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广义的社会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统称。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社会科学发展较早和较发达的地区。早在19世纪初，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独立后，拉美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涌现出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如：阿根廷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亚历杭德罗•本赫（1875～1918）、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和曼努埃尔•庞塞（1898～1938），巴西的本哈明•康斯坦特（1836～1891）和布鲁托•巴雷托（1840～1923），智利的何塞•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1817～1888）和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1823～1865），秘鲁的马里亚诺•科尔内霍（1866～1942），玻利维亚的伊格纳西奥•普罗登西奥•布斯蒂利奥（1895～1928），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1848～1912）和加维诺•巴雷达（181～1881），乌拉圭的胡安•德拉•巴雷拉（1845～1879），古巴的恩里克•何塞•巴罗纳（1949～1933），委内瑞拉的安德列斯•贝略（1781～1865）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拉美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的，各自为政，缺乏对拉美地区的整体研究，缺少拉美地区社会科学研究的协调机构。

二战后，拉美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较快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二战后，拉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拉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智利社会党阿连德的执政（1970）和垮台（1973）、军人政变和军人政府的盛行（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美洲危机（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末和1995年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94）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即将建立（2005）等。

古巴革命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拉美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纷纷到古巴考察，开始积极思考拉美革命的道路，分析和研究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古巴革命胜利后所采取的土改、国有化、工业化、扫盲运动、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写出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如：何塞•A.塔瓦雷斯•德尔雷亚尔的《对古巴革命诠译的论文》（拉巴斯/1960）、路易斯•埃米洛•巴莱西亚的《古巴革命的现实和前景》（哈瓦那/1961）、何塞•巴尔韦托的《现实与群众化：关于古巴革命的思考》（加拉加斯/1963）等。

1970年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阿连德表示“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多党制的道路”。阿连德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以及阿连德上台后所采取的土改、国有化和结构改革，引起了拉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但是，由于阿连德并没有掌握军队，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偏激和政策的失误，使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引起政局动荡。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本人以身殉职，从而宣告智利道路的失败。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美出现军人干政的高潮。从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开始，玻利维亚（1964）、阿根廷（1966）、秘鲁（1968）、巴拿马（1968）、厄瓜多尔（1972）、智利（1973）和乌拉圭（1973）等国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其中号称“南美瑞士”的乌拉圭以及有“民主传统”的智利两国的军事政变，在拉美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军政府之多、统治时间之长，都是战后拉美史上罕见的。有的国家，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在一段时期内政变频仍；有的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军政府上台执政后，不少进步社会科学家被迫流亡国外，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等国，[1]他们在那里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发表了大量分析智利道路、军人官僚威权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关于阿连德的智利道路和阿连德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代表作有：爱德华多·诺沃亚的《通过合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智利专题研究1970～1973》（加拉加斯/1978）、霍安·加尔塞斯的《阿连德和智利的经验》（巴塞罗那/1976）、塞尔希奥·比塔尔的《过渡、社会主义和民主：智利的经验》（墨西哥/1979）、贡萨洛·马特内尔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1970～1973：一个评价》（圣地亚哥/1988）等。有关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有：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加雷顿的《智利1973～198?》（圣地亚哥/1983）、皮拉尔·贝尔加拉的《智利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圣地亚哥/1987）、亚历山德罗·福克斯利的《拉丁美洲的新保守主义经济的试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3）、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加雷顿的《政治复兴：智利民主政治的过渡和巩固》（圣地亚哥/1987）、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加雷顿的《智利的政治进程》（圣地亚哥/1983）等。有关南美洲军政府的著作主要有: 吉列尔莫·奥唐奈的《现代化与官僚独裁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73）、罗贝托•卡尔沃的《国家安全的军事学说：南锥体的政治独裁主义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加拉加斯/1979）、赫纳罗•阿里亚加达•埃雷拉的《军事政治的思考：关于智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研究》（圣地亚哥/1988）、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拉美的军事与政治》（墨西哥联邦区/1988）等。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拉美不少由军人执政的国家，先后经过不同方式“还政于民”，由文人上台执政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在南美洲，从1979年厄瓜多尔结束军人统治开始，秘鲁（1980）、玻利维亚（1982）、阿根廷（1983）、巴西（1985）、乌拉圭（1985）、智利（1990）和巴拉圭（1993）等国，也先后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化进程。到20世纪末，南美洲已是“清一色”的文人政府。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从1978年巴拿马由文人当总统开始，到1994年海地军政府交出政权为止，也已完成了民主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美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实现了民主化进程。但是，民主化进程在拉美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拉美军人干政的现象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如1980年和1990年苏里南两度发生军事政变，80年代阿根廷发生3次兵变，1991年海地发生军事政变，1992年和1996年委内瑞拉和巴拉圭先后发生未遂政变，直至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的短命军事政变。但总起来看，进入21世纪初，独裁统治在拉美已越来越不得人心，民主化进程已是大势所趋。拉美社会科学家对民主化进程予以极大的关注，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著作，主要有：弗朗西斯科•奥雷戈•比库尼亚的《拉丁美洲向民主的过渡》（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阿兰•鲁基埃等的《民主是怎样复兴的？》（圣保罗/1985）、吉列尔莫•奥唐奈的《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的过渡》（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等。

