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间，一批“左派政府”的崛起导致了拉美政治版图的大改组，并标志着一股新的变革潮流的出现。当前被国际舆论公认为左派当政的拉美国家有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8国。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即所谓“体制内的崛起”。迄今为止，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本世纪初期这种左派政府在拉美“集体亮相”的局面，的确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与最近30年来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变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等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动是分不开的。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和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左派政府崛起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关 键 词  拉美  左派政府  性质  崛起  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间，一批“左派政府”的崛起导致了拉美政治版图的大改组，并标志着一股新的变革潮流的出现。这些“左派”政党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它们为何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崛起；它们领导的政府究竟实行了哪些变革，其前景如何，本文试图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  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性质

 

当前被国际舆论公认为左派当政的拉美国家有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8国。其中前7个国家都在南美洲，因此，国际上有一种说法：“3.65亿南美人中大约有3亿生活在左翼政府控制之下。”^[1]据统计，上述8国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1.8％，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53.8％。^[2]

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是拉美左派开始崛起的标志。查韦斯原是一位陆军中校，因反对政府当局血腥镇压1989年2月的加拉加斯市民暴动而投身政治活动。在1992年2月发动政变失败后，他转而进行民众动员和组织工作，创建“第五共和国运动”，1998年大选中以进行“玻利瓦尔革命”相号召，成功当选总统。

智利社会党领导人拉戈斯于2000年当选总统，2006年1月该党领导人巴切莱特又在大选中获胜。智利社会党成立于1933年，早期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64年修改党纲时主张进行议会斗争；70年代初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提出智利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党内又出现所谓“社会主义更新进程”（proceso de renovación socialista），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内进行变革。^[3]1990年军人“还政于民”后，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等组成执政联盟，前两届政府均由基民党人出任总统，拉戈斯是执政联盟的第三任总统。

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于2002年当选总统，2006年又获连任。劳工党成立于1980年，主张自然资源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保护民族企业等。在前三次竞选中，卢拉曾提出金融体系由国家控制，停止偿还外债，不与中、右派政党结盟等主张，并抨击私有化是凌辱国家主权。2002年第四次竞选时，他表示赞成政府偿还债务的承诺，认为私有化产生了积极效果，并主动与自由党结盟，邀请巴西最大的纺织集团董事长作为竞选搭档。卢拉还“向金融资本保证：他将在经济、特别是财政领域实行正统政策”。^[4]

阿根廷基什内尔总统出身于正义党。正义党是20世纪40年代由庇隆将军创建的民族主义政党。90年代该党领导人梅内姆执政期间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把国家引向了危机的边缘。2001年底，在激进党人德拉鲁阿当政时经济危机终于爆发，并引起严重的政局动荡与社会骚乱。激进党以及正义党的右翼都因这场危机而声望大跌。在阿根廷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基什内尔作为正义党的左翼在2003年大选中获胜。

在乌拉圭2004年11月大选中获胜的巴斯克斯是由竞选联盟——“进步联盟—广泛阵线—新多数派”推出的候选人。作为联盟主导力量的“广泛阵线”包含从传统政党——红党分裂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左派解放阵线、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革命工人党（托派），等等。广泛阵线一直以参加全国和地方选举为基本目标，组织上不断分化组合。在仅有300多万人口的乌拉圭，2004年出现的上述竞选联盟集合了除红党和白党两个传统政党之外的数十个政党和社会运动，成分非常复杂。

莫拉莱斯2005年12月以超过50％的高票在玻利维亚大选中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作为古柯种植者工会主席崛起于政坛。他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张石油、天然气国有化，要求印第安人享有平等权利。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曾于70年代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但在1990年大选中丧失执政地位。其主要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曾三次竞选总统失败，2006年第四次竞选成功。他既提出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政策主张，也强调要巩固国内民主，尊重私有财产，支持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表示他已经放弃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2006年在厄瓜多尔大选中获胜的科雷亚，是由左翼“社会主义党—广泛阵线”等组成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的领导人，并得到国内强大的印第安人运动的支持。他提出了扩大民主参与、革除弊政、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限制外债支付等政策主张。

