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党的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在拉美一些主要国家上台执政：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领导人查韦斯（1998年）、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塔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1月）等。今年是拉美大选年，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国的左派党候选人有可能在大选中胜出。

 对拉美左派的的崛起，近些年来国际政界、学术界、媒体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何为拉丁美洲的左派？有几种看法。英国《剑桥拉丁美洲史》认为，拉美左派是指拉美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古巴学者丹尼埃尔•拉富斯认为，目前拉美及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主张新自由主义，已不能再把它们看作左翼政党。《跨入21世纪的左派》一书作者、古巴党中央国际部已故前部长皮内罗的夫人、智利学者玛尔塔•哈内克把拉美现存的一些游击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等都看成左翼组织。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欧盟把哥伦比亚两支游击队都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拉美不少左派党已与这些游击组织拉开了距离，世界社会论坛也不再邀请这些游击队参加其活动。有人把拉美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其中有些是前游击队组织如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及近些年来新成立政党和组织如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乌拉圭新空间等都看成左翼政党。玛尔塔和古巴一些学者认为，拉美左派应该把拉美左派社会运动（组织）包括在内：“左派是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致富逻辑并为建立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而奋斗的力量组合”，左派可分为“左派党”和“社会左派”，前者是指政党和政治组织，后者是指社会运动。古巴学者马莱诺•巴蒂斯塔等认为，拉美左派的觉醒的标志是拉美“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

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佩德拉斯对鉴别拉美某个政党和政府是否是左派提出了14条标准，其中包括：减少社会不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利益和外国利益之上；鼓励民众参与；生产多样化；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优先；增加最低工资；实现反帝的外交政策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以来，拉美的左派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经受了考验，不仅顽强地坚持和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当代拉美政治的一个亮点。国际舆论惊呼：“拉美的左派正在重新崛起”。 

正如英国《剑桥拉丁美洲史》所认为的，“90年代初期，全世界的左派都面临着像拉丁美洲左派所面临的同样多甚至更多的问题。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左派比其他地方的左派处于相对有利得多的形势之中”，“拉丁美洲的左派并不孤立”，“左派创立了在拉丁美洲国家政治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政党、工会和知识分子团体”，“在70年代和80年代里，左派在反对独裁政权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90年代左派面临了制定新的方式去达到老目的的挑战”，“古巴依然作为中美洲左派的一个重整旗鼓的地点而屹立着”。

2004年5月31日巴西总统卢拉会见中央电视台记者时说：“自巴西劳工党（1979年）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和其他拉美的左翼政党一道，通过民主斗争获得政权，比如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左翼政党现在正在参与竞选，很可能获得选举胜利，这种例子同样适用于阿根廷、乌拉圭、秘鲁等国，我认为，拉美的左翼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学会了如何搞政治斗争，参加民主进程。”

 当今拉美左派的分类和性质

 阿根廷学者比拉斯认为，“近年来，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左派，它对抗性不太强，比较务实，主张建立广泛的联盟，以对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恶劣的社会影响进行改革”。

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前经济部长佩特科夫认为，拉美有两种左派，一种左派比较务实和温和，它包括巴西的卢拉、智利的拉戈斯、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和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府）等；另一种左派比较激进，它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