20世纪80年代在拉美地区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清偿危机和经济危机。80年代初，拉美国家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偿债率高达41％，负债率高达331％，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82年8月，债务大国之一的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紧接着，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陷入了债务清偿危机。为克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同债权国和债权银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和斗争，与此同时，拉美国家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和调整措施。8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停滞，使80年代对拉美来说成为“失去的10年”。自80年代后期起，拉美多数国家对本国原来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开始实施以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和贫困化扩大等严重社会问题。围绕着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和在究竟拉美国家应实行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拉美的社会科学者至今仍在讨论和探索中。关于拉美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和贫困化，拉美学者发表了大量著作，如：里卡多•弗伦斯－戴维斯等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简史》（圣地亚哥/1992）、奥斯卡尔•A.埃切韦利亚的《拉丁美洲的外债：风险和解决办法》（多米尼加/1985）、里卡多•弗伦斯－戴维斯等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新论》（阿根廷/1986）、斯特凡尼•格里菲思－琼斯和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的《拉美的债务危机和发展：幻想的破灭》（阿根廷/1987）、阿莉西娅•希隆的《世纪末与外债：没有终结的历史——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墨西哥/1995）、何塞•路易斯•卡尔瓦的《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模式》（墨西哥/1995）、埃米尔•萨德尔等的《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市场、危机和社会排斥》（阿根廷/1999）、阿莉西娅•齐卡尔迪的《贫困、社会不平等和公民权：拉美社会政策的局限》（阿根廷/2001）等。

1994年年底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后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爆发了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拉美社会科学家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发表的著作有：伊萨贝尔•鲁埃达•佩洛的《墨西哥：危机、经济社会和政治调整》（墨西哥/1998）、迪亚娜•R.比里亚雷亚尔的《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墨西哥/1995）、里卡多•豪斯曼和莉莉亚娜•罗哈斯－苏亚雷斯的《资本流动的可变性：如何控制它对拉美的影响》（美洲开发银行/1996）、玛丽娅•欧亨妮娅的《金融市场和拉美的危机》（墨西哥/1992）、塞萨尔•希拉尔多等的《拉丁美洲的财政金融危机》（哥伦比亚/1998）、阿蒂利约·波隆的《暴力时期：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不平等》（阿根廷/1999）、胡利奥•甘比纳的《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及其对拉美的影响》（阿根廷/2002）等。

1994年墨西哥加入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由美国倡议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根据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拉美国家达成的协议，2005年1月将完成关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谈判，2005年12月底以前协议将生效。2002年12月美国同智利达成自由贸易协议，2003年6月美国同智利正式签订自由贸易条约；同年12月美国同中美洲4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在关于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一体化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原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活动频繁，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里约集团等；建立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如南方共同市场(1991年签约，1995年1月正式成立)，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3国自由贸易区(亦称3国集团，1994年签约，1995年1月生效)，加勒比国家联盟(1994年成立)等。2003年12月南方共同市场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第25次首脑会议，拉美两大经济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还接纳秘鲁为联系国。秘鲁成为继智利和玻利维亚之后南方共同市场的第3个联系成员国。2004 年7月南方共同市场第26次首脑会议接纳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为联系成员国，使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成员国增加到5国。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拉美一体化的著作有：温•穆尼奥斯和弗•奥雷戈的《拉丁美洲的地区合作》（墨西哥/1987）、格•罗森塔尔的《拉丁美洲一体化30年评估》（圣地亚哥/1990）、海梅•贝哈尔等的《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和主角》（斯德哥尔摩/2001）、恩里克•德拉加尔萨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2003）等。

战后，拉美国家先后建立了一些有效的拉美地区性社会科学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在推动拉美社会科学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有3个机构。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　　

