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古巴改革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个很大的不同点。第一，古巴领导人说市场因素可以利用，但是古巴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古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跟中国不一样，比如美国和古巴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在封锁古巴。第三，古巴现在强调“平均”“公正”，强调“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公费医疗”，而我们是主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西方媒体报道也是有一些夸大，古巴革命50年了，一直可以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剧，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去古巴很多次，在那里留学3年，美国的格莱美奖，古巴每次都参加的。美国的爵士音乐，古巴从来没有禁止过，古巴很多人有黑人血统嘛。

 

南都：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说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参与）的学生运动，主要是反帝国主义和反独裁的革命运动，“还不是社会主义”。是否能认为，古巴共产党或者菲德尔对共产主义持有的，本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工具理性的态度？

 

高放：我是研究国际共运的。按我的观察，卡斯特罗不能说是一个实用主义或者说是工具理性的立场，他本人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很多人都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接受共产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这样。卡斯特罗也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徐世澄：卡斯特罗前后的说法也不一样。古巴革命就像我们国家刚解放头几年，也搞改造和土改，我们一开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搞完后才搞社会主义革命。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说古巴革命是人道主义的，是橄榄绿的，古巴军装就是橄榄的颜色。1961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一天，美国派飞机轰炸古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穷人进行的，为了穷人的社会主义革命。

 

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布我无罪》的自我辩护词中，提到了蒙卡达纲领，里面提到要进行土改，要扫除文盲，提出了好几个方面，但没有提到他是马列主义者。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的纲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卡斯特罗在2001年初和法国记者访谈出的书里面，他讲到他上哈瓦那大学的时候，就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系列著作，那时候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根据他现在的说法，他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之前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然卡斯特罗一向崇拜何塞·马蒂，就是古巴的民族英雄、诗人，从中学时就看马蒂的著作。他一开始是马蒂主义者，后来成为马蒂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东欧剧变、苏联面临解体的古巴共产党四大上，他说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马蒂思想。

 

王占阳：在美国打压和中苏等国支持的背景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实际首先是“在感情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位法学博士，具有很好的理解能力，所以他后来又在革命实践的直接推动下，通过学习和思考，而转变为了一个富有理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南都：古巴共产党之前也是参加议会民主，而且古共在议会、政府中有席位，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大的转变呢？

 

高放：1956年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后，发动群众，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促使人民社会党转而支持他的武装斗争，有很多共产党也加入卡斯特罗的队伍。卡斯特罗1959年1月进入哈瓦那，2月2日通过了《根本法》，相当于宪法，卡斯特罗是法学博士，他是想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从这个《根本法》来看，是对1940年老《宪法》稍微做了一点修改，基本上共和国还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多党制国家，《根本法》规定还是有总统，还有最高法院。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有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埃切维里亚领导的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古巴人民社会党，就是古巴共产党。本来1959年成立了新的古巴共和国，不过国家名称也没改变，因为1902年就已经建立了古巴共和国。

 

1962年，卡斯特罗转向共产主义，就把三个革命组织合并了，变成古巴共产党。他当时主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他的政治体制是跟苏联学的。1976年正式《宪法》的制定，无非是把1962年政治体制的变化，用宪法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他跟苏联学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也就是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古巴的三个党，虽然有共同点，但还是有区别，合并以后卡斯特罗这个党力量最大、威望最高，卡斯特罗就掌握了第一书记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总书记。

 

斯大林体制就是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制定接班制。个人集权制就是把党、政、军大权集中于一个人，卡斯特罗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国务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总司令。1996年，全国庆祝他70周岁生日的时候，他发表了长篇讲演，宣布“革命者绝不退休”，实际上就是宣布要实行终身制。很遗憾，他去年7月一场大病，宣布临时把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并没有马上辞去职务，他还想病好后能重新掌握权力，到今年2月全国政权代表大会要改选国务委员会了，他身体实在不行了，他才说不担任了。

 

