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7日至28日，《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美国与拉美的合作与对抗》学术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
这次学术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共同主办，并由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具体承办，同时也是庆祝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江汉大学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同时来自上海媒体界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以及《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也参加和报道了本次学术讨论会。
研讨会于2005年6月27日下午2时，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会议厅开幕。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词，欢迎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同时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苏振兴研究员和副会长徐世澄研究员也相继代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致词，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朱鸿博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研讨会开始进入了学术讨论阶段。本次研讨会共分为6个单元，主题依次分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全球化时代拉美国家的多边外交、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拉美的政策、美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1）、美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2）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美洲自由贸易区。
第一单元：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由社科院拉美所苏振兴研究员主持。主题发言分别是：上海社科院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王德华研究员的《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刍议》和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袁东振（杨志敏代发言）的《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特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吴洪英研究员进行了评论发言。
王德华研究员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兴起、发展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了开创南南合作的新局面， 我国在参与南南合作事务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处理好和谐外交谋求国际平等和谋求人类利益至上的关系，辨证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改变观念，走出南南合作的误区，以及改变观念，走出南南合作的误区等。他在发言中最后总结到：南南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是推进区域合作，加强贸易和金融的合作，以及建立推动南南合作的平台。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将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道，在新世纪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贡献。
社科院拉美所袁东振的文章中认为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新特点，如南北关系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南北关系的性质更加复杂、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南北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对称、南北矛盾和南北问题进一步突出、南北双方的合作更为迫切等，同时文章也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新风险，如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明显加剧，部分国家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受到进一步抑制和制约；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解决南北关系问题的努力将遭遇更大困难；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安全。文章最后总结到: 在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内容、性质、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在南北关系的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明显加剧，收获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承担的各种风险都有所变化；在南北关系的新格局下，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都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制约，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上面临许多障碍；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政治、经济风险，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任务。
第二单元《全球化时代拉美国家的多边外交》的讨论，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分别是上海社科院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家哲研究员的《拉美国家外交的多元化趋势》、社科院拉美所江时学研究员的《拉美对外关系中的两重性》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卢国正研究员的《拉美经济复苏和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江汉大学历史系程洪教授对此做了评论发言。
上海社科院张家哲研究员在《拉美国家外交的多元化趋势》的文章中认为：拉美国家外交的多元化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是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拉美国家在冷战后先后加强了同日本、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阿拉伯、俄国、印度等世界各国的联系。因此，拉美多元化外交形成了新格局：继续发展和增强与美国的关系，并以斗争求发展；大力加强拉美国家之间的内部合作、特别是加速一体化进程，加强发展与传统欧洲国家－－特别是伊比利亚国家的关系，开展多元化外交。
拉美所江时学研究员《拉美对外关系中的两重性》的文章中着重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与这一态势相关的是，拉美外交中的两重性非常突出。例如，拉美国家既与美国密切合作，但也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又如，中拉关系虽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中国威胁论”却在那里有一定的市场。再如，拉美与欧盟欧盟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农产品补贴则构成了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在增强，但它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有不少分歧。因此，分析拉美对外关系中的两重性，有助于我们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外交的本质。首先，美拉关系中体现了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其次，中拉关系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面临很多挑战；第三，欧拉关系中既有“热”的一面，也有与“冷”的一面；最后，拉美国家之间既有团结也有分歧。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卢国正研究员在《拉美经济复苏和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文章中指出：2004年拉美经济持续复苏增长势头令人满意，原因有外部环境有利，拉动拉美经济持续复苏，财政金融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等，但是经济复苏基础仍很脆弱，有利条件是贸易条件明显改善，顺差持续增。文章中并预测2005年拉美经济将持续增长。文章中还指出：中拉经贸关系进入崭新阶段，但应注意一些新情况：例如，出口增速有所放慢，进口高速增长，中方重新出现贸易逆差。中拉贸易的基本特点，市场集中、结构单一、互补性强、份额偏小、中方逆差趋增等。文章最后指出：中拉经贸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其有利条件是中拉双方存在着良好的政治经贸关系、拉美国家十分重视东亚市场、中拉双方都处于战略机遇期等。
