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作者：宋霞时间：2005-03-14 00:00:00来源：
一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指的是国际上通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统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社会科学包括12个门类，即经济学、经济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未来学、心理学、地理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人权研究，而史学、文学和哲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社会科学的定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是人类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行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和经济地理学，也包括教育的有关领域，即研究学习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校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解释社会科学，认为它包括哲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经济史、地理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一些跨学科领域，如社会理论、文化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兴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等。其中某些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有一些学科或研究领域本应属于人文科学领域（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化研究），但这部分学科所考察的是与社会科学紧密相关的部分，因此也被纳入社会科学领域。[①]
作为一种知识领域，社会科学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十六七世纪的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甚至孟德斯鸠在做社会学研究时，他们都还没有被称为社会学者，连“社会学者”的概念都没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明确区别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的二元对立起初是根据笛卡尔学说中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设立的，只是在18世纪末才充分形成。作为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或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1880年到1945年期间，大学中区分各门社会科学的不同科系逐步设立，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建制化过程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充分实现。[②]但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当科学与哲学明确分家的时候，社会科学被定为科学而非哲学。[③]
现在一般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社会科学三部分。社会科学内部的分科也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清晰再到混乱的过程。从1750～1850年，社会科学的发展很混乱，名称也不固定，没有公认的名称；1850～1945年期间，社会科学形成了6个固定的、清晰的、得到整个学术界广泛承认和接受的标准名称：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古典学。这时候，各学科之间的分界最清晰，但是1945年以后，这种区别又越来越不清楚，社会科学越来越想用知识来影响社会政策、工业、政府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领域的拓宽，一系列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活动，破除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组织分界，也破除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分界，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出现了重叠和混淆，从而使现在的分类越来越困难。
二 拉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概况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早期，拉美各国大力推广公共大学体系，普遍开设了新的院系和新的学科，在大学内部引进和鼓励学术研究，向商业科学、研究与开发（主要由拉美的公共大学和相关的研究中心承担）转变。结果是更加集中于医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90年代末委内瑞拉有80％以上攻读学位的学生是在社会科学学科，[④]在墨西哥这一领域的毕业生人数也最多。
拉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存在差异，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很大不同，各学科和各类机构发展参差不齐。实际上，拉美各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界定都不一样，有的国家还把社会传播（有时与信息/信息学结合在一起）包括在内。墨西哥统计年鉴全国大学和高等学院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条目下还包括档案与图书馆、劳资关系、国际关系、旅游与销售，而在巴西，“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或人文科学，实际上是同义语。在发展水平上，拉美各国也存在差异，各有特点。严格意义上说，拉美地区只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几个大国的社会科学体系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确立。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体系发展则不完善。
由于一切关于社会科学的讨论都与学科有关，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拉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状况。拉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不平衡。传统上，拉美的科学主要是天主教牧师从事的，大学也是由宗教管理，教授文学、建筑学和美术，主要是经院派的。天主教对拉美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它也影响了拉美知识结构的发展。“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以及毕业于一般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学校的人数比例，比新教徒的还要更低。”[⑤]另外，拉美的大学形成较晚，而且一直由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控制，因此历史上拉美的人文学科较发达，而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为薄弱。如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保守的土地拥有者精英们与天主教保持密切的联系，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直到19世纪末，拉美的商人、生产厂商、医生、律师和小土地所有者在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掌权的状况才得到改变。他们反对宗教意识形态，采纳了实证主义，使实证主义运动席卷了整个拉美，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对科学有利的环境。