南都：从放开普通民众使用手机、电脑、DVD，到将国有闲置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全能主义政府逐步退出市场领域，在这个还权于民的进程中，你觉得最终会是藏富于民，还是将造成劫贫济富的效果，最终造就起一批特权阶层从而危及到古巴共产党的政治控制？

 

徐世澄：我去过几次古巴农村，因为古巴的教育很普及，年轻人到城市里上大学，或者上中专，上完后都不愿意回农村，都要留在城里工作，所以农村年青的劳动力很缺乏。古巴农村现在有一半的土地闲置。

 

按古巴原来的政策，合作社或者农场种烟草还是种咖啡，什么时候开始种，都得古巴农业部说了算，就像我们过去的人民公社一样，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古巴政府决定，今后从土地使用到资源配置、销售在内的决策，将不再由农业部做，而是由农业部驻扎在全国169个市、县代表处的代表和新成立的土地控制中心自主决定，将更多地考虑个体农户和合作社的利益，而不只是考虑国营农场的利益。拉美一些报刊把古巴这些措施称为“第二次土改”或“第四次土改”。

 

王占阳：我认为，在古巴的条件下，改革最终走向藏富于民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同中国相比，古巴改革有以下三个特别重要的有利条件：

 

一是在政治上，时至今日，古巴领导层的理想主义传统和艰苦朴素作风仍然保持得比较好，廉政程度很高，与群众的关系很密切，在群众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二是在社会体制方面，古巴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搞得相当好，这也是它的一大有利条件。古巴实行全民、全面的社会保障，国家几乎包揽全部费用。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普遍认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表现，这种观点既与现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相一致，又与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这就使古巴在这方面的改革适应力和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

 

总之，就这些主客观条件来说，古巴改革走向全民普遍富裕的可能性更大些，古巴改革也应当比中国改革具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如果古共不能抓紧时间进行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根本改革，这些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的有利条件，也不是不可能逐步流失的。

 

南都：西方国家对古巴“颜色革命”预期的理由之一，是古巴仍然受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主导，“法理型社会”尚未建立，比如古巴有十几年没有开全国党代会了，您认为魅力型领袖逝去是否真的会造成信仰和权力真空？

 

高放：这个还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来观察。我相信卡斯特罗不在了，古巴也不会有剧变，因为现在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下一步是他弟弟接班后，应该怎么尽快地培养更下一代的接班人。因为他弟弟比他只小5岁，现在77岁了，也是高龄了。所以他要坚持集体领导，然后集体培养新一届的接班人。古巴也提出来了，要建设“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古巴也是探索着，在这个道路上不断前进。所以古巴将来还应该看它的发展，我想它在“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也是任重道远。

 

徐世澄：我觉得古巴领导也很重视制度化。2006年7月31日，卡斯特罗写了一封信《告全国人民书》，说他生病了，把权力暂时交给劳尔等其他几个领导人。2008年4月28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劳尔在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一条是说，过渡期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古巴要实行制度化，而且他宣布2009年下半年要开党代会。2008年2月24日劳尔就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时说，国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包括人事方面的决定，还要请示卡斯特罗。劳尔现在强调，现在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应该是集体领导，他说过卡斯特罗是没有哪个个人可以取代的，只有党才能取代卡斯特罗。

 

这次全会根据古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第一副主席何塞·马查多·本图拉和另外5名副主席，既是古巴核心政府的领导班子，而且至少在2008年党代会前，是党的核心领导，相当于我们政治局常委。这样就能迅速地、集体地做出决定。刚刚你讲到个人魅力，我认为这次全会已经形成以劳尔的核心，但又是一个集体领导班子。但是这七个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了，我认为古巴现在这个班子还是一个过渡班子，明年党代会后可能还会有变化。

 

王占阳：我认为，魅力型领袖逝去未必就会造成信仰和权力的真空。问题在于信仰是否符合实际，权力能否切实有效地为人民造福。瑞典长期没有“魅力型领袖”，但它的主要信仰却是长期一贯的，它的国家权力也是长期为社会主义者所主导的，即为明证。古巴现在的真正问题是能否实现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本国国情的彻底的思想解放，能否由此而比较完整地建构起具有这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现代信仰和学说，进而能否在造福人民方面切实实现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只要古巴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就能在自己的魅力型领袖逝世前后走向“法理型社会”，因而领袖的逝去也就并不会造成信仰和权力真空。但在这方面，古共显然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课”需要做。