这些新上台的政党中，凡是原来就具有左派背景的政党，既不是保持原有政治立场，更不是进一步激进化，而是转向“温和化”。“以前激进、后来得以重新改造的左派的最好的例子可以在智利、乌拉圭，以及在较轻的程度上在巴西找到。”^[5]为什么国际舆论把这些政府都划为“左派政府”呢？笔者认为前提主要有两条：其一，这里所说的“左派”只限于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区分“左翼”与“右翼”；其二，当前拉美的左派政府是相对于90年代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而言的。也就是说，是根据当前拉美的现实来提出区分“左”与“右”的标准，而不是根据某种经典的左派标准来解释当前的现实。例如，多米尼加学者罗萨诺认为：“区分左与右的标准是对公平所持的态度。主张捍卫公平的就是左派。持这种立场的人认为，不公平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从而就要提出一种纲领，其中心是在社会领域为机会公平而奋斗，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与经济排斥，进而在政治领域维护一种不局限于选举竞争的民主秩序，坚持确立公民社会与法制国家。右派主要用市场配置资源，左派则主要靠社会配置资源。对右派而言，政治分界的唯一标准是自由民主，基本上就是选举型民主；左派则认为，民主应当更为广泛，应包含确保公民的社会权利，保护少数，以及公民社会作为法定角色参与政治。”^[6]

按照这个标准，罗萨诺将拉美左派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教旨主义左派”，即那些坚持革命立场的左派，如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等。第二类是“民众主义左派”，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第三类是“改良主义左派”，如智利社会党、巴西劳工党、阿根廷基什内尔政府、乌拉圭巴斯克斯政府等。^[7]委内瑞拉的博埃斯内尔则把拉美左派政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革命左派”，即指由共产党领导的古巴政府。第二类是“民主左派”，如上述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的左派政府。第三类是“民众主义左派”，主要指查韦斯政府。^[8]我认为，不论他们给拉美新近上台的左派冠以什么样的名称，把这些左派都定性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左翼，其中又可以分为“激进”与“温和”两种类型，是符合实际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没有严格意识形态定位的左派。”^[9]

 

二  拉美左派崛起的背景

 

拉美国家资产阶级右翼与左翼交替执政的局面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左派崛起在短短几年内就形成一股地区性政治潮流却没有先例。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左派在各自国家崛起的具体背景，更要从地区的角度去分析左派崛起的共同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在拉美地区，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中美洲冲突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结束；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老布什总统1990年发表“美洲倡议”，公开扬言要消灭社会主义的古巴、将西半球完全纳入西方民主与自由经济的轨道；拉美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纷纷向右转。为何短短10年之后左派就纷纷上台执政，导致拉美地区政治版图的大改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成功。

20世纪80和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人们往往把80年代拉美“失去的10年”都归咎于债务危机。实际上，西方国家当时要求拉美国家进行所谓“应急性调整”，迫使这些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以换取外贸顺差来还债，使80年代拉美地区制造业年均增长率降为0.1％，造成工业化的一次大倒退。90年代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虽然拉美经济一度呈现恢复性增长，但随后即发生墨西哥（1994年）、巴西（1998年）、阿根廷（2001年）等国连续性的金融危机。1991～2002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4％，只相当于1950～1980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的45％。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与低迷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48.3％，创历史纪录，2005年仍高达40.6％，与1980年持平。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化，经济受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程度大幅提高，国家调控和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化被导向所谓“市场民主”的错误方向。因此，民众的社会抗议运动不断高涨，印第安人运动蓬勃兴起，“世界社会论坛”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自1997年以来拉美先后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

卡洛斯·维拉斯归纳了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困境的三个原因：第一，改革造成了纯负面的社会冲击，引起了社会不满；第二，“市场民主”将民主变为单向度的选举竞争，严重限制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参与；第三，民众各种权益要求从社会底层爆发，却得不到政府政策的回应。^[10]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成功是引起拉美地区局势变化的基本原因。民众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要求变革呼声的高涨，是左派崛起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基础。

2．一批传统政党的衰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是，许多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多年的传统政党走向衰落。早在90年代初“藤森现象”出现时，人们就注意到秘鲁传统政党的衰落。这种现象后来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传统政党的衰落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分化组合过程，为左派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传统政党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或者是抛弃党的传统路线，紧跟新自由主义，并在国内引发危机；或者是因循守旧，适应不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少有作为；或者是严重的腐败，如此等等。

3．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恢复。

20世纪50～70年代，拉美国家政坛上也存在左、右轮替的现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左派政党当政一旦被认为对传统势力或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就会立即由右翼军人政变将其推翻。现在情况不同了，经过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拉美早已是“一片民主的大陆”。不仅拉美各国民众及各派政党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治民主局面，美国政府也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作为其国际战略。尽管美国并不乐见拉美国家的左派上台，但却找不到有效办法加以阻止。在政府更替能正常地通过大选来实现的前提下，左派在选票箱里赢得执政地位的道路就是畅通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拉美左派在大选中采取的一种共同策略：把许许多多的小政党和社会运动争取过来，结成多达十几个或几十个政党或运动组成的、色彩斑斓的竞选联盟，甚至与右翼势力结盟。这种策略在争取选票上大多是成功的，但给施政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三  左派政府变革的基本方向