实际上，拉美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得到发展是在二战以后。尽管各学科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拉美在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的成果还是很突出的。如拉美的经济学研究。二战以后参加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拉美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重要理论，不但影响了整个拉美地区，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发展主义思想（也称结构主义或拉美经委会思想）。它主要包括3个部分的内容：即中心—外围体系论、贸易比价恶化论和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主义思想很快对拉美各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并引导它们执行关税保护、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制定发展总规划和若干年度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再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发展主义批评理论出现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着重分析不发达的外围社会对发达的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它由两大流派构成，一派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代表人物是新依附理论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超级剥削理论的鲁依·马里尼和依附性发展理论的费尔南多·卡多佐和恩索·法莱托；另一派是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主要由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论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构成，这是拉美地区学者自己创造的理论。60年代结构主义学派中又产生出地区一体化、利用外国政府信贷和发展国内市场三大思想流派。20世纪70年代中到80年代形成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更新结构主义理论为特征，主张促进工业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等。乌拉圭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依附理论的通俗读本，影响广泛。作者自己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⑥]
拉美的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文化民族主义再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的“拉丁美洲哲学”的发展道路。经济学领域的“依附理论”对拉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影响很大，并波及到哲学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解放思潮。哲学领域里长期坚持哲学“美洲化”倾向的思想家提出了将哲学的民族性和哲学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拉丁美洲哲学”。这种立场鲜明、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就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墨西哥的莱奥波多·塞亚，秘鲁的弗朗西斯科·克萨达和阿根廷的恩里克·杜塞尔，其中塞亚最为著名，他的代表作有《觉悟的美洲》、《来自边缘与野蛮的话语》和《二十世纪末的思考：这是失败的百年吗？》等。他强调他们的哲学是“贫穷民族的哲学，是争取人类——世界解放的哲学”。
拉美的史学研究有保守派和自由派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修正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不同派别，二战以后拉美史学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革新，出现了对经济史、社会史和人口史进行计量研究的尝试，更新了对农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20世纪拉美史的特殊成就主要反映在经济史和思想史方面。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思想史研究起源于墨西哥，而经济史领域比较突出的创新研究墨西哥史学家佩德罗·帕斯和智利经济学家松克尔的《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和关于发达的理论》等著作。
拉美社会学起步虽然较晚，但也在社会学理论等方面取得成就。20世纪70年代拉美数国发生军事政变，使国家问题成为社会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阿根廷的卡普兰提出了国家官僚统治理论。80年代拉美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了社会政治危机，社会学家转向危机研究和具体的微观研究，研究课题也越来越广泛，包括人口问题、城市问题、跨国公司和技术统治等。8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消极社会学”的新的研究趋势，即研究贫困、犯罪和失业带来的堕落、分裂、动乱和破坏以及社会的停滞、解体和衰落。
拉美的社会科学在分析观和方法论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在人口统计学研究方面有很强的传统，比美国和欧洲主流派有更多的定性分析和坚实的定量贡献。阶级分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韦伯的思想，不如过去那么流行，依附论也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和全球经济的新沃勒斯坦观点，人类学中仍然流行人种观，人类学家更为关注调查城乡社会环境。历史学家关注各国社会与政治变化，更关注研究当地和地区历史，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文化研究中也受后现代观影响。
