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1)模型形式设定检验基本思路

 

　　由于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所使用样本数据包括了个体、指标、时间三个方面的信息。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因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个体截面都是一样的，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面板数据估计的一般方程模型形式为：Y_it=

 

　　其中，y_it是解释变量，χ_it和β_i分别是对应于i=1，2，……N的截面成员的k维向量和k维参数，N为在截面上选取的个体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期为t=1，2，……T。

 

　　由于PDA分析常用的模型有三种情形，即变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β_j)，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构造统计量F₁、F₂来判断样本数据的适用模型形式。

 

　　首先计算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₁；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₂；不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₃。然后计算F₂统计量

 

　　

 

　　假设检验统计量F₂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若计算所得到的统计量F₂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₂，继续检验假设H₁。反之，接受H₂，则认为样本数据适合不变参数模型。

 

　　假设检验统计量F₁也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若计算所得统计量F₁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₁。如果接受H₁，则认为样本数据适合变截距模型；反之拒绝H₁，则认为样本数据适合变参数模型。

 

　　(2)计算结果

 

　　我们以ALB／PCGN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ROA、NEOA、QOC、LQ作为解释变量设立面板数据。用软件Eviews5.0分别计算变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等3种形式的模型，在每个模型的回归统计量里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Suln squared residue)：

 

　　

 

　　按式(2)和(1)分别计算统计量，其中N=14、k=4、T=8，得到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

 

　　

 

　　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运用FINV函数得到相应的F临界值为：

 

　　

 

　　由于F₂>1.614，所以拒绝H₂；又由于F₁<1.640，所以接受H₁。因此，本文采用变截距的形式。

 

　　同时，由于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所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减少由于截面单元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跨部门残差变量作为权数(Cross Section Weights)，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

 

　　3.模型设立及实证分析

 

　　(1)模型设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了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Y_it表示不同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在所选年份的人均贷款余额与人均GNP的比值(ALB／PCGNI)；ε_it是随机扰动项；T是时期总数。

 

　　为了减弱多重共线性，用取对数的方式来变换模型形式。由于面板数据的截面成员较多而时期较少，因此采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cl Workfile)对这种“宽而短”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Eviews5.0对本文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从表3可以看到，模型总体拟合效果很好，各系数都同通过了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因变量具有解释效应。但D.W.统计量小于2，说明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序列相关。

 

　　(2)结果分析

 

　　仔细观察上述实证结果，以下几个结论特别有意义。

 

　　第一，ROA与ALB／PCGNP的比值成正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越强，ALB／PCGNP的比值越大(覆盖深度越小)，表明随着机构盈利水平的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群体偏离了最贫困人口。这一点从数理计量的角度验证了有关学者对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的调查结果：其目标客户群体为60%的中下阶层农产，既不包括10%的最富有者也不包括30%的最贫困者。商业性小额信贷对利润的追逐是其偏离原目标客户的主要原因。由于所选取的拉美国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小额信贷利率设置上限，机构对利率设计拥有足够的主动权，完全商业化的小额信贷会根据其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来设计利率标准，实践也证明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利率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可以达到40%-50%。因此，过高的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低收入或贫困目标客户排挤在信贷服务之外。

 

　　第二，NEOA与ALB／PCGNP的比值成反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效率和其覆盖深度成反比。这说明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业化过程中，竞争使得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效率提高，也使得其越来越不愿意为最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在拉美地区，由于金融业开放程度要相对高于亚洲，因此其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也较高。激烈的竞争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为了生存和利润而将服务对象转向相对较高的收入阶层，而放弃了部分最贫困的弱势人群。

 

　　第三，QOC与ALB／PCGNP的比值成正比，即小额信贷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与其覆盖深度成反比。说明在商业化过程中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但其客户群体发生了偏移。抗风险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较大贷款规模的实力，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目标下，其必然会相对提高自身的目标客户层次，而忽视为最贫困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责任。

 

　　第四，LQ与ALB／PCGNP的比值成反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也与其覆盖深度成反比，即流动性的增强同样使其覆盖深度降低。较强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构提供较大规模贷款的资金，因此在较强流动性资本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机构也会倾向于增大其贷款规模。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构对于原目标客户的偏离，即产生了所谓的“使命漂移”，这也验证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目标客户覆盖深度和商业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Trade-off)。