 

拉美的左派政府都是举起变革的旗帜登上执政舞台的。它们进行变革的基本方向如何，不能单凭其竞选纲领来判断，主要应看其在施政过程中所实行的政策。在本文所论及的8个左派当政的国家中，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刚上台不久，确定其变革的基本方向似乎还为时尚早；其余6国政府都有了较长的执政经历，已经提供了分析其变革方向的政策依据。这6个左派政府的政策取向大体可以分为“温和”与“激进”两个类型，智利、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属于前一类，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属于后一类。

1.“温和”型左派政府的变革。

在“温和”型左派政府中智利政府比较有代表性。智利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争取民主党和社会民主激进党组成的“争取民主联盟”在1990年3月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至今。前两届政府由基民党人出任总统，2000年以来社会党人拉戈斯和巴切莱特先后出任总统。从拉戈斯任总统起人们才把智利政府称为左派政府。社会党与其他3党组成“争取民主联盟”的政治基础是“后独裁过渡协议”（acuerdo de transición postdictatorial），即基于恢复和捍卫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共识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巩固民主的必要性是维持联盟的轴心”。^[11]因此，不论由联盟中哪个党的政治家出任总统，政府的政策都必须反映执政联盟的共同立场。

在政治上，执政联盟的基本目标就是重建民主体制，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定期选举，恢复法治，等等。执政联盟关于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也是前后一贯的，大体可以概括为：不全盘否定军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对外开放，但要对国家的职能重新定位，强调通过公共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纠正社会领域的严重失衡。正如国外学者的评论所说：“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 estado más 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12]执政联盟一直奉行对外关系多元化方针，重点发展对外经贸合作，是继墨西哥之后第二个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现任巴切莱特政府的内外政策充分体现了“争取民主联盟”政策的连续性。其“2006～2010年执政纲领”包含三大要点：保持经济政策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构建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扩大民众对公共事务与政府决策的参与。

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左派政府的改革与智利一样同属于“温和”型的改革，政治上维护和完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体制，经济领域则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进行若干政策调整，只不过因各自国情的不同而在施政的侧重点上有所差异。

巴西卢拉政府在2006年结束的第一届4年任期中，在政治领域并未采取任何重大变革举措。卢拉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结合。连续性主要表现为没有否定前政府的改革，同时继续实行控制高通货膨胀的方针。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积极促进出口的政策同时并举，通过争取公共财政盈余和贸易顺差加快偿还债务；新建30多家国有企业，扩大了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等领域的控制力。在社会领域，卢拉政府采取了减少失业、“零饥饿计划”和养老金改革等措施。在外交上，卢拉在上台之初对美国态度比较强硬，但后来就逐渐缓和下来。预计卢拉在第二任期中内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可能性不大。

阿根廷在2001年底刚经历一次严重危机，基什内尔政府在经济领域主要是采取一些调整措施来促进经济稳定与恢复增长。唯一重大的举措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债务转换协议”，将约630亿美元的旧债券兑换成353亿美元的新债券，减少债务负担276.8亿美元。相比较而言，基什内尔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养老金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雇主解雇工人的“门槛”和补偿标准；恢复了由行业工会与企业进行劳工合同谈判的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增加就业；通过实施社会救助计划改善了部分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等等。

乌拉圭巴斯克斯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就政府的施政纲领与在野党达成“谅解备忘录”，承诺将捍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稳定经济、保护外资利益。（2）宣布从2006年起提前偿还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3）实行“社会紧急救助计划”，保证低收入家庭获得相当于国家最低平均工资的收入补贴。（4）保持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综上所述，拉美这些“温和型”左派政府的变革是一种现行体制内的变革。这些政府并未提出任何改变现行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目标。它们所实行的变革主要集中于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的调整。毫无疑问，这些政策调整是对前期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经济脆弱性加大、社会冲突加剧等作出的反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政府有没有决心逐步摒弃新自由主义，有没有可能探索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则还有待于今后的实践来证明。

2．“激进型”左派政府的变革。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和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属于“激进型”左派政府。两国变革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在政治上都提出要实行“参与制民主”（democracia participativa）。第二，在经济上都主张摒弃新自由主义模式。第三，查韦斯于2005年初提出由“玻利瓦尔革命”转向“21世纪社会主义”（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莫拉莱斯也在谈论建设“社群社会主义”(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第四，两国与古巴关系密切，对美国的态度都比较强硬，委、古、玻三国共同组建了“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以抵制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