拉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研究与开发经费非常有限。尤其是进行基础研究的经费严重匮乏，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而且也低于本国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经费。另外，拉美各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资金配置上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各国和各地区有很大不同，如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是在拉美能比较多地投入经费扶持社会科学工作的国家，智利、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只提供适量的支持，而拉美地区的其他大多数国家则不存在对社会科学的经费支持，或者这种支持微不足道，这些国家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长期以来完全依赖国外的资助。在使用研究经费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现象。研究界只有一小部分人享有研究经费、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使用高质量的图书馆和训练有素的研究生，并与很多国内外学术和非学术机构保持专业联系。
第二，研究人员兼职成风，真正从事全职研究的较少。拉美的研究者在单一机构内无法得到稳定的薪金和合适的职业，也缺乏支持研究活动所需的机构方面的基础设施。薪金低下迫使社会科学学者到很多院校，特别是私立大学兼职任教，还尽可能承揽各种咨询业务以弥补收入。拉美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大学里任教，而研究工作则主要在私立机构中进行。在各种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在资金方面处境相对较好，而历史学和人类学等更难适应应用研究需求的学科则更加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在缺乏资金的压力下，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转行，如智利在公立大学进行研究的大批社会学家，从事的却是为市场研究服务的私营部门顾问；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的大学为了贴补收入而出售房屋，一所大学的农业系竟因生产和出售白兰地而著名；阿根廷的全职教授只占全国大学体系所有教师的15％。据统计，拉美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中约有60％的教师做兼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则有86％教师做兼职，这样就不利于创建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队伍，也不利于形成一个教师和学生能互动的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⑦]
第三，对外交流较少。除了一小批有特权的研究者外，拉美学者很少有机会同国际社会科学界保持联系和交流，而有联系的也多是在国外接受研究生教育和培训的。有些人由于国内缺乏职位而直接到国外追求事业，而留在拉美本地的则因为缺乏资金，研究质量受到限制。即使在一国之内，各学科间的交流也不常见，如委内瑞拉的各大学就几乎不存在允许学生转学科和交换教授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
第四，人力资源开发不平衡。其中经济学与行政学，特别是行政与会计科目大学的入学人数最多，如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与秘鲁的情况；其次是社会、法律、传播与行为科学入学人数的比例也很高。而一些传统的更“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和地理，是在小系科、小学院中讲授的，参加的是个人或小批学生，这在墨西哥等国家属于“困难”系科，发展停滞或失去活力，加之经费不足和就业形势不好，从事这种领域的研究人员稀少。另外，各个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也不平衡，专业化一级的科目如行政学、法学、赋税与财经、心理学和市场营销等研究生数量最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各国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太“政治化”和“官僚化”，大学只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一个跳板，这与为实现信息经济而进行知识的生产是相矛盾的。
二 拉美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二战以来，拉美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两个新的发展趋势。一是拉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社会、政府和工业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研究的内容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调整。最近，拉美发展的现实使拉美社会科学研究者把主要关注的问题转向如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不平等问题，与不平等问题有关的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政治学领域对民主化的研究，以及对民主体制的运作等加强研究；对个人和集体认同性的研究，对革命运动、游击战和反叛乱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地区一体化计划和文化认同的研究高涨。
二是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崛起和发展。这是拉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如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设立的跨学科中心开展研究的前景颇为乐观；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和安第斯大学设立了若干颇为强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⑧]这些跨学科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合一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⑨]由于它更注重研究各学科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作为跨学科被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拉美各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虽然历史较短，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发展却很快。
拉美“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兴起的原因有以下4点。
第一，二战后，虽然大多数拉美国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经历真正的高科技革命，但是高新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渗透着整个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发展模式，也影响着拉美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并渗入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第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也渗透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领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引起人类认识领域的一次革命。
第三，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东西，受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关注。
