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间及其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国民经济经历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期，创造了又一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奇迹”。按197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绝对值1960年为124亿美元，1980年达到1670亿美元，经济整体规模接近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11位，在拉美地区居第2位。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拉美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得十分突出，1960～197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5％，1970～1977年继续保持增长。人均GDP方面，以197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1970年为893美元，1975年为999美元，1978年则达到了1220美元。由此可见，墨西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间基本可确定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也与国内大多数拉美经济学者的时间划分是相一致的。[1]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有关墨西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时间段，主要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债务危机时期。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墨西哥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一个以农业和矿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发展成为重工业比较发达、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显著，1960年农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15.9％，1975年下降到9.5％；而制造业的比重在同期内则由19.2％上升为23.3％。[2]建筑业、电力行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也稳步上升，这反映了墨西哥正逐渐向工业化国家迈进。

（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背景：1970～1975年“分享发展”战略与1976年危机。

墨西哥实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正处于1970～1976年埃切维利亚政府时期。当时政府提出的“分享发展”战略，改变了私人资本为主的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力度，积极发展公共部门，强调经济增长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为了实现其发展目标，政府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改革财税体制、解决“三农”问题、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由此可见，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前，墨西哥的“分享发展”战略就已经考虑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该战略较好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缓和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的公共部门投资，经济发展的速度极不稳定，工业生产增速从1974年开始下降，1976年仅增长了2.7％，GDP仅增长了2.1％，“分享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未能实现。为了改善经济形势，联邦政府继续大规模增加公共投资。庞大的公共投资主要依赖政府财政预算，但财政收入的增长却无法跟上支出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连年财政赤字。1970～1976年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从330.7亿比索增至1347亿比索，增长295％，而同期政府开支从402亿比索上升到1920亿比索，增加337％；预算赤字从1970年的63.35亿比索增加到1976年的573亿比索。

为了弥补赤字，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借债或发行货币。1976年货币发行量比1971年增加了10倍，公共外债由1970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196亿美元，同期通货膨胀率也由4.7％上升为27.2％。另一方面，比索定值过高使得墨西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加。因此，在内外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下，1976年8月30日墨西哥银行宣布比索贬值39％，1个月后再次贬值50％，私人资本大量外逃，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3]

墨西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恰好是在经过连续3年经济增长超过8％，而后转入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是在1976年的经济危机中进行的。走出危机、恢复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新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长远目标。

（一）实施“石油繁荣”发展战略。

“石油繁荣”的发展战略是以石油工业为基础，推动工业各部门的发展。1976年12月波蒂略执政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为期3年的经济稳定计划，承诺把预算赤字从1976年占GDP的9％降至1979年的2.5％，1977年公共外债不超过GDP的1％。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稳定计划的目标，通过缩减公共投资和行政费用以降低财政赤字，控制货币流通量、限制增加工资以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积极鼓励私人投资，对外资采取比较灵活的开放政策。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开发石油资源为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1年的调整，墨西哥经济稳定计划效果非常显著，财政赤字降至占GDP的8.8％，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1％。于是政府开始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包括《1979～1990年工业发展计划》、《1980～1982年农业发展计划》和《1980～1982年全面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为：以石油为基础，推动经济全面发展，争取到1990年把墨西哥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石油繁荣” 发展战略强调，墨西哥将在80年代初成为世界石油化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石油的发展将有力地支持工业的发展，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保护本国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墨西哥政府实行有节制的开采石油的政策。同时还要求综合利用石油资源，大力发展炼油和石油化学工业，满足国内工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增加石油制品的出口，减少原油出口。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有效利用石油收入建立起现代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基础。战略还指出，利用石油提供的资金，重点发展钢铁、电力、石油化工和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通过能源部门和原材料部门的发展，实现其他制造业的进口替代，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面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

（二）“石油繁荣”发展战略提升了石油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石油繁荣”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墨西哥石油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对石油勘探的投入，不断发现规模巨大的新油田，石油储量成倍增长。1983年墨西哥政府宣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由1976年的63.38亿桶增至1983年的725亿桶，可能储量增至900亿桶，潜在储量达2500亿桶。墨西哥的石油储量从1976年占世界第15位跃居到第4位，石油业已经逐渐成为墨西哥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

