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阿琳·B.蒂克纳（Arlene B.Tickner）在《国际研究评论》（2008年第4期）上发表了《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首要性》一文。文章追溯了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揭示了其背后发挥影响力的主要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文章特别指出，国家发展需要、外交政策实践、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美国的知识对冷战后拉丁美洲“国际”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针对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背景选取部分内容，摘译如下。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民主化和冷战结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体系中的拉美激进主义与债务危机引起的增长停滞形成对比。数次建立债务联合体的尝试失败后，拉美国家纷纷在债务负担中丧失主动性，屈服于国际金融体系。在人们重新思考国家角色和欠发展原因时，国家规模成为低效与腐败的根源，成为发展与福利的主要障碍。为此，对国家干预的指责掩盖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逻辑和市场缺陷，而后者正是作为早期拉美国际关系思想主流的民族主义——发展主义者诟病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处方”一时风行。减少国家干预，给予市场自由裁量权，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和财政紧缩政策成为潮流。
除了对国家权力认同的深层次修改，思维模式的转换也导致了“经验的”和“非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占据主流。表现最明显的学科是经济学。依凭技术治国的政治家在国外接受训练，依靠科技领先而占据了权威专家的位置。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受到这一进程的影响，从对拉美社会“大图景”结构性的规范分析转向聚焦的、完全依靠实践经验的分析上来，后者似乎更加务实。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支持，社会科学在这一阶段的特征以及它所承担的延续新的社会秩序并使之合法化的角色，都标志着一个危机的开始。
与拉美“失去的十年”和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相伴随的是美国重塑其全球霸权的战略，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竭力“与共产主义作战”。尽管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在1983年成立了孔塔多拉集团，意在发挥地区力量，引领和谈，解决中美洲危机，但实践证明要对抗美国在地区的干预主义是困难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拉美因此失去了一个“第三者”力量来抵消美国的影响，争取自主权的斗争因此进一步受挫。只是这一过程被巴西和南美洲最终转向民主及中美洲的和平协议所遮盖。新自由主义、民主化进程和两极世界的结束，导致了拉美转向更加柔和、内向的外交战略。
尽管“独立自主”的思想长期在拉美国际关系思想和外交政策实践中充当“思想动力”，但20世纪90年代后，该区域关于独立自主的研究成果销声匿迹。根据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多的说法，在拉丁美洲外交政策中，“独立自主”思想已经在和其他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的竞争中自我终结。在民族主义利益的名义下实行独立自主的事实，最终被证明是对当地平民有害的，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这一主张意味着强化国家的作用，而这只能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
根据埃斯库多的说法，80年代之前拉美的“依赖论”及之后“独立自主”的著作中存在的两个主要的谬误是，假定独立自主是发展的先决条件，相反，依赖会导致欠发展。埃斯库多坚持相反的观点，即要维持独立自主，发展和财富是必需的。这种观点类似于相互依赖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拉美调整外交战略，即在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消除与美国和其他核心大国产生摩擦的根源；避免采取“理想主义”的昂贵决策，比如谴责美国的干涉主义、保护主权与民主；同时要随大流，与主导国家或大国阵营保持协调。
尽管“边缘现实主义”波及面被极大限制在“南椎体”区域（包括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全境，巴拉圭的一部分和巴西南部），但它对独立自主的批评和它所号召的更加谨慎的国际姿态为很多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对精确的图谱，并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团体的主导倾向。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依赖思想都在拉美丧失了卖点，全球化、竞争和民主治理成为这一地区的趋势及中心。经济和政治整合早期曾经被认为是加强地区自主权的政治工具，如今被该地区国家所推崇，并被大量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如何激发全球化最大潜力，与现存全球秩序兼容。另外，考虑到安全领域仍然存在的军事影响，尤其是在南椎体区域以及冲突结束后的中美洲，与民主治理问题相关的安全防卫研究和法律规则重新获得重视。
在社会普遍看法支持下，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拉美面临的紧急的、“真实世界”的问题使理论和“充满感情的意识形态”产生争论。正如60年代到80年代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意识形态就像无用的奢侈品一样几乎没有任何生产价值。诸多国际关系理论核心人物抛弃了学术研究而变身为政治家或者公众服务人员的事实，强化了人们对实际知识的偏好，它更容易转化为公共政策建议。

最近的一系列发展似乎都在以不同于冷战后时代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关系思想。过去几十年，拉美经历了一次新自由主义引起的总体危机：贫困、不平等程度达到警戒水平，机制被不同程度地弱化，治理不善和不断上升的公共安全问题。“9·11”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和帝国主义观点不断上升，由此在大多数拉美地区引发了反美情绪。对当下社会、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强烈不满，使大众抵抗运动不断发生，类似于哥伦比亚那样实施强硬军事战略的政府和其他左翼政府也得到了支持。
这些变化对拉美国家提出新的挑战，需要它们寻找新的知识来解决。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自治权的回归和以发展为基础的理论的兴起，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另一个可能就是重新强调国家通过外交关系满足大众需求的角色。当然，拉美内部也存在意识形态断裂，比如墨西哥、哥伦比亚、中美洲和大多数加勒比地区国家坚持亲美立场，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坚持左翼的、反全球化的、反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巴西、智利、阿根廷坚持温和左派立场，这样的分裂决定了各个国家表达观点时的区别。
后一类型的国家已开始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即亲近市场的同时，对当地民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需求作出回应。根据罗素和托卡德林所言，这种混合模式突出加强政治、商务、金融和投资联系，通过联合拉美加强同全球权力中心的联系。这个被罗素和托卡德林称为“相对独立”的战略强调了协调地区关系以加强决策和行动能力，这是满足类似于安全、民主和福利等目标的关键因素。相反，在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反全球化阵营中，反帝国主义和依赖论又重新浮出水面。尽管两种政治计划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有趣的是，拉美社会对有关国家角色的定位已经重新成为学术焦点。
 
[委内瑞拉]阿琳·蒂克纳 著 彭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