 

南都：墨西哥左翼学者海因兹·迪特里曾表示，古巴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只由国家接收，国家所有制就成为一种无名的所有制，因此腐败和偷盗难以避免。在拉美威权政府重现之时，这个“经济民主”的命题是否比西方热衷的“社会民主”更值得重视？

 

高放：在卡斯特罗转向共产主义以后，付诸实践的时候都是接受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他经济上搞计划经济，排斥商品市场，搞国营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政治上搞一党制、党政不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他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

 

中国改革开放后，认识到苏联模式固然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有很多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弊病。奇怪的是，古巴的国情和俄国、中国有所不同。俄国有300多年的沙皇专制统治的传统，中国有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传统，古巴有400多年殖民主义的传统。但是古巴在1902年就已经建立共和国了，所以古巴本身已有50多年三权分立的共和国的传统。卡斯特罗革命胜利之初，还沿用了这个传统。

 

所以现在古巴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共产党执政国家一样，还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它不能学中国的多党合作，它已经取缔了人民党，其他三个共产主义政党都合并了，古巴也不可能变成多党合作制国家。有一条路，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但它有11年不开党代会了。它现在已经宣布，明年下半年要召开古共六大。菲德尔至今还是古共中央总书记，他没有辞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最近一年多，古巴政治体制不可能做什么改革，只会在改善民生方面、放宽经济方面有一些进展。

 

徐世澄：有些媒体说劳尔现在的改革是按照中国做的，实际上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古巴到现在为止还是计划经济。古巴改革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个很大的不同点。第一，古巴领导人说市场因素可以利用，但是古巴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古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跟中国不一样，比如美国和古巴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在封锁古巴。第三，古巴现在强调“平均”“公正”，强调“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公费医疗”，而我们是主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古巴一个人从小学上到大学，哪怕读博士学位，都不用交一个比索的钱。当然它这个做法实际上也很难维持，劳尔在有些方面要逐步改革。

 

王占阳：我认为，一般说来，如果说经济民主的问题就是“谁对剩余做出决定和决定的方式”问题的话，那么，这在东西方都是最重要的。但对古巴来说，现阶段最重要的却并不是这个“经济民主”，而是“社会民主”。这是因为，虽然古巴的大部分剩余价值确实是由国家所掌握的，而且古巴也确实是没有多少经济民主可言，但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古共和古巴政府确实是竭尽全力地造福人民的，他们的财政也确实是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并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所以，他们至少是暂时地以这种“为民做主”的方式实现了“经济民主”所要达到的同样目的，这就使经济民主问题并不是古巴当前真正具有关键意义的民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古巴现在真正具有关键性的民主问题，自然就是能否实现公共政策领域内的言论自由问题。因为，只有实行言论自由，广开言路，才能集思广益，少犯错误，长治久安。也只有实行言论自由，才能使“为民做主”的财政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成为民主财政和民主经济，从而使全民的经济利益获得制度性的长期保障。

 

南都：苏东剧变对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这些国家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将政治体制改革搁置暂缓，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外社会主义改革中所能做到的，是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例如古共，就修改了不允许宗教信仰者入党的规定，认为只要拥护古巴革命、拥护社会主义，宗教信仰者就可以申请入党，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截至目前，已入党的信教者有2000余人。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此举将对古巴共产党政权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您能否谈谈古巴的这一改革举措到底有何种价值？

 

高放：这是古巴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做法。它允许宗教徒入党的，但是数量很少，古巴共产党员有90多万人，只有几百个入党的宗教信仰者，不会影响党的性质。另外，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这也是可以的，并不违背原则。

 

徐世澄：这是卡斯特罗时代就开始的政策，不是劳尔搞的。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扩大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拉美国家就是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卡斯特罗本人从小学到中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都认为，基督教有些内容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我们和梵蒂冈没有建交，但是古巴和梵蒂冈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卡斯特罗也到梵蒂冈访问过，教皇保罗一世上个世纪90年代也访问过古巴。