政府为了充分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石油工业加大了投资。政府对石油部门的投资占公共投资和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从1973年的15.5％和6.1％上升到1980年的30.3％和12.7％，1974～1980年石油部门的固定投资年均增长20.9％。以墨西哥石油公司为例，1977～1982年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预算开支达到了9260亿比索，投资额高达270亿美元。1981年，政府对《1980～1982年全面发展计划》中优先发展的公共部门的预算开支为4180亿比索，其中36％用于对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投资，比1980年增加10％。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使墨西哥石油的生产规模迅猛提高，出口量急剧增加。原油日产量从1977年的108万桶增加到1983年的275万桶，出口量由202万桶增加到1500万桶。截至1983年底，墨西哥全国共有大小油田294个，油井4349口，石油公司员工7700人。在此期间，石油出口的外汇收入也急剧提高，由1977年的18.7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13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68.7％，而1977年仅为24.8％。[4]这一方面有石油出口量增加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提高造成的。

（三）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趋势和石油行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墨西哥工业整体生产能力的提高。

通常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居民的消费结构将逐渐向家电、汽车、住宅等高档和耐用消费品转变，因此，国民经济对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筑和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的需求将急剧增加。墨西哥政府正是利用“石油繁荣”时期的石油收入，加速发展这些基础工业部门，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高。1977～1981年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其中钢铁产量连创新记录，由1976年的530万吨增加到1981年的760万吨，在拉美国家中仅次于巴西。1980年全国共有钢铁企业98家，从业人数约为6.5万人。与此同时，随着汽车、石油、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发展，钢铁消费量也不断增长，1979年达到了800万吨，国内钢铁消费的自给率一直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随着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化工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显得更为突出。1970～1979年化工行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4％，高于工业的整体增长水平，生产能力由1976年的400万吨增加到1982年的1400万吨。1980年基础石油化工产品的增长率为9.5％，1981年为16.2％。化肥产量由1977年的300万吨增至1982年的450万吨。

随着居民大功率家电的普及，电力的需求量急剧增长。1976～1982年电力的需求量平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将电力工业作为优先发展部门，进行大量的投资。1977～1982年电力部门的投资总额达到890亿比索，新投产的装机容量达960万千瓦。1977～1982年电力部门的供电量增长了1倍多，农村2/3的居民用上了电。

住宅和汽车的需求增加，带动了交通运输、建筑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1977～1982年交通运输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5％，交通运输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4％上升到1983年的7.4％。1977～1981年客运量年均增长了12.2％，货运量增长10％。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建筑业发展也较快，1970～1976年建筑业的年均增长率为6.5％，1978～1981年达到12.4％。1982年建筑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5％，建筑部门的就业人数由100万增加到189万人。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墨西哥已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是1976年的经济危机给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恢复和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石油繁荣”战略就是在此背景下提进的，但是赤字财政、举债发展、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等策略也使墨西哥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着种种困境。

（一）赤字财政和石油收入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前后，墨西哥70年代2届政府提出的“分享发展”和“石油繁荣”战略都强调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使得国有企业和社会公共事业规模日益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1970～1979年联邦公共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0％，1982年联邦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45.5％。由于公共开支庞大，入不敷出，1983年墨西哥财政赤字总额为14181亿比索，其中5014亿比索靠外债弥补，9167亿比索靠内债弥补，内债中墨西哥银行提供的资金占主要地位，此外发行公债和石油债券也占一定份额。70年代后期以来对外债务的急剧增加，利息支付在联邦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为19.5％，1983年为33％。但是，国有企业却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国家对国内销售的石油、电力、粮食的价格补贴和转移项目，一直占联邦政府开支的很大比重，1980年为40％，1983年为32％。

