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先后超过1000美元。这个阶段正是拉美发展的模式经过进口替代的“黄金时期”（1940～1968年），并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扬弃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从拉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这个阶段它一端连接着前期的“繁荣”，另一端连接着所谓“失去的10年”的“谷底”。

展战略阶段。即：力图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替代过去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努力或实践。虽然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止，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长期执行这种内向型的发展战略，尤其是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深化，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

从60年代中期至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已经由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进口替代，大力发展汽车制造、机器制造、钢铁、化工、家用电器以及电子工业等，拉美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这些产品不仅需要专业化生产，而且投资量大、技术复杂，进口需求高。而内部资金积累缓慢、资金普遍不足的拉美国家表现出了对外资和进口的依赖。因此，对外贸易逐渐成为拉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不仅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在下降，其中出口由1950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6％，下降到1960年的5.9％和1970年的4.6％；进口由1950年占世界进口总额的8.2％，下降到1960年的6.8％和1970年的5.2％。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同样在下降。[1]

历史上拉美一直是贸易顺差的地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初期，进出口贸易相对平衡。但是从60年代中期、尤其是70年代以来，进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出口增长速度，贸易赤字逐渐增大。据有关统计，若以1980年价格计算，1965～1970年拉美主要国家的进口增长将近出口增长的3倍左右；而在1970～1975年期间，进口的年增长率为6.2％，出口的年增长率却为负8.7％。[2]

拉美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与当时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所导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等因素有关，但是拉美国家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缺陷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越深入发展，就越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而越具有这个特点，拉美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就越大。因此，反过来对出口的要求就更高。否则，就无法满足日益升级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要求。然而，又恰恰是长期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了拉美国家的对外出口无法满足这个历史重任。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所导致的拉美经济发展“困局”或“怪圈”，最终将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发生调整甚至转向也是在所难免了。

从宏观上讲，这个时期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症结是出口的增长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进口需求，以致出现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等问题，并进而对出口压力要求增大。那么，当时拉美国家面临着怎样的不利外部条件，以及进口压力呢？

首先，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使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拉美经委会的有关研究报告称，在1971～1973年期间曾出现过贸易比价总的形势有利于拉美的局面）。据统计，整个70年代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都在恶化，这个地区平均下降了5％左右。而发达国家多变的贸易政策，也影响了拉美的对外贸易。尽管在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一度以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形式表现出实行自由贸易的倾向，但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的保护主义，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困难重重。

其次，拉美国家对石油等战略产品的需求增大。随着工业化战略的深化，拉美国家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据统计，1960～1980年拉美地区的石油消费从4.33亿桶增加到14.04亿桶左右，石油进口从1.14亿桶增加到5.06亿桶。与此同时，粮食的进口在一些国家也呈现增长的势头。尽管有关统计显示，拉美国家在70年代前期曾拥有较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但是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对外贸易却出现逆差，而且在3年中有逐渐增大之势。由1971年的18.82亿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24.51亿美元，再到1973年的30.94亿美元。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石油以及石油产品价格的提高，抵消了一些拉美国家获得的好处，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特别是巴西。[3]

再次，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进口形成新需求。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升级，一般消费品的替代开始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替代过渡，于是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机器、设备的要求升级，进口压力增大。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随着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深化，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因此，对技术进口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拉美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并非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的获得。因为它们都受到所谓专利权的保护，而专利权一般都属于大公司所有。这些大公司并不是把机器设备、原材料当作简单的商品出售，而往往是要求那些机器和材料的使用者支付特许使用费用，或者在多数情况下把这些商品转变为资本，以他们自己的投资形式引进。[4]

拉美国家一方面面临不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及日益增加的进口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其出口情况在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情况下也不尽人意，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和缺陷。

首先，“歧视”出口政策打消了生产者与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拉美国家的工业生产受到关税和其他保护性限制而能够获得补贴，相反出口的工业却得不到补贴。片面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内向性趋势加重，而出口部门因为得不到鼓励和支持日益丧失活力。这些也可以从有关统计中反映出来。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开始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但是，在拉美地区从60年代以来一直到80年代的情况，却与整个世界当时的发展趋势相悖，显示出生产增长率高于贸易增长率的态势。[5]

其次，对幼稚工业的过度保护使其竞争力日益丧失。据统计，20世纪50～6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从要素生产率上看，拉美国家仅在50～70年代中期以前出现过有限的增长，从1973年开始呈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6]正是由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拉美国家工业制成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保护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国内外产品的价差又导致国内具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对国外产品趋之若骛。两者又导致本国的生产者对开拓国际市场缺乏信心和能力。

再次，忽视“比较优势”，传统出口产业一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径”。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拉美丰富的农业资源。厄瓜多尔的香蕉、阿根廷的小麦和牛肉、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国的咖啡、墨西哥的玉米、古巴的蔗糖以及巴西的木材等，均以品质上乘而享誉世界。而且在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65～1980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1％，其中70年代增长率达到了3.5％[7]。但是，在此期间拉美国家过分地强调工业化，将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对原有的传统出口部门缺乏必要的支持和鼓励措施，生产率和技术得不到提高和更新。出现了某些传统的出口农产品的产量下降，和资源不足的情况。据统计，60～70年代拉美地区的肉类出口量减少了30％以上，棉花出口减少了28％，咖啡出口处于停滞状态，而矿产品也由于获得投入资金的匮乏而出现出口下降的情况。与此同时，粮食的生产的增长又慢于出口农产品的增长。加之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拉美国家对粮食的进口需求开始增大。例如，在60年代以前原本是粮食净出口国的墨西哥，进入70年代以后却成为粮食的重要进口国[8]。因此，在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这个大背景下，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领域出现的问题预示着这种模式本身的缺陷必须通过调整，甚至变革才能得以解决。