1948 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了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1984年改名为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外文缩写仍为CEPAL。拉美经委会汇聚了一批以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首的、来自拉美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几十年来，拉美经委会先后提出了“发展主义”（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经济一体化、“公正的生产发展”等发展理论，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FLACSO）

195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一些拉美国家政府的倡议下，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了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这是拉美一个地区性的、自治的跨国研究和教学机构，其主要宗旨是促进拉美地区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14个协议成员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智利、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苏里南），在其中7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设立了分院。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的秘书处起初设在圣地亚哥，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后，秘书处改设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

按照章程，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通过研究生课程和专门课程，促进和推动拉美社会科学的教学和发展；二是从事涉及拉美的社会科学研究；三是通过各种手段，宣传拉美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特别是宣传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自己的研究成果；四是促进拉美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交流；五是加强与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包括与本国、小地区和拉美地区最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经验的结合，注重对策性研究，竭力为解决地区性的社会问题出谋划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研究的重点首先是经济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文化问题、妇女问题、城市和人口问题。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分院已经在拉美地区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相对优势。由于各国情况和条件不同，各国分院工作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有的重点在研究，有的重点在教学。此外，各分院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是拉美各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联合组织，是非政府的国际协调机构，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1967年成立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初由拉美35个研究机构联合而成，现有来自拉美21个国家的144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组成，秘书处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理事会的宗旨是：促进拉美各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加强拉美地区各国以及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交流和合作，通过研究和教学，从批判和多元化的视角，思考拉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分团体（机构）和个人成员。主要活动有：工作小组、举办各种讲座或讲习班、召开研讨会、出版刊物和著作、宣传教育成果、建立研究网站和图书馆等。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独立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政治思潮活跃的地区。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政治经济的发展，拉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拉美中间阶层亦有增长。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斗争中取得了发展，政党和派别林立，各种思潮纷繁复杂，这是与拉美特殊的阶级结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外部影响是不可分的。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拉美左派进步力量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不仅顽强地坚持和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近20年拉美新自由主义模式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使拉美左派政党和人士不断进行思考和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

拉美是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激烈较量和各种思潮交汇的地区。拉美的思潮可分政治思潮、经济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外交思潮等。政治思潮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民族主义思潮，比较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有：阿普拉主义（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  1895～1979）、庇隆主义（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  1995～1974）、瓦加斯主义（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  1883～1954）、桑地诺主义（尼加拉瓜的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  1895～1934）、革命民族主义（墨西哥）、职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玻利瓦尔主义等。另一类是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古巴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同秘鲁和拉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里亚特吉思想（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1894～1930），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派别，如圭亚那的合作社会主义（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的福布斯•伯纳姆）、智利社会主义（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拉丁美洲基督教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等。所有这些政治思潮的理论和实践对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

拉美的经济理论产生时间比较迟，主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发展主义（又称“中心－外围”理论）、拉美经委会主义（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巴西塞尔索•富尔塔多、墨西哥胡安•诺约拉、智利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等）、依附论（代表人物有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鲁伊•马里尼、费尔南多•卡多佐、瓦尼娅•班比纳和塞尔索•富尔塔多、秘鲁阿尼瓦尔•基哈诺、智利恩佐•法莱托、阿尼瓦尔•平托、奥斯瓦尔多•松凯尔和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等）、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拉美经济民族主义、拉美新自由主义等。这些经济理论对拉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发展主义理论  二战后不久，1948年建立的拉美经委会在确定拉丁美洲当代经济科学基本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在拉美经委会工作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价值的论著，他们把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程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拉美经济发展的理论。拉美发展主义思想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中心－外围体系论、贸易比价恶化论和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主义思想对拉美各国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依附论  20世纪50年代末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拉美国家一些独裁政府相继垮台，拉美国家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依附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依附论的主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括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展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依附论是研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后果和扩张的对象国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化规律的理论。依附论另一个特点是把依附对象放到帝国主义论的总框架中来考虑，又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世界总进程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拉美国家这样的外围国家不可能按照发达工业国的发展模式进入发达阶段，这是因为拉美社会的不发达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结果，而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这一理论着重分析不发达的外围社会对发达的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依据这一理论，殖民主义和依附性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依附论由两大流派构成：一派称为“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它是60年代初在批判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派称为“结构主义依附理论”，它是从拉美经委会内部的自我批判倾向中产生的。

