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砖”峰会举办的背景

　　1.新兴国家提升国际发言权的要求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日益意识到，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发展中国家来买单。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托其金融霸主（美元霸权）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的冲击，必须共同努力，改变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数量众多，非常松散，而且立场目标不一，容易被发达国家各个击破，无法撼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旧经济秩序。近年来，G20和亚太经济合作峰会论坛等，虽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但依然由发达国家唱主角，难以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政策决议。

　　2.强化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进一步要求改革现有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四个国家经济活跃、各有侧重，其经济状况已经成为世界平衡与增长的重要因素，四国角色的重要性在G20峰会上有所印证。2009年3月16日，俄罗斯总统府网站上，最先发布将在G20首脑峰会上提出的提案，其中最“大胆”的提议是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实施激进改革，包括引入一种“超国家”储备货币，从而改变目前美元“独大”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即“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与俄罗斯所提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基本一致，并获得其他金砖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拥护。巴西总统卢拉认为，世界不能从属于某种单一货币，中国提出的建议“有效且恰当”。

　　3.俄罗斯积极倡导和筹办四国峰会，表明俄罗斯迫切要求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这次峰会的主要倡议者和推动者是俄罗斯，俄罗斯推动承办这次峰会有其自身一系列的深远战略考虑。第一，打破与美国和西方关系僵局的需要。近年，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北约东扩、在波兰和捷克建立美国导弹防御基地，以及美国在中亚驻军、修建绕开俄罗斯的跨中亚和里海石油管道等一系列问题频频过招，关系较冷，特别是2008年8月格俄战争之后，俄罗斯遭到美国和西方抨击，关系降到冰点。俄罗斯积极倡导举行四国峰会，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吸引世界眼球、实现外交突围的意义。第二，构筑有利于突出自身地位的新的国际平台。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并不占优势，但俄罗斯想利用其政治大国形象，重新树立其世界大国的地位。通过与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进行沟通合作，可以平等地提出自己的倡议，并将这些国家“纳入”与自己利益比较一致的轨道上来，可以不必像在G8中屈于小弟角色，被动地看发达国家眼色行事。第三，通过与新兴大国加强联系，提升经贸合作往来和强化反危机效果。2008年11月和1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出访巴西和印度时，分别与巴西和印度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决定2009年6月召开首次“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重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交换看法。梅德韦杰夫总统认为：“世界经济危机为这种合作又增添了推动力。目前正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四国的相互协作机制。”

　　4.“金砖四国”峰会是四国近期交往不断深化的结果

　　这次峰会既是过去几年来，金砖国家对高盛集团首倡的金砖国家这一经济概念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在金砖国家内部得到认可和积极回应的结果，也是外部逐渐成熟和定型的标志。近年来，在G20峰会和亚太经济峰会等场合，金砖国家的首脑都要借机聚首，并形成了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定期会晤机制。如，早在2006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金砖四国”外长就在联合国大厦举行了会晤。2008年5月16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召开会议，交换对国际局势和重大热点问题等的看法，这是四国外长在联合国等国际会议之外举行的首次专门会晤，被外界视为“金砖四国”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的开始。在2009年3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四国在G20伦敦峰会上通过各种渠道就改变国际金融秩序、反对美元霸权和推进IMF的改革、共同应对危机冲击等方面有广泛的一致，四国发布的要求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首份联合公报，得到了G20财长的积极回应，决定向IMF增资，在2011年1月前完成成员国认缴份额的重新审核，扩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穷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权，进一步扩大IMF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这表明了四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上升。新兴国家之间的这种对话和立场协调既符合“金砖四国”的共同利益，符合国际共同利益，还能够推动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第一次金砖峰会正是金砖国家希望进一步推进协作，以加快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还是近几年来金砖国家对话协作关系不断升级、水到渠成的结果。

　　二、“金砖四国”峰会：新兴大国崛起的开端

　　1.增强四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改革的强大合力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大新兴经济体的联合协作，既能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又能促进整个新兴经济体的团结和统一的力量。由四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金融和贸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唤起和发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经贸秩序求改革、要创新的愿望和信心。由这四个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四大经济体率先达成共识，可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起到引导作用，并形成强大的国际经济秩序革新潮流。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异甚至冲突是客观事实，既然发达国家有了自己的稳定对话机制，为何新兴国家不能有自己的对话协商平台呢？金砖峰会的举办是四国积极寻求团结合作，为自身和整个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大话语权的一种新努力和新尝试。

　　2.促进四国经贸合作，借力走出危机阴影

　　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四国在努力自救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其他金砖国家进行合作。“金砖四国”已经就扩大内需，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便利经贸合作，长期供货-担保贷款，应对金融危机等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协议。四国峰会的举办，将进一步消除四国之间扩大经贸合作的障碍，形成促进合作的良性机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西方发达经济体深度衰退，需求急剧萎缩，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大国相对稳定，保持较旺盛的增长势头。扩大彼此间的投资贸易往来和金融合作，既是调整这些国家对外经贸方向、优化结构、增加有效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又是减轻对发达经济的依赖，抵御外部危机的有效手段。这次峰会期间，四国元首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G20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将促进四国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合作。

　　3.有利于相互借鉴经济发展经验和实现共同崛起

　　通过经常性的高层磋商，金砖国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失误，少走弯路，促进共同崛起。从经济体制看，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而印度和巴西则是不太成熟的市场经济；从增长模式上看，四国目前实行的主要是依赖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开发和投资的粗放增长模式，而不是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式；从对外经济关系看，四国对外部市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均较大，外部资金、技术、市场对四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因此，完善市场机制、转变增长模式、调整经济及贸易结构、促进技术创新等是四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相同挑战。在这些方面，四国可以并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经验，扩大彼此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此次峰会的举办，表明四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对话平台对于加强相互间合作的重要性。