查韦斯当政已经8年多，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在政治领域，1999年召开制宪大会，通过新宪法——玻利瓦尔宪法，改国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称“全国代表大会”，并由国会以“授权法”的形式赋予政府推行改革的权力；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更新武器装备，强化军事训练，扩大预备役部队规模，动员军队直接参与民事工程建设和为群众服务，密切军民联系；通过制定社区委员会法，加强社区的组织和管理，广泛动员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宣布要建立“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强调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和掌握舆论阵地，等等。在经济领域，扩大国家管理和国家所有制，一是由政府投资兴建一批国有企业，二是收购外资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权，以石油、电力、通讯等领域为重点；建立了10多万个合作社，由政府提供贷款、收购产品、提供培训等；逐步推行供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收回部分被非法占用或长期闲置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促进农业生产，等等。在社会领域，实行一系列社会救助的“使命”计划，诸如扫除文盲、保证义务教育、居民食品供应、群众性医疗保障，等等。“所有‘使命’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使长期以来身处社会边缘的百万群众加入到国家的生活中来”，“这是查韦斯政府取得的最大的成功”。^[13]

莫拉莱斯当政才一年多，实行的主要改革措施有：（1）油气资源国有化。通过谈判，政府已与在本国经营石油天然气的全部12家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获得了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多数控股权。（2）成立了制宪大会，开始制订新宪法。（3）颁布了新土改法。国家依法有权征收庄园主的部分闲置土地，并承诺将200万公顷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第一批土改受益者已领到土地证。（4）颁布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强调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加强国家调控功能，推动生产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弱势群体，减少贫困。（5）在外交上努力扩大国际交往，重视与古巴、委内瑞拉等本地区国家的合作，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所批评。^[14]

与“温和型”左派政府的变革相比，查韦斯政府和莫拉莱斯政府的变革显然要激进得多，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这两国政府的变革也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这个评价自然涉及到如何看待查韦斯和莫拉莱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前景。莫拉莱斯提出的是“社群社会主义”。“社群”（comunidad）一词在玻利维亚有其特定含义，源于“印第安公社”（comunidad indígena）。这是印第安人一种古老的生产与生存方式，称之为“艾柳”（Ayllu），即若干数量的印第安人聚居在一地，共同拥有一片土地，共同耕种，共享其收获物，是一种所谓“共有制”形式。按莫拉莱斯的解释，社群社会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不过，莫拉莱斯只是在接受新闻界采访时谈到这个话题，但他并未宣布玻利维亚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国外的报道一般都认为，查韦斯总统是在2005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委内瑞拉要由“玻利瓦尔革命”转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方面说明，查韦斯本人承认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是分阶段的，前期是“玻利瓦尔革命”阶段。因此，我们也不能把查韦斯1999年出任总统以来所进行各项变革都列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否把查韦斯总统的上述讲话就作为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发生阶段性转折和革命性质发生变化的标志，恐怕还是值得探讨的。至于委内瑞拉是否已经具备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当前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例如，查韦斯总统及其政府领导层迄今尚未对21世纪社会主义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没有提出任何整体的规划；查韦斯政府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那么，对于原来的国家机器要不要进行改造，以及政府在有限的任期内能不能实现这种改造；正在筹建中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能否将原来20多个政党组成的选举阵线改造成为一支能领导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等等。

毫无疑问，“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反映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追求的伟大理想和美好未来所具有的生命力。自然，人们也期待着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领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进程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验。

 

四  结束语

 

当前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即所谓“体制内的崛起”。迄今为止，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综观整个20世纪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资产阶级左翼与右翼轮流当政，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不断交替，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本世纪初期这种左派政府在拉美“集体亮相”的局面，的确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与最近30年来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变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等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动是分不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过度削弱和社会冲突的普遍加剧，民主变革使政府通过选举程序进行更替成为一种常态。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和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左派政府崛起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温和型”左派政府的变革虽然局限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局部性修正与调整，但毕竟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起了一种遏制作用，反映出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种更加理性、更多地关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平的趋势。“激进型”左派政府的变革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其中委内瑞拉政府提出了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拉丁美洲自智利阿连德政府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选择提上政治日程，从而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对委内瑞拉而言，“21世纪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关于未来发展的“目标”或“方案”，通往“21世纪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充满曲折与艰难。

 

主要参考文献

1．熊复主编：《世界政党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

2．豪尔赫·卡斯塔涅达：《拉丁美洲向左转》，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2期。

3．Ignacio Walker, Socialismo y Democracia: Chile y Europa en Perspectiva Comparada, CIEPLAN-HACHETE, Santiago de Chil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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