 

　　三、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不可否认，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给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和财政状况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事实也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像拉美这样多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但目前，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商业化的高速发展使其对原目标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贫困的机制在商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目前，这也是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存在的最大问题。下面将针对实证结果所证实的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拉美地区的经济特点是，微型企业就业或说是“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较大。根据国际劳动所(ILO)的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国家微型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占拉美地区就业人数的近50%。拉美地区的这种经济特点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明显特色的社会基础。

 

　　尽管中国同拉美地区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小额信贷的基础条件却是相同的。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一样，同属世界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人均GDP水平甚至低于部分拉美地区国家水平(见表4)。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数量甚至要超过拉美地区国家。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对GDP的贡献巨大，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功不可没。但在现有融资体系中他们很难获得信贷支持。中国存在面积较大的农村地区和数量较大的农村人口，使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是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型期特有的致贫现象(如下岗待业)。这些都为小额信贷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社会基础。小额信贷将是使弱势人群得到较多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的有效机制和方法。

 

 

　　小额信贷的瞄准，是指为穷人提供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其决定于小额信贷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在商业化过程中，小额信贷机构是在追求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瞄准贫困，即是在追求公平目标中兼顾效率，这对小额信贷机构意味着需要寻求专门的瞄准工具，否则其贫困客户可能会被遗漏或排除。

 

　　本文认为，小额信贷的瞄准工具包括政策工具和市场工具两个方面。政策瞄准工具属于直接瞄准，是指通过颁布特定政策的形式将小额信贷目标客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区域之内，从而保证非贫困人口不挤占贫困人口的贷款。例如，限定贷款对象为赤贫人口、受灾家庭、农村妇女或某贫困地区等。相比而言，市场瞄准工具属于间接瞄准，它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来防止目标群体的偏离。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和服务模式，如何完善这些机构和模式，避免拉美问题在中国重演，使这些机构真正发挥作用，是我国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1.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大，福利与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可同时发展。

 

　　就全球来看，既有靠捐赠和政府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小额信贷，也有靠公众存款和盈利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小额信贷。在拉美地区，小额信贷最初也是福利主义的，以后大多转型为制度主义。那些从事福利主义小额信贷的NGO虽然成为转型后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的股东并从中分红，却仍然在从事福利主义信贷活动，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的转型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后来还有正式金融机构向小额信贷领域的开拓与发展。这本身说明小额信贷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也可以是以社会发展为目的，都是满足弱势人群金融信贷需求的有效形式。

 

　　在我国部分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应将福利主义小额信贷限定在为弱势人群金融服务范围内，可扩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范围，鼓励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商业化转型，提高利率的同时扩大贷款的规模，以便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而在欠发达的地区，如贵州、山西、甘肃等地，则应稳定发展福利主义小额信贷，在适当范围内开展制度主义商业性小额信贷，使扶贫贴息贷款和商业性小额信贷共同服务于当地贫困人口。

 

　　2.政府补贴与金融制度创新是制度主义商业性小额信贷避免使命漂移的一种方法。

 

　　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使命漂移现象，与小额贷款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竞争、追求低风险等倾向不无关系。但要坚守小额信贷的社会目标，必然会遇到成本、风险和持续发展等普遍难题。政府适度的补贴是必要的，但补贴的形式与环节则可以有区别。对于制度主义商业性小额信贷，补贴既可以是对金融机构的直接货币补贴，也可以是对贷款的贴息，还可以是某种智能补贴(Smart Subsides)。甚至创设小额信贷良好发展环境也可以被是政府补贴的一种形式。

 

　　同时，小额信贷机构信贷技术的创新与改进也会有利于成本和风险的降低。在小额信贷活动中广泛使用的多种形式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是好的创新制度，将信息搜寻、甄别、监督、担保、惩罚等职能嵌入到贷款小组，会极大减少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成本与风险。在信贷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丰富实践，扩大抵押品范围也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同时，在信贷管理与决策过程中，大力发展基于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的信贷技术并改进业务流程，也能极大地降低小额信贷成本。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刁莉 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孝武 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承坪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