巴西国际战略的实用主义选择还表现在其低经济开放度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口径，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衡量一国的经济开放度。与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些年“去制造业化”导致国内制造业萎缩、失业人数增加，巴西希望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吸收FDI进入制造业部门等措施来重振本国制造业。

1991年《亚松森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巴西市场出现开放势头。新世纪以来巴西的贸易条件持续改善以及全球对巴西农矿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其出口和外汇储备增加，巴西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对活跃的特点。但是，以经济开放度指标来衡量，巴西依然是拉美地区最不开放的国家。2011年巴西经济开放度为24.5%，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七年位居全地区最低位（见图4）。

图4 1990~2011年拉美地区主要国家经济开放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12年统计年鉴。http://interwp.cepal.org/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12/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外部市场环境相对有利时，巴西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然而，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除了受制于外部经济的波动外，还容易产生腐败和两极分化。因为制造业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偏好，卖出产品，实现增长；而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这样相对容易发生寻租行为，滋生腐败。初级产品出口战略不但令巴西严重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更令其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生命动力。按照联合国贸发署的数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巴西出口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2年巴西出口2425.8亿美元，初级产品（SITC0-4）占一半以上，达到61.6%。其中27.1%是除燃料外的原材料、动物和植物油以及果脂（SITC2+4），23.6%是食品、活动物、饮料和烟草（SITC0+1）。从年均增长率来看，2008~2012年巴西制成品出口出现负增长，而初级产品几大类的增速则都超过总出口的增速。2010~2011年巴西出口增长29.7%，初级产品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制成品，而2011~2012年巴西出口负增长，制成品的出口减少程度高于初级产品。[23]

从图5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巴西出口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趋势。2007年开始巴西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超过制成品并逐年拉大，2008年缺口小幅下降。正是这样的出口结构使巴西近年来对外贸易战略的实用主义特点变得异常突出，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大力推动出口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对进口采取了较大的保护主义的做法。

图5 巴西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aspx

从外国直接投资角度看，巴西是拉美FDI主要吸收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加上巴西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流入巴西的FDI逐年增长。卡多佐政府时期，由于贸易自由化出现短暂倒退，巴西在世界出口中的市场份额下降[24]，经常账户的赤字需要由外部融资来弥补。FDI从1994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53亿美元，2000年则达到328亿美元。卢拉政府初期FDI出现过短暂下降，2003年为101亿美元，2004年又升至182亿美元。[25]2007年以来，标准普尔等几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巴西评级提高，巴西迅速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

2008年，流入巴西的FDI为450.6亿美元，创194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巴西成为全球第八大FDI流入地。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开发行业的投资明显减少，加之跨国企业的撤资，巴西当年吸收的FDI猛降至259亿美元，但巴西仍然是拉美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2010年，由于国际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且金融市场对巴西经济走势看好，进入巴西的FDI增长迅速，达到485亿美元，刷新了2008年创下的纪录，较2009年增长86.7%，约占2010年全球FDI的4.3%，成为全球第十大吸引FDI的市场，较2009年提升3位，超过了日本、意大利、印度和墨西哥等国。2011年，进入巴西的FDI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37.4%，达到667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当于GDP的2.69%。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2012年巴西是拉美地区FDI流入最多的国家，占当年拉美总流入量的41%，但是总量比2011年有所下降。巴西制造业吸收的FDI占总流入的38%，但是相对于过去五年这一比重有所下降。[26]

跟其他南美洲国家吸收FDI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不同，巴西的自然资源产业吸收FDI的比例并不高，FDI主要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2003年之前服务业吸收最多，2007年开始FDI大量流入制造业，自然资源吸收的FDI也出现急速上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巴西重振制造业的计划使得该产业部门对FDI的吸收相对稳定，而自然资源部门吸收FDI占比下降很多。巴西2012年资源部门吸收的FDI只占到13.87%，低于除巴西外南美洲国家51%的平均水平，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吸收了39%和50%（见图6）。

图6 2000~2012年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部门比重

资料来源：2005~2012年数据来自于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2, Santiago de Chile, June 2013, p.51; 2000~2004年数据来自于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 Santiago Chile, 2008, p.73