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也认为拉美有两种左派，一种是“有社会主义根源的拉美政党、运动及其领导人”，另一种是“有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倾向的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
    自2005年初起，委内瑞拉查韦斯多次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主张。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称他奉行的是“公有的社会主义”，而查韦斯称莫拉莱斯奉行的是“印第安社会主义” 。
     美国学者史蒂夫•埃尔内尔在他写的《拉美左派目标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一文中指出，自90年代以来，拉美左派在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中有三种战略，一种是豪尔赫•卡斯塔涅达的中派战略，第二种是玛尔塔•哈内克主张重点进行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战略，第三种是詹姆斯•佩德拉斯主张反新自由主义不能削弱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认为，拉美向左转有不同的方式，“卡斯特罗是拉美左派的元老”，“卡斯特罗之所以能执政近半个世纪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敌视，10届美国政府对古巴的敌视不仅没有摧毁，反而使卡斯特罗政权更加巩固”；二是“由于在经济上过去有苏联的支撑，现在有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撑”。他认为“基什内尔介于强硬的庇隆主义和软弱的庇隆主义之间”，“巴斯克斯将民族利益置于左派和右派的标准之上”，“卢拉在经济贸易方面取得成功，但党内腐败严重”，智利是“拉美唯一的现代化的左派，是拉美唯一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相似的左派”。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说：“我们对拉美国家出现的一切问题和显现出的不稳定因素感到特别的担忧。这是一块我们正在见证其加速‘变红’的大陆，尽管这仅仅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自由而战的卡斯特罗。”

哥伦比亚学者豪尔赫•恩里克•博特罗认为，“拉美左派的高潮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现象”，“当代拉美左派同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过去拉美左派主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现在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拉美现在的左派中有些人，如查韦斯过去并不是什么政党的党员，而是代表某种进步力量或运动”，“查韦斯的上台执政，标志着拉美左派新阶段的开始”，“拉美新左派同过去激进的、正统的、过时的左派不同，它是理智的、温和的、现代的”。 

美国左翼学者乔姆斯基认为，对拉美出现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府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拉美国家争取经济和领土主权希望的真正象征。他高度评价由拉美左翼发起的世界社会论坛，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国际民众组织的新形式，是史无前例的新型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这是左翼国际的开始”，“对拉美来说，信任和希望的时刻已经来到”。

墨《标志》周刊文章指出，与上世纪左派力量发展的性质截然不同，拉美今天的“红色浪潮”本质上只是一种“玫瑰红”色的民众主义。
    而詹姆斯•佩德拉斯则认为，“那些通过选举上台的所谓‘左派’政府，一般都已右翼化”。他认为巴西卢拉的内外政策表明，“卢拉更接近于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治家”，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是“一个进步的领导人”，但“离左派还很远”；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上台后，“正在步他的前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尘”，“其政策更接近中右，而不是左翼。”
    保加利亚《箴言报》记者波萨雷沃夫认为，除查韦斯和卡斯特罗外，拉美现在的左派政府与20年前的拉美左派已大不相同，它们是“用右脚向左转”，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贸易自由化，但同时注意保障穷人的社会权利。认为卡斯特罗主要是靠“信仰”，而查韦斯主要靠“石油”。
    巴西学者弗雷•贝托认为，“短期来看，拉美社会斗争的革新应该同时向两个领域发展：首先是一种‘没有斯大林主义、没有教条主义、不对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进行神化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立或重建；其次是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旨在“重新着手进行基层工作，重新构建工会制度，重新提倡学生运动，并把印第安人事务、种族事务、女权事务和保护生态事务等作为首要工作”。
    法国《异政见》杂志主编、历史学家弗兰克•戈迪绍认为，“查韦斯经历了一种与其他执政左派相反的政治发展过程:从一种可能而且希望达到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出发，查韦斯使自己的立场逐渐极端化。他最近在‘世界社会论坛’上的表态，使人对盼望已久的‘革命中的革命’的实现充满了希望。2005年1月30日，查韦斯面对激动的人群再次回顾了切•格瓦拉的形象，表示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选择社会主义，并且坚定而明确地拒绝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拉美左派的内部存在三个重要战略。首先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自由化，其次是组成反新自由主义的阵线，再次是若干选举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基础，除了人民群众外，这一社会基础还应该包括中小资产阶级。“作为最后的一个焦点，还有一些人仍在试图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一种决裂性的、反资反帝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能够指导社会斗争”。“建立这种新社会的道路各不相同，应符合各国实际情况。目前左派没有模式遵循。左派谈论的是积累的经验。” 

《当代世界》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