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内外债务只能通过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来解决。为了简化税收体制，增加税收收入，墨西哥政府于1977～1980年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如增设增值税以替代商业税；取消了联邦消费税和部分地方税；提高所得税税率；对高收入者增设累进税，扩大累进级差等措施。然而，石油收入仍然是联邦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1980年石油每桶价格达到38.18美元时，联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为17.9％，而同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处于6.58％的历史较低水平；到了1983年石油价格下降，联邦政府总收入为32474亿比索，其中墨西哥石油公司上缴石油税收为11579亿比索，而同年赤字额则高达14071亿比索，占GDP的11.9％。因此，联邦财政过分依赖石油收入也是内外债务和财政赤字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石油价格不稳定对墨西哥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76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分享发展”战略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而“石油繁荣”的战略也同样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隐患，在举债无门的条件下，滥发货币和通货膨胀将是不可避免的。1978～1981年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33％，1982年更是高达61.9％。1976～1981年消费品价格年均上涨23.8％，1982年达到98.8％。最后，政府不得不宣布无法偿债，从而引发债务危机。

（二）对外贸易中石油出口占主导地位，国际收支状况形势严峻。

1976～1982年实施“石油繁荣”发展战略，石油出口大幅度增加，进出口贸易额也迅速扩大。出口额由1976年的33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194亿美元，1983年达到213.9亿美元。[5]但是，由于庞大的“全面工业发展计划”需要进口大量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以及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高档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扩大，使得这一时期贸易逆差从未出现过好转，1976年贸易逆差为27亿美元，1980年为32亿美元，1981年则达到创纪录的56.4亿美元，这些逆差主要靠外债弥补。但是，1982年随着石油价格开始出现的下跌，墨西哥通过大幅度增加石油出口来弥补逆差的希望破灭，资本项目收入随之减少，大量私人资本外逃，以错漏项目计算的赤字达83.6亿美元，整个国际收支赤字达到46.6亿美元，爆发债务危机。1983年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进口，同时比索大幅度贬值有利于出口，因此经常项目出现了5.5亿美元的顺差，整个国际收支有3.2亿美元的顺差，但是总体上国际收支状况依然严峻。

（三）外国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对外债务问题突出。

70年代以来，由于墨西哥政府对外资在企业中所占比例进行控制，并且在税收方面给予本国资本以种种优惠，外国投资越来越多地采取与墨西哥资本合资经营的方式，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客户工业迅速发展。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短缺等问题，墨西哥政府积极鼓励这种形式的外国投资。但是，为了避免外国投资对民族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1973年政府颁布的《外国投资法》中规定，墨西哥在接受外国资本时必须考虑到：（1）外资是否会排挤本国企业或影响本国已经经营得较好的领域；（2）是否有利于增加出口和平衡国际收支；（3）是否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4）是否能提供新技术和是否有利于培训本国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等条件。投资法还对外国投资的领域做了限制，矿业部门外资不能超过49％；特许矿产品的开采，外资不得超过34％；其他部门外资不得超过49％。即便如此，从60年代开始，外国直接投资仍然迅速增加，由1960年的10.8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43亿美元，再增加到1980年的84.6亿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稳步增加，外资对墨西哥这些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也就不可阻挡。

外债方面。1977年以后，墨西哥为了开发石油和实现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商品进口额从1977年的58亿美元猛增至1981年的240亿美元。尽管石油出口使出口额增加很快，但仍赶不上进口的增长，外贸赤字大幅度上升，1977～1981年外贸赤字累计达164亿美元。庞大的外贸赤字只能依靠外债来弥补，而利息高昂的中短期外债比重的明显上升，还本付息成为沉重的负担。

在经过1976～1977年经济危机后的2年调整期，墨西哥以石油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1977～1981年连续4年经济增长率均超过了8％。但是1982年4月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当年经济增长率骤然降到-0.2％，经济严重衰退。除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服务业略有增长外，其他所有经济部门的产值都大幅度下降，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下降11.8％，建筑业下降4.2％，公共和私人投资分别下降12.7％和20％。与此同时，庞大的公共开支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通货膨胀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1982年竟高达98.8％。“石油繁荣”时期工人增加的大部分工资被通货膨胀抵消，工人实际工资出现下降趋势。