四 巴西崛起面临的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巴西经济崛起的势头受到了遏制。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巴西初级产品化的经济结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201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2%，2015年经济增长仍将难有明显的复苏。巴西经济崛起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压力异常严峻，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   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脆弱，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2003年以来，巴西经济的崛起明显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刺激。但在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和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调整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趋于疲软，巴西经济增长受外部影响的脆弱性逐渐显现出来，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不稳定性也异常突出，因此 “巴西崛起”的可持续性需要重新审视。按照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原理，成为一个大国要具备由经济规模性导致的分工深化优势、成本减少优势和支柱产业优势；由经济差异性导致的区域互补优势、产业互补优势和产品互补优势；由经济多元性导致的人力资本适应性优势、技术适应性优势和产品适应性优势；由经济完整性导致的产业稳定性优势、产品稳定性优势和就业稳定性优势。[27]巴西相对脆弱的经济结构使其在这四个层面都有所欠缺，制造业萎缩，没有代表性优势的高技术支柱型产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都成为巴西崛起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巴西却在2010年实现了7.5%的增长，以至于有人误认为巴西是率先成功走出危机的杰出代表。但是，2011~2012年巴西经济表现不仅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排在末位，甚至在拉美地区也排名倒数，短短三年时间巴西的经济增速呈现出巨大的波动性，使我们不得不对巴西经济的脆弱性进行再思考。2010年巴西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受“选举经济”的刺激。2010年劳工党候选人罗塞夫继任，实现了劳工党成功连续执掌政权。为此，劳工党政府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2010年政府社会支出显著增加，并且有过度扩张的迹象，此后为了抑制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政府采取了多项紧缩措施，包括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连续5次提高利率，国内需求受到明显抑制。“后选举经济”的阴霾开始显现。实际上在卢拉任期的最后两年，巴西经济已经开始面临一些严峻挑战，但其在2003~2008年全球经济繁荣期的财政收入积累以及积极的社会政策，加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取得的效果暂时掩盖了这些压力。

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变化，巴西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在2011年开始凸显。罗塞夫提出提升国内产品竞争力、坚持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和财政责任四位一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为首要目标。但是这四个方面主要以“维稳”为主，并没有涉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深究2011年以来巴西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可以发现缺乏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卡多佐执政后期开始，巴西就没有推出过重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举措。卢拉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延续了卡多佐政府的主张和做法。罗塞夫上台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出现枯竭现象，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标准普尔将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调到负面，意味着标普认为巴西的政府债务和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导致其在未来两年内有1/3被降级的概率。根据JP摩根EMBIG风险溢价指数，巴西2012年风险溢价持续走高，全年平均为1968，高于2008年和2009年时的水平，在拉美地区中也是最高的。[28]2014年巴西经济下行压力尤在，现有数据表明其经济陷于零增长。

（二）   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及新兴中产阶级返贫现象使社会稳定变得相对脆弱

近年来，巴西的减贫效果非常显著，将近数千万贫困阶层脱贫跨入了中产阶级行列，成为非常特殊的新兴中产阶级。然而，巴西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或者只有转移支付及财政对社会领域投入的不断增长，在二元结构的中等收入国家很难实现真正的脱贫。2013年6月，巴西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抗议就说明，巴西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及其对所谓的“一半以上中产阶级”的威胁，显示了不同群体的中产阶层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及其对未来的担忧。老中产阶级担心政府对中下层和底层群体的过度政策倾斜，有可能会忽略他们对于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需求；新中产阶级则担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可能会将他们重新甩回到低收入群体中。这部分人群的地位相当脆弱，其向上流动的路径并不十分畅通，随时有可能再次返贫。

其实卢拉政府仅仅是解决了绝对贫困现象，罗塞夫政府提出的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目标远没有实现。尽管劳工党政府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但是如何帮助脱贫后的“中间阶层”成功地向上流动，这将是巴西政府今后政策取向的重中之重。只有中间阶层真正壮大了，巴西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的条件下，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的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同样受到挑战，从而使得新兴中产阶层的地位和心态都变得相对脆弱，这将对巴西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用主义发展战略的局限性

从巴西经济崛起的路径看，高度依赖外部有利因素是其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低经济开放度又使其崛起路径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局限。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繁荣为巴西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外部初级产品需求量的剧增对于其经济增长的助推力明显高于国内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巴西利用了这一相对有利因素，使其经济出现“初级产品化”和“去制造业化”。然而当世界经济遭遇危机的冲击，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给巴西经济带来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追求经济增长的实用主义战略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

在实用主义战略的驱使下，巴西经济自身开放度不高，又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相矛盾，也和经济学理论相悖。巴西经济开放度很低，而且又是全球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较多的国家，按理说应该不会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大范围影响。但2011年年底以来的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却造成巴西经济低迷，至今未见好转，主要是因为受实用主义发展战略的影响，巴西国内的工业体系出现了“去制造业化”趋势，与其经济崛起之前的工业化水平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现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的出口。事实上，巴西对本国市场的高度保护主义政策没有将其比较优势得到有效的利用，而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未能有效地得到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外部有利因素实现经济崛起的战略难以持续，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正成为罗塞夫第二任期内面临的一个函待解决的难题。

收稿日期：2014-12-10

作者简介：吴国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王飞，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