第三单元着重讨论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及拉美的政策，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庄锡昌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分别是：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的《布什第二任期对拉美的政策与美拉关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赵可金博士的《挑战与修正：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和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朱鸿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国拉美外交政策的回顾与思考》。对此单元进行评论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俞瑜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莼思博士。
徐世澄研究员全面介绍和总结布什2005年1月20日连任美国总统以来的拉丁美洲政策和美拉关系，认为：与其第一任期相比，其对拉美的政策既有连续性，又有所调整和变化。在政治上，布什政府继续在拉美推行“民主”、“自由”、“人权”；在经济贸易方面，尽管阻力重重，仍继续实施其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既定目标；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继续以反恐与安全、扫毒为名，竭力控制拉美国家。从国家来说，重点发展同哥伦比亚、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等加勒比一些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的立场与美国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注意保持和发展同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不尽相同；布什政府继续对古巴采取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对委内瑞拉持敌视的态度,对在具体做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布什第二任期间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总的来说将趋于强硬,但对不同的拉美国家,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将会采取不同的政策。美国对拉美将会奉行“软硬兼施”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布什第二任期间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仍在不断的调整中,其趋势究竟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总的来看，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越来越多元化,拉美国家积极发展同欧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赵可金博士，分析了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问题。他认为：新保守主义坚持传统的权力政治原则，认为推进民主依靠强大的实力，坚信遏制、隔离、均势以及排斥等政策手段的可靠性。新自由主义则更加强调自由主义的原则，喜欢参与、拓展、互赖和制度化等政策手段。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还极力推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其具体内容就是1989年通过的“华盛顿共识”。尽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华盛顿共识”在拉美、苏东、东南亚等地区遭遇重创，但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政策设定不是短期性规划，而是一种长期性行为。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朱鸿博，主要阐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对美国拉美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美国200多年来的拉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占据了大部分历史时期，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趋向。在初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实行的是是孤立主义，以后是消极防御的“门罗主义”，此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先后对拉美实行了“大棒“和“金元”政策，以及泛美主义等。也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原因，实行了睦邻政策等等。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抗的原因，美国在拉美依然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对抗苏联势力的侵入。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从威尔逊政府时期，在肯尼迪政府的“进步联盟”和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冷战后，理想主义的拉美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而且第一次得到了较为切实的推行和实践。这种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民选政府的大量执政。但是，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等。文章最后总结说，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拉美外交政策，虽然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利己主义因素，但不应就此贬低这种政策的真实性，也不能因为这种政策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带来许多负面效果，就彻底否定，甚至怀疑其动机的正义性。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本身由于其局限和缺点会带来许多问题，不论这种理想主义是否是自由主义的。
研讨会的第四和第五单元，主要讨论美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分别由上海国际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和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主持。主题发言依次分别是：拉美所苏振兴研究员的《全球化背景下美、拉关系的新特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维琪的《寻求大国地位的巴西》，拉美所王鹏的《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美关系》，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刘文龙教授的《近期美国与墨西哥关系》，拉美所齐峰田的《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帮手还是凶手》以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张家栋博士的《“中心”与“边缘”的博弈——以美国-哥伦比亚关系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潘仲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的杨首国等也对此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
拉美所苏振兴研究员主要阐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美拉关系新特点：认为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关系。从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角度来观察，尽管30年间美国历届政府之间存在着差异，但美国在拉丁美洲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前后一致的。我试图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来概括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拉美政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文章最后总结说：70-8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促成了拉美地区代议制民主的恢复，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使这个地区在80年代避免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并发的局面。然而，同期启动的、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未能有效地恢复经济增长，反而使社会问题持续恶化，从而使政治民主再度陷入深刻的危机。当前，拉美国家尽管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抱有不同程度的期待，但是很显然，谁都不会把国家的出路全部寄托在西半球的经济一体化上。因此，拉美各国正在重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且已经提出了多种新的改革方案。事实再次说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单靠某种外来的药方是无济于事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维琪主要探讨了寻求大国地位的巴西及其外交政策。文章认为：对于巴西现任政府来说，巴美关系有着它的重要性，但不再把它作为一切对外关系的根本，而是在有限的相互关系上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拓宽多元化的外交渠道。但是文章也指出，在巴西力图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普遍承认的进程中，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巴西多元化外交战略的可持续性，其次，巴西国内经济的稳定性，最后，腐败问题的困扰等。