第四，由于拉美天主教文化在传统上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而忽视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知识空白和解决英国学者斯诺所提出的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对立的冲突和矛盾，让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拉美各国纷纷兴起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研究，而且在科学史、技术经济学、科技政策研究和技术哲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拉美现代科学史指的是意大利科学史家阿尔多·米耶里创立的学派，米耶里1939年离开欧洲，在阿根廷圣菲的一所大学设立了第一个“科学史协会”，开始用西班牙文出版科学通史。早在1947年，多米尼加作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就出版了《拉美文化简史》一书，主要关注拉美地区科学技术的历史，但20世纪50年代拉美科学史的代表主要是医学史，这一领域的重要作者是墨西哥的霍斯·华金·伊斯基耶多等。但当时拉美的大多数医学史主要是收集名字、日期、行为，实际上与社会史甚至思想史无关。真正开始将科学史与文化和哲学等有关问题结合起来的是阿根廷的霍斯·巴维尼，他写的科学史可能是拉美国家的第一本科学发展通史，其次是埃利·德·戈塔里的墨西哥科学史，他称之为墨西哥历史上的科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研究拉美科学史的学者之一是秘鲁的萨加斯蒂，他尝试将经济、科学政策与科学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主张定期研究拉美地区的科学历史。秘鲁历史学家马科斯·奎托主要研究公共卫生保健问题，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项目中做过博士后，因此也关注拉美的科学史领域，他反对发达国家把拉美的科学看成是“外围科学”，认为拉美的科学是“外围中的科学”，而不是“外围科学”。他主张拉美科学史家必须超越“中心—外围”学派的模式，要与当地问题结合起来研究。
另外，拉美为了促进科学史的研究，还成立了一些专业协会。如1962年古巴成立了医学科学历史博物馆，随后被命名为“科学历史博物馆”。它的创建者、医学史学家霍斯·桑切斯，帮助出版了古巴著名医师的著作，引进了麻醉和抗天花的牛痘研究。这个博物馆在1980年的时候正式被称为“科学历史和组织研究中心”。1985年之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也纷纷成立了科学史协会。在一些国家，科学历史协会在以前就已经存在，只是不久就解散了。1984年拉美科学史杂志Quipu开始出版，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使用新的研究拉美科学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被称作“拉美科学史”方法论。但是现在关于拉美科学史的有限的几本著作基本上是研究国别的，而缺乏一本系统的拉美科学通史。拉美比较有影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科学历史著作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巴西的吉马良斯、墨西哥的特拉乌尔斯和委内瑞拉的罗切等的著作，由于拉美的医学在历史上得到了较充足的发展，因此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和秘鲁等有研究医学史的传统。
在拉美，涉足技术经济学研究的有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秘鲁的技术经济学学者卢多维科·阿尔科塔博士等。普雷维什是拉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受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影响很深，将技术进步的成果及其传播机制作为其“中心—外围”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析机制。[⑩]实际上，普雷维什是根据技术进步的程度来区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认为技术进步首先渗透的部分是“中心”国家，而在生产、技术和组织上居落后地位的部分即为“外围”。阿尔科塔是研究拉美经济和工业发展以及高新技术对制造业规模的根本性改造的著名学者，他指出，高科技创新完全改变了制造业的生产范式，“由计算机辅助设计、机器人、自动处理、灵活制造系统、计算机辅助制造和即时生产等高技术形成的单一目的、专门化和批量生产模式代替了大众生产模式”。[11]
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巴西著名政治学家巴斯托斯和保罗·蒂格雷等长期从事巴西信息产业政策的研究，巴斯托斯从政治学和政治理论角度诠释了政府在巴西科技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她认为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主要参与者，政府的功能表现在资助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设施，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政策和跨部门的技术政策，与私人资本和外资企业相结合形成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元模式等。[12]巴西的保罗·雷纳托·索萨写了一篇名为《知识——范式的改变：缩短巴西的知识差距》的论文，[13]分析了知识与发展间的关系，探讨了巴西过去四五十年里经济、教育和科学政策的发展状况，提出了知识是改变巴西命运的最好方式。
在技术哲学领域，智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等国有技术哲学研究传统。智利的技术哲学缘于西班牙的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比较著名的有加西亚·韦尔塔，他在智利大学物理科学和数学学院的人文研究中心任教，代表作有《技术和现代国家：海德格尔和历史问题》。另外，墨西哥的技术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致力于将技术哲学“墨西哥化”；委内瑞拉的胡安·加西亚·巴卡认为科学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哲学，而埃内斯托·巴列尼利亚则致力于研究技术是如何破坏传统经验和文化的。[14]
在科学哲学领域，墨西哥有悠久的历史。墨西哥的科学哲学研究起源于殖民统治早期，1868年以后，加维诺·巴雷达等一批在思想上追随孔德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研究科学在社会和国家重建中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科学被视为自由和解放的工具。[15] 20世纪5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埃利·德·戈塔里等组织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科学与哲学问题讨论班”，这一讨论班集中了墨西哥科学历史和科学哲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1968年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又出现了以卡洛斯·托雷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流派，他们受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影响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拉美“科学、技术与社会学”领域最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已故的阿米尔卡·埃雷拉，他是地质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主要思想家，他研究了传统的和现代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后，提出了有影响力的理论“作为双重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萨尔达尼亚则致力于用“依附”和“发展”的经济理论对拉美地区的“民族科学”进行研究；委内瑞拉的人类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埃维·贝苏里关于委内瑞拉科学政策矛盾本质的论文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科学、技术与社会学”领域的其他著名学者有恩里克·奥泰萨、莱特·洛佩斯、希尔韦托·加略平、赫奥弗雷·奥尔德姆和蒂尔索·萨恩斯等。