事实上，无论是拉美经委会还是普雷维什本人，很早就发现了拉美发展模式下对外贸易战略的缺陷。普雷维什在1959年要求拉美国家注意过度依赖保护所带来的弊端；1964年提出应当采取一种将进口替代与工业品出口结合的政策。而拉美经委会在1961年也指出了“出口歧视政策”的后果。与此同时，当时的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因此，自6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克服所执行发展战略的弊端，各国日益把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等政策结合起来，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进行政策“微调”。巴西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它针对前一阶段局限于国内市场来安排工业生产的弊端，开始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因此，在所选择以汽车、电子、电器和飞机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后，这几个部门不仅技术更新快，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拥有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9]。同时，不但放松了对出口部门的控制，而且大力鼓励制成品出口，实行出口补贴政策，出口补贴率甚至达到40％。1968年为了降低商品的出口价格，还实行了小幅度的货币贬值政策。此后，才有了1968～1974年经济增长的“巴西奇迹”。

而哥伦比亚政府也通过制定《巴列霍计划》来实现促进出口的方针。该计划规定，凡是生产出口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机器设备免征进口税；对出口商实行税收补贴。同时，成立了促进出口基金会，并调整了汇率政策，实行浮动汇率。[10]

墨西哥古斯塔沃·迪亚斯政府（1964～1970年）制定了一项边界工业化计划，从1965年开始在与美国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发展具有出口导向性质的出口加工区，通过“客户工业企业”将进口替代与制成品出口很好地进行了结合，扩大了出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该企业数目由1966年的12家，3107人，发展到1975年的454家，67214人。[11]而智利在1965年也实行了“小幅度调整汇率”政策，以稳定国内外产品的价格差异，尤其是保护那些对实际汇率水平和稳定性更加敏感的制成品出口部门[12]。

应该说，通过把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相结合的政策调整，在实行的初期的确对拉美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提高了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由1950年的19％提高到1970年的23.3％，进而提高到1977年的26.5％。而且使制成品在出口额中的比重上升，改变了拉美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是，靠不改变进口替代模式这个根本发展方向而对具体政策进行“微调”，还是对问题成堆的原有发展模式积重难返。尤其是难以解决出口结构的不合理、贸易逆差加剧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部分拉美国家与进口替代模式分道扬镳。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发展政策的挑战并没有使进口替代政策的弊端得到彻底的清除，相反一些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于是在拉美国家内部开始出现了发展模式的分化，其中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开始全面抛弃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开始奉行所谓的货币主义战略，而其他的主要拉美国家则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形势，通过举债来继续强化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智利强调经济增长以对外贸易为主，从而意味着它放弃了原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由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这也是不同于那些依然坚持原有经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战略转移的拉美国家。智利强调以贸易为主的同时，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减少国家干预，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彻底开放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在对外贸易领域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关税改革。当时的军政府认为，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产物，起到了保护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期望对企业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二是促进出口政策出台。通过出口退税、设立出口信贷、以及对用于出口而进口的设备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来鼓励出口。

拉美国家发展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是力图使主要产品均在国内生产，制成品无需再严重依赖进口，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外贸上将获得高度的自由和独立。但是，事实却完全是另外的景象，由于替代进口与外汇状况结合在一起造成对外贸更大的依赖，导致拉美国家“进口标准的弹性”小的局面。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4年，拉美的生产总值的增长大大加快，在1970～197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9％。而且，同期原料和农产品价格飞涨，导致拉美的外贸比价提高了13％。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剔除“巴西奇迹”的影响所使巴西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所占的比重的话，那么拉美其他国家的增长将明显有所下降。特别是到了1974、1975年是时候，当“巴西奇迹”达到极限的时候，国际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也开始走低。这预示着拉美国家将为经济开创一个低增长的时期。面对这种失败，整个发展模式以及它所以来的社会科学体系都难免出现危机。何况，早在1966年普雷维什的有关论著、1967年的拉美经委会年度报告，以及当时美洲开发银行总裁等的言论中，都对拉美经济停滞不前表示了“官方悲观情绪”。[13]

在拉美国家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这就是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因为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必须为其自身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再加上过度保护所导致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这些迫使拉美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建立相应的一体化经济组织来扩大和延伸市场。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迎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1960年拉美11个国家通过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同年中美洲4国开始筹建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进程；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等机构开始组建。传统上，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发达国家为主，拉美各国之间则因为经济结构相似、产品机构雷同而相互贸易较少。据统计，1950年拉美国家对区域内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10％和8％左右。而到了60～70年代，随着区域内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消除，区域内贸易的增速超过了与区域外贸易的增速，并在以后的80年代获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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