 

古巴不是什么都照我们的做，它也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我觉得不用担心古共的性质会因此转变。他们入党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实际上这几年教徒入党的人数很少，入党的都是那些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就像我们允许个体户入党一样，也有条件的，不是所有个体户都能入党。

 

南都：冷战结束前，不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在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连成一片，惟独古巴是西半球惟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从地缘上看，古巴静卧在墨西哥湾出入加勒比海的咽喉处，横亘在美国与南美大陆之间。历届美国政府都力图驯服古巴的革命政权，但这条美洲大陆资本主义汪洋中的社会主义小船依然行驶在自己的道路上。近期古巴广播电视委员会宣布，古巴人即将可以通过新的电视频道24小时收看外国节目。劳尔·卡斯特罗上任后承诺将去除这些最简单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的环抱和信息冲击下，为什么劳尔不担心会冲击到古巴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他的自信力来自何处？

 

高放：关键看今后党内的方针政策。这种信息开放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菲德尔·卡斯特罗去年病重后，全国有非常强烈的改革呼声嘛，讨论了多少次，多少万人提了120多万条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满足广大人民要求的措施，并不是古巴主动采取的。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要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开放以后，人的思想状况会发生变化，会开阔眼界，提高认识，这也会促进改革，改革应该是吸收外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各种文明的成果。

 

徐世澄：西方媒体报道也是有一些夸大，古巴革命50年了，一直可以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剧，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去古巴很多次，在那里留学3年，美国的格莱美奖，古巴每次都参加的。美国的爵士音乐，古巴从来没有禁止过，古巴很多人有黑人血统嘛。

 

无非是这次“人代会”上，一名古巴政治局官员说，古巴的电视台准备开放一个电视频道，24小时播放外国剧目，这些电视剧基本上和美国同步的。苏东剧变后，古巴电很缺，电视频道也很少，所以每天电视播放时间很短，下午播放两三个小时，晚上播放到10点，电视节目就结束了。现在电力供应好转了，电视播放时间也延长了，准备24小时播出。当然电视剧也是有选择的，会选择一些描写家庭的、娱乐的题材。

 

王占阳：其实西方主流电视节目的伦理道德水平并不低，一天看24小时也看不出多少问题来。丹尼尔-贝尔早就说过，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左倾。东方人跑到西方看看后很容易成为左派，实际也正是这个道理。在这种大背景下，古巴人即使全天收看外国节目，也不会普遍倒向资本主义。劳尔自信力的深层根源，实际就是在这里。劳尔·卡斯特罗至少已在直接观感和理论直觉上把握到了这一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也已透彻地领悟了这一点。

 

南都：现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席卷全世界，对无数的人来说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古巴经济领域的改革和信息开放几乎同时进行后，仅仅靠着旧有的道德权威和社会信仰，能否有效地抵御消费主义的侵蚀？

 

王占阳：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现在发达国家的消费意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了从挥霍无度的消费主义转向注重环保、节约的合理消费的新理念的过程中了。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表明，古巴领导人反对消费主义的主张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而且这种主张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的。但另一方面，只讲反对消费主义，不讲具有现代性的合理消费，显然也是行不通的。人民对于现代合理消费的广泛追求，实际是以人性和这种消费的巨大魅力为基础的，因而也是为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所无法抵挡的。否定和压抑人民的这种广泛追求，必然会为人民所否定，因而也就是行不通的。面对现实，古巴领导人在反对消费主义的基础上唯一能够建立起来的新伦理，实际就是肯定现代合理消费的新伦理。古共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可以确认，无论是传统消费主义的道路，还是禁欲主义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至于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究竟能否使60亿人都过上有节制的现代生活，那就要看人类未来在开源（特别是科技进步）、节流这两个方面做得如何了。

 