拉美所王鹏着重谈了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美关系，文章认为：查韦斯总统执政以来的委美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99年至2002年“四月政变”发生，委美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从2002年“四月政变”至今，委美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原因是：石油价格问题，查韦斯政府在国内大刀阔斧地实行“玻利瓦尔革命”，招致美国的反对，查韦斯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积极推动拉美地区的一体化，查韦斯政府公开支持拉美地区的左派力量，查韦斯政府与古巴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委美关系在2005年的复杂状况，年初首先传出美国策划暗杀查韦斯的消息；围绕波萨达?卡里莱斯的引渡问题，两国展开新一轮外交博弈；委美两国的军事联系在查韦斯执政以来陷入低谷，最终在2005年走向破裂；委美两国在不断争吵的同时，也各自向对手发出善意的信号，避免误解发生，寻找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最后，文章探讨了今后的委美关系走向，认为：尽管委内瑞拉和美国存在诸多矛盾，但主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现实主义。
拉美所拉美所齐峰田主要论述了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文章认为：为了扫除毒品和打击恐怖主义，美国通过以“哥伦比亚计划”为主的外交政策对哥伦比亚进行广泛的援助。实践效果表明，美国的对哥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远大于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两国追求利益的取向不同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美国对哥援助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推行美国全球霸权，实现其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哥伦比亚政策的本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张家栋，主要以美国-哥伦比亚关系为例，探讨了“中心”与“边缘”的博弈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看来，“中心-边缘”结构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最重要的对象。全球化不仅仅没有拉近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距离，反而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将原有国际结构固化下来，成为一种刚性的、不可动摇的超稳定结构。全球化虽然使边缘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在常规活动领域的反抗手段日益丧失，但也为非国家行为以非常规手段回应中心-边缘体系提供了可能。全球化一边固化了国家层次上的国际结构，但在非国家层次上也造就了其挑战力量。在美国与哥伦比亚的关系中，就体现这种特征。在国家的、常规手段层面上，美国处于领导地位，哥伦比亚是资源和劳动力的提供者；但是在非国家层次中，哥伦比亚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贩毒集团、恐怖组织等通过贩毒、绑架和劫持人质等活动，又从美国得到了一些“隐性补偿”。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这种非国家行为体所从事的非常规、非对称性活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将是未来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
本次研讨会最后一个单元，主要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由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刘文龙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分别是：拉美所谢文泽的《从美墨经济一体化看美拉关系》，杨志敏的《对当前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分析》，谌园庭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谢康研究员也对此进行了评论性发言。
拉美所谢文泽从美墨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论述美拉关系。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有五种基本模式，即：“Big Bang”模式、“轮毂——轮辐”模式、多中心模式、“菜单”模式和放大模式；墨美经济一体化：美国—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样板和范式，两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墨美经济一体化高潮（1875~1910年），第二次墨美经济一体化高潮（1965~1992年）：以客户工业为基础的美墨生产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三次墨美经济一体化高潮（1994年至今）。美国极力地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和墨美经济一体化模式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以此为基础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实现美洲的经济一体化，这是美拉关系的本质。同时也面临6大问题和挑战，例如：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民主基础差距较大，利益诉求差距较大，拉美国家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热情在降低，美国的地区主义和拉美国家开放的、多边的地区主义之争，区域整合的难度远大于整合单个国家的难度等。
拉美所杨志敏对当前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并没有按照预订计划于2005年1月1日如期建立，2005年也难以完成有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与此同时，似乎巧合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也未能在规定的2005年1月完成。其实，“多哈回合”与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美洲地区、尤其是南美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却没有停止脚步，并且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并且多少都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息息相关。
拉美所谌园庭论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的关系，她认为：在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墨西哥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刺激墨西哥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吸收外资等方面，NAFTA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并对墨西哥度过1994～1995年金融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预期的另外两个目标上，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NAFTA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或者说是没有起作用。与此同时，农业和民族工业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墨西哥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使大量外资工厂涌入，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事实上，自由贸易协议不是发展政策的替代品，而是更广泛发展框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墨西哥需要在财政、能源、教育以及反腐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改革。
虽然有些学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这次这次研讨会，但是也向会议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如拉美所宋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美拉高科技关系——以古巴和巴西为例》和南开大学王翠文《墨西哥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与农业危机》等。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积极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和其他活动。
6月29日下午，本次研讨会结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和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做了总结性发言，并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表示非常满意，对与会嘉宾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