除了学科的发展创新外，在人力资本开发方面，拉美还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人才。从80年代起，拉美各个大学建立起“科学、技术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研究”的研究生教育计划。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一些有正规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成立了“拉丁美洲科学技术计划和管理的研究生规划网”(Red-POST)。这一网络的总目标是促进研究生科学技术计划和管理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具体目标是加强拉美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等。Red-POST成员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它关注的是全球范围的科学技术发展课题，如科学技术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和管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培养跨学科人才等。Red-POST还设立了“拉丁美洲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奖”，这是拉美地区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奖项。
在对外交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还多次召开地区性和国际性科学技术发展会议，以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这一跨学科的发展改变了拉美学者很少与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的传统。这主要是因为：（1）跨学科研究一般是“大科学”，需要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合作和交流；（2）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使得学术交流和合作更加快捷便利；（3）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愈来愈关注科学技术在全球的滥用问题。
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内部的学术会议和交流也增加了。如从1994年起拉丁美洲开始召开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会议，至今已召开了四届，第1届于1994年由阿根廷的学者组织，旨在提高拉美地区从事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第2届和第3届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举行；第4届于2000年在巴西坎皮纳斯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拉丁美洲的未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学者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他们提交的成果包括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创新经济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等领域。
伴随着信息技术在全球各个领域内的渗透，研究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科学也不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信息化”或者“网络化”就是拉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大趋势。因特网为拉美地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大方便，拉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开始进入了信息化，很多学者都可以利用网络发送电子邮件，或上网查阅资料，但网络资源的分配不平衡，上网还不普遍，拉美国家虽然不缺乏与因特网联网所需的基础设施，但在是否拥有大功率电脑方面情况不一，上网费用太高，研究人员负担太重，而且由于机时和电话线路费用高，也阻碍了一些学者上网。
为了摆脱这一落后局面，拉美各国积极发展电子教育，缩短“数字差距”，纷纷建立“虚拟大学”，并为边远地区的学生和成年人制定远程学习计划，设立远程计算中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服务。如墨西哥蒙特雷的1所虚拟大学同拉美其他国家的13所大学建立了联盟，每年授予拉美地区9000名学生学位和培养35 000名没有学位的学生。巴西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学校计算机化计划，目前已经建立了108个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培训的中心，还有一个软件开发、生产和实验中心。另外，巴西有583家大学和研究实验室连接在一个称为“国家研究网”的独家网络中。智利“全国大学网络”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学术部门，2001年以来“全国大学网络”开发了高速度的网络，操作和管理学术网络，并支持大学之间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进行研究和学术活动。1994年哥伦比亚创办了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网络——哥伦比亚教育、科学和技术网络（Red CETCOL）。[16]古巴所有的大学可以进入本地的数据网络、企业内部互联网和因特网，青年俱乐部是专门进行信息和通讯技术（硬件和软件）培训的远程计算中心，遍布整个国家的计算机中心为古巴人提供基础培训。乌拉圭国家公共教育部和国家电信部2001年实行了教育联网计划，计划在乌拉圭所有的小学、中学和技术教育中心逐渐提高信息和通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并培训所有的教师应用信息技术。
在整个地区层面上，拉美的社会科学也及时并广泛地利用网络资源来发展社会科学，如拉美成立的网络之网络（Red de Redes），这一项目连接了18个地区信息网络，以改善终端使用者获取现有信息资源的条件。在1992～1995年期间，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还负责了国际发展信息网络（IDIN）社会科学方面第二阶段的总协调工作，是拉美为了实现学术网络化而最积极推进使用因特网的机构，理事会的一些工作组通过网络交流论文与信息，传递理事会的通报。
三 拉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机构