　　三、中国如何提升在新兴国家中的地位

　　1.积极推动“金砖四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金砖四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国际法主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它们之间政治经济往来的深化，也不能排除会逐渐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国际对话平台，并可能进一步演变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或者多边自由贸易组织等。对轮廓日益清晰的新型国际集团以及自身在其中的定位，我们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心态，善于发挥自身优势，寻找和创造机会就重大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议题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进行密切接触和磋商。而这种接触和交往的不断密切和深化，将为“金砖四国”未来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国际对话交流平台，甚至是多边国际组织奠定基础。

　　2.强化与“金砖”国家在区域和全球问题方面的对话和立场协同

　　加强与金砖国家的立场协同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客观上，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猛推进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多边或双边组织在各种国际性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G20的形成本身就说明，以G8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处理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已经力不从心。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主张的，我们需要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灵活高效的“新多边主义”，与这个时代的需要相适应。而“金砖四国”正是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集中代表。从总体上讲，目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所参与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多边性和双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还相当少。因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还比较小，中国企业组织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方面会受到诸多制约。对于中国来说，更多地参与一些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有利于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形成集体的声音和力量，抵御发达国家对我们提出的国际经济规则改革倡议的打压，提高号召力。通过积极参与金砖四国框架下的多层次交换意见机制，有效协调四国对国际重大事务的立场观点，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3.提高与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

　　中国与其他三国已有较深的经贸合作基础。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供需方面产生了一些相交点，可以作为进一步拓宽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领域的切入点。中国与印度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差异较大，与俄罗斯及巴西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较大，均有很大合作余地。近年来，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与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近8年来，中国与三国的贸易额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整体贸易增长率的一倍以上。2007年，俄罗斯和印度分别是中国第7和第8大出口贸易伙伴，俄罗斯和巴西是中国第8和第9大进口伙伴。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第3大贸易伙伴，是印度和巴西第1大贸易伙伴。在最近的伦敦G20峰会上，俄罗斯、巴西均积极支持中国提出的非主权储备货币设想。巴西总统卢拉甚至多次主动提出中巴贸易利用本币结算，也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提议。俄罗斯也支持中国的非主权储备国际货币计划和改革IMF建议。中巴、中俄均签署了巨额石油换贷款长期计划，是稳定扩大双边贸易关系、深化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最新成果。

　　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西方发达经济体需求下降，中国拓展对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市场，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方向和贸易结构，稳定需求。同时，通过深化与俄罗斯和巴西的资源开发合作，可以扩大和改善对外投资结构，稳定稀缺战略资源的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资源瓶颈。具体地，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目前，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经贸发展较快，从2001年到2008年与这三国的贸易额增长了7.7倍，比同期中国贸易增长率（3.3倍）还高，但与这三国间贸易的绝对规模依然很小。如2008年为1570亿美元，只有中日、中美、中欧贸易额的约一半，也不到中韩贸易额，这和中国与三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合作潜力并不相称。因此，需要大力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有巨大的市场成长潜力，而且其购买力水平也与中国的出口商品档次、结构比较接近。因而，扩大贸易规模机会很大。

　　二是拓展经贸合作领域。除了贸易，还要积极扩大相互投资，劳务合作，承包工程以及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等多方面联系。目前，中国对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直接投资还相当少。例如，截止到2007年，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仅13亿多美元，俄罗斯对中国投资仅6亿多美元；中国与印度、巴西的相互投资就更少。显然，这与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上千亿美元的规模不成比例。

　　三是提高经贸合作水平。提高中国与这三国的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需要在改革贸易方式、结算手段、关税、避免双重征税和外汇汇兑便利化、人员往来方便等方面加强相互协调。

　　4.全面推进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合作

　　除了扩大和深化与这三国的经贸关系，中国还应积极推动与这几个新兴大国的外交、军事、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协作，形成全面的战略协作关系。而其他方面的互利协作又能反过来推动经贸往来上新台阶。虽然中国与三国的贸易发展速度很快，但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截至目前，俄罗斯共对我国发起16宗贸易救济官司，其中反倾销3起、保障措施13起，涉案金额3.6亿美元，主要涉及机电、钢铁等产品。2009年初，印度也对中国玩具设立为期6个月的进口设限。四国内部存在的一些经贸与投资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应该通过高层协商和互让互利加以化解。

　　中国应该拓展与金砖其他三国的合作领域，包括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贸易等，一个经常性高峰论坛有助于促进国家关系的深化。借助于“金砖”峰会平台（从远景上不排斥邀请一些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领导人参加），四国在世界舞台上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在寻求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地位的同时，也促进强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影响。中国和其他三国近来就重新创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遥相呼应，相互支持，发挥各国在洲际和全球的重要影响力。从长期看，消除分歧、共同携手，是“金砖四国”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台阶。

　　5.妥善处理与其他多边国际对话机制及国际组织的关系

　　一个新的多边对话机制的出现，自然会引发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平衡格局的变化以及敌对势力的反弹。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走到一起，本身就是因为美国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将一些快速成长的新兴国家作为21世纪需要“重点”对付的对象。力量对比的悬殊更要求新兴国家团结起来。但是，团结起来并不代表要与既有的国际力量集团（如G7、G8、G20及其他多边国际组织或对话机制）造成撞车。在维护自身独立原则立场的基础上，与其他国际力量求同存异，特别是注意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对话协作，推进国际社会迈向更加和谐，不失为新兴国家的新兴对话机制发展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