1982年经济负增长的导火线仍然是债务危机。巨额外债使得1982年还本付息高达158亿美元，墨西哥出现了外汇枯竭、清偿拮据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请求国际金融机构准许延期偿还到期贷款，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由于通货膨胀加剧，比索严重高估，特别是墨西哥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距的扩大，使墨西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内实行了比索3次大贬值，并采取了双重汇率。美元与比索的比价由2月的1:22.5降到12月的1:150，1年之内贬值500％。货币兑换率的不稳定更加剧了银行存款美元化和资本外逃。据非官方估计，1981～1982年2年内外逃资本将近200亿美元。在国内资金奇缺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外逃进一步加深了金融危机。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1977～1981年墨西哥每年石油出口收入在近百亿美元以上，4年的“石油繁荣”时期，经济增长率连续超过8％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是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却很快又陷入了危机？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值得思考。

（一）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石油的发展战略不可取。

虽然波蒂略政府一再声称，墨西哥经济不存在石油化的问题，理由是石油产值仅占GDP的7％。但事实上，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石油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进口替代过程中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出口收入。政府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发展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目标，也都把资金的来源寄托在石油上。1980～1982年政府明确要求将石油收入的32％用于墨西哥石油公司扩大再生产，25％用于农业，24％用于教育等社会部门，16％用于发展其他工业。然而，由于政府的计划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各部门的实际投资大大超过原计划，这就迫使政府加速石油的开采和出口。国家投资的40％和相当大一部分国外贷款都用于发展石油工业，仅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外债竟高达248亿美元。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一再突破原定指标。石油收入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29.3％，上升到1982年的74％，原油日出口量达到150万桶。

此外，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来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将使得墨西哥宏观经济在世界原油价格波动频繁的市场条件下变得十分脆弱。1981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连续下跌，墨西哥经济随之陷入困境，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全面受挫，外贸赤字和外债都难以弥补，最后引发债务危机，并陷入了经济危机。

（二）举债发展经济的战略应有限度。

无论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还是之后，外资始终是墨西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1976～1982年波蒂略执政时期，墨西哥经济对外资依赖程度之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外国资本通过高利率对墨西哥进行剥削，而墨西哥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回却基本上不存在限制，每年有大约2/3的利润汇回投资国，另外1/3用于再投资，这种资本大量外流对墨西哥的资金积累十分不利。

公共外债方面，虽然波蒂略政府在1977～1979年经济调整时期，努力将公共外债的每年净增额控制在30亿美元以内，但是从1981年起，由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原有外债还本付息的巨大压力，公共外债的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仅1981年1年就增加了200亿美元，公共外债总额达到530亿美元，1982年底外债总额达到850亿美元。外国贷款的利率越来越高，1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近120亿美元，接近石油出口的全部收入，1982年的新外债基本上用来支付旧债的还本付息，显然这种负债程度对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承受的。

（三）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在国民经济的优势地位应有所限制。

无论是“分享发展”战略，还是“石油繁荣”发展战略，都强调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国家通过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直接控制国民经济中的基础部门。在整个70年代，墨西哥国家资本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45％，国家基本控制了石油、电力、银行、化工和港口等主要经济部门。但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过高将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普遍都经营不善，这将导致严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是公共部门的投资比重过高将使私人部门的投资减少，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由此，墨西哥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应有所限制，不应盲目强调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私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应该重新受到重视。

（四）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其增长速度与GDP增速的比较，是衡量一国工业化进程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的主要指标。墨西哥石油繁荣战略时期石油工业的过速发展，必然同其他部门争夺资金，从而加深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在1975～1980年期间制造业并没有实现较快的发展，1979～1981年年均增长水平低于工业的整体增长速度，与GDP增速相比，1977～1982年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6％，低于同期GDP的6.1％增长水平，更低于同期内矿业、建筑业、电力和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的增长水平，这导致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23.7％下降到1980年的23.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墨西哥也出现了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逆工业化”现象。

另一方面，在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后，“石油繁荣”发展战略过分强调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和各阶层之间的协调发展。例如，石油、电力、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因此在此期间，墨西哥的失业水平持续维持在4％以上的较高水平。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也由于这一时期的高通货膨胀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因此，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墨西哥由于发展战略的失误而导致的社会问题与各阶层矛盾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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