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圈”仍在继续扩大，在这个“朋友圈”中，巴西的加入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细数创始成员国的地理分布，巴西却是至今为止唯一明确表示加入亚投行的拉美国家，毫无疑问，巴西的加入增强了亚投行的代表性，在这一点上，南非的加入也具有着同样的意义。

事实上，巴西加入亚投行的战略考虑远不在于此。根据巴西政、商、学界的分析，亚投行代表着国际体系转型节奏的提速，尤其加快了全球经济治理多极化的形成。从巴西的近现代史来看，“强国梦”一直是其对外战略的核心诉求。但受限于自身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不足，巴西始终坚持通过积极的多边国际参与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际身份的认可。过去十多年间，新兴大国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崛起趋势，而新兴大国内部的顺势合作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变化。贸易和金融领域的20国集团的形成、金砖合作的机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都是这种趋势中的标志性事件。作为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巴西不仅是其中的驱动因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且从中收获了显著的“政治红利”，巴西外交界甚至得出了“在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合作中，巴西是获利最丰的国家”的评估结论。亚投行倡议的提出以及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不断扩大是全球经济格局转型不断深化的另一重要体现，而巴西的积极响应是与其对外战略中“深化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多边经济治理”、“推动全球体系转型”等思维高度一致，也是巴西此前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实践的延续。

另外，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都已启动外交战略的“东向”调整，其核心考虑在于通过机制内的合作融入亚太地区的生产链，在稳定对亚洲出口的同时，寻求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机遇，并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在当前全球跨区域合作的浪潮中，巴西经济的开放略显滞后，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严峻挑战，而加入以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亚投行释放出巴西经济发展思路“求变”的信号。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在基础设施行业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以Odbrechet、Camargo e Correa, Queiroz Galvão为代表的巴西企业在拉美、非洲的基建领域有了相当不多的经营业绩和经验。正因为如此，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力和空间对巴西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鉴于此，巴西自然希望利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在亚洲基建和工程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先的准入条件，并从中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市场红利。
      除此之外，巴西加入亚投行也是中巴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重要内容，延续了中巴两国此前在金砖开发银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国际重大事务中的协作与配合，强化了两国关系中“全球战略伙伴”的涵义，诠释了两国政府对中巴关系所作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新定位。总体来看，加入亚投行体现了巴西外交政策中“推动国际多极化”、“顺势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治理”、“优先发展对华关系”等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