在过去25年中，拉美地区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获得了相当快的扩增。现有的中心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之间建立的。大部分的中心关注的是教育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大多数新成立的中心成员经验不足，培训水平低于博士一级。有些国家设立了国家一级的协调机构来统一规划，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如1976年成立的墨西哥社会科学委员会，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科学院等。
另外，拉美高等院校内部有各种研究机构，还有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和基金会等，拉美一些财力雄厚的经济或商业部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另外，还有拉丁美洲研究协调与传播中心，1978年由墨西哥哲学家塞亚创立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并由该大学提供资助，是拉美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机构，重点研究领域为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第三世界研究中心，1984年成立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是国际性民间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的拉丁美洲秘书处。
以前拉美各国的研究机构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集中化的特征，主要集中在首都和几个大城市，而最近25年形成比较平衡的分布。如墨西哥鼓励研究行为的分散化和非中心化，在墨西哥16个城市中新创建了20多家大学以外的公共研发中心。[17]实际上，墨西哥各州都有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但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独立学术中心的数量在减少。而在拉美的大学，最主要的是从事教学工作，研究只是从属地位。为了使大学成为“研究大学”，拉美各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阿根廷实施了“研究型教师刺激计划”，鼓励教师既教学又进行研究工作，促使学术的全面综合发展。受惠于此计划的教师是那些参与研究已经为校外专家评估和接受了的课题的教师。
综上所述，近10多年来，拉美哲学社会科学无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上，还是在组织管理和研究手段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拉美的社会科学越来越注重关注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为企业和社会各界所利用。另外，拉美在发展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外，还开拓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拉美的社会科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他们也呼应着沃勒斯坦提出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倡议，社会科学既不能反对人文学科，也不反对自然科学，而是与它们合而为一。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一切系统中最复杂的一种，它变得不仅是科学中的王后，而且是科学中最艰难的。然而，它还变成将要从中获得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之认识论真理的场所。”[18]
[①] 李惠国、何培忠主编：《面向21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第3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④] 阿里·卡赞西吉尔、大卫·马金森主编：《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第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⑤]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⑥] 索飒：《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第26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 Lauritz Holm-Nielsen, Kristian Thorn, Benchmar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6.
[⑧] 阿里·卡赞西吉尔、大卫·马金森主编：《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第1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⑨]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STS）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学者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狭义上，“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严格意义上讲，“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大多是对当代的高新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⑩] 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第36页、第3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 Ludovico Alcorta,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on Scal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sues and Evidence, UNU/INTECH Working Paper, June 1992, No.5, p.1.
[12] Maria Ines Bastos and Charles Cooper，eds， Politics of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UNU/INTECH Sthdies in New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5，p.197.
[13] http://www.dse.de/ef/papers/souza.htm
[14] Carl Mitcha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Spanish Speaking Countrie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前言，p.29.
[15] Santiago Ramirez, Robert S. Cohen，eds., Mexica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前言，p.2.
[16] “Red” 是西班牙语“网络”的意思，CETCOL是科学、教育和技术的首字母缩写词，“COL”指的是哥伦比亚。
[17] Disciplinar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s in Mexico，Rollin Kent & Cols[17]，March 29-30, 2001.
[1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