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以智利、阿根廷等南锥国家为主的一些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的货币主义经济思想为主导，制定稳定本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新自由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有更直接的联系。80年代，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以更快的速度在拉美地区扩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是促使新自由主义学说在拉美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新自由主义认为，为克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投资和外国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现贸易自由化；改革税收体系；改革劳动力市场，以消除劳动力供应中的刚性等。新自由主义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贬低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贬低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使拉美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带来了拉美社会的贫困化和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拉美社会的稳定，也妨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结构主义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更新结构主义理论为特征。它有如下几个特点：提出把短期调整同长期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中包含促进工业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以及与这两个目标相一致的贸易、财政、信贷、兑换、价格和工资政策；主张通过社会协议方式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实现兼顾社会各阶层近期和长远利益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为此目的建立一个在政治上日益民主、在经济参与上日益合理的新型国家；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制度变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修改其传统观点和金融、贸易政策，使之适应产业结构转变和发展的需要。

拉美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新社会学、社会自由主义等。

拉美的文化思潮主要有：文化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有阿根廷阿莱杭德罗•科恩、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墨西哥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多米尼加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等）、拉丁美洲哲学（代表人物是墨西哥莱奥波尔多·塞亚）和拉美解放神学（代表人物有巴西主教保罗•弗莱雷和埃尔德尔•卡马拉、秘鲁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等）。

拉美的外交思潮主要有：负责的实用主义、多元外交论、平等伙伴论、第三世界主义、外围现实主义等。

作为一个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社会科学始终受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影响，并同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拉美社会科学又具有第三世界社会科学的反帝、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民族经济发展的传统。

古巴的社会科学  古巴是拉美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第三世界国家，古巴的社会科学具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科学的特点。古巴的社会科学研究由古巴党和政府领导，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在1994年前古巴的社会科学研究由古巴科学院领导和协调，1994年后由科学、技术和环境部领导和协调。古巴现有95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其中包括12个部委的36个研究中心（所）和大学的59个研究中心（所），约有近1000 名专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此外，在大学中设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系，约有5000多名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中，直接隶属科学、技术和环境部的有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哲学所、文学和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研究中心、科学史和科研组织研究中心、国家档案局等；隶属于古共中央的有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美洲研究中心、非洲和中东研究中心、亚洲和大洋洲研究中心等；隶属于古巴国务委员会的有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隶属于文化部的有马蒂研究中心、古巴音乐研究和发展中心等；隶属于哈瓦那大学的有人口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古巴经济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完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

此外，古巴还有一个跨部委的全国社会科学最高理事会，由12个有关部委组成。这12个部委是：科技和环境部、经济和计划部、文化部、内务部、国防部、高教部、教育部、科学院、司法部、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工会等。全国社会科学最高理事会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协调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古巴的社会科学是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寻求改善社会办法的关键，是革命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科学，在当今古巴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古巴社会科学的5项原则是：党性；社会承诺；国家利益；科学的严格性和人道主义；明确战略利益。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古巴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理论；新一代的培养；教育科学；边缘问题；理论和方法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性别和种族；社会阶级结构；民族认同；科学、技术和社会；公共管理；社会和社区工作。

为落实上述14个重点的研究，自1996年起古巴制定了5项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计划，即“古巴社会”、“世界经济”、“古巴经济”、“干部工作”和“古巴历史”。除全国性的研究计划外，还有部门和地区计划、独立研究计划等。

古巴主要的社会科学刊物有：《社会主义古巴》（古共中央理论刊物）、《古巴社会科学》、《经济和发展》、《古巴双月刊》、《美洲之家》、《课题》、《道路》、《哈瓦那大学校刊》、《反潮流》等。

目前古巴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不少困难，其中之一是经费的困难。为解决经费的困难，古巴一些研究机构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等一些国际机构及一些国外基金会的合作，取得一部分资金或赞助，举行研讨会和开展学术活动，出版学术著作和学术刊物。古巴科技和环境部以及古巴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迫切希望加强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的联系、交流和合作。

古巴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古巴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拉美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  拉美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受后者的影响。但拉美的社会科学又具有第三世界社会科学的特点。目前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和秘鲁等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仍有不少人力图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本国、本地区和世界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拉美社会科学家还常常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反对帝国霸权和新殖民主义。如2003年10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第21次大会和第3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世界新霸权：变革的抉择和社会运动”。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中心－外围”理论学者抨击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不合理，揭露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近年来，拉美不少经济学家对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社会公正和发展相结合。拉美社会学家还十分关注贫困、社会公正、失业、农民和农村、印第安人、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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