南都：虽然劳尔在政治立场上也属强硬派，但自从他提出古巴应该进行必要的结构变革和观念变革后，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古巴全国上下举行了21万多次讨论会，共有500多万人与会，322万人发了言，提出了120万条意见和建议。不管这种意见最终被接纳多少，这样讨论本身是否能够予以借鉴？

 

徐世澄：比较爱发表意见，这是拉美人的特点。劳尔也采纳了群众的一些意见。本来古巴人不能到涉外的旅馆去住，现在可以住了，当然你要有钱，有外汇券。有些电器过去不让买的，手机之类的，现在允许你买，但你也得付外汇券。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等于是放开了。实际上这是劳尔兑现就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时的承诺，一些比较容易的限制先在几周内取消。这些很多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样的。

 

劳尔说了，比较难的限制，一个是购货本要取消，你生产得上去；还有外汇双重汇率，古巴官方规定是1：1，一比索换一美元，实际上24比索才换一个外汇券。它的双重汇率要取消，但这需要时间。不像刚才说的电脑限制，从中国或哪进口点电脑，它销售的价格很贵的，古巴的国营商店可以赚钱啊，可以回笼很多货币，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些措施也谈不上什么改革措施。劳尔上台以后比较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农业、农村方面。

 

王占阳：实际上，古共在制定和实行重大决策前，往往要开展全国性的、多层次的讨论，经常是六七百万人（古巴只有1100万人口）参加，这是它的一个传统。以往在要不要发展旅游业，在国防、教育、医疗领域要不要对外资开放等问题上，都曾经过全民大讨论，而且领导人很尊重人民的主流意见，这就使这种不投票的民意表达甚至拥有了比全民公决还要多的民主功能。但古巴是小国，中国则是超大型国家，所以古巴的这种民主形式能否为中国所适用，这还是需要研究的。

 

南都：委内瑞拉和古巴达成“石油换医生”合作协议，委内瑞拉每天向古巴提供513万桶优惠价格原油，古巴派3万多名医生、教练和老师到委内瑞拉工作。除了坚定盟友查韦斯，拉美国家中左派领导人2006年纷纷上台，他们大多是读着卡斯特罗的书长大的。无论是切·格瓦拉的革命浪漫主义，还是地缘政治上的反美需求，古巴改革会对左翼拉美国家产生什么影响？

 

徐世澄：有影响，但不会很大。因为古巴毕竟是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拉美左派政治国家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举个例子，古巴凭本供应，定量供应，在委内瑞拉都没有啊，它还是一个私营经济为主的国家。你说哪个拉美国家说电脑不让买？手机不让买？

 

世界上现在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社会主义都在亚洲，唯独古巴在离美国最近的西半球，它的困难当然是比较大了。查韦斯说他也要搞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前一阵有很多时评说，委内瑞拉供应也比较紧张，但石油价格猛涨，它是一个石油生产国，日子很好过。

 

王占阳：我认为，关键在于古巴的改革究竟有多少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优良特质，以及这个改革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获得成功？古巴的改革越有这种优良特质、越成功，它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的影响就越小。现在还不是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

 

南都：20世纪初，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和亚洲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的尝试，相继出现了“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强国富民，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回避改革这个命题，尽管时断时续，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改革逻辑一直贯穿于20世纪中后期。进入21世纪后，改革更是成为了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改革背后的历史逻辑？这种历史逻辑的延续，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带来何种影响？

 

徐世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巴跟苏联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搞改革的时候，卡斯特罗就不太同意，他还是有远见性的。当时古巴在国内搞了一个纠偏运动，实际是针对古巴国内一部分人，要求古巴共产党和政府搞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苏东剧变的时候，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垮台，当时很多人认为古巴也保不住了，离美国那么近，离苏联那么远。但是古巴共产党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它的社会主义还是坚持下来了。江泽民、胡锦涛访问古巴的时候也很赞赏古巴这一点。

 

在苏东剧变以后，古巴在90年代初已经开始改革了，当然有些方面是有些反复，比方一开始美元合法化，后来又不能自由流通了。企业自主权，放开了一阵，后来又收回了。尽管古巴的改革是渐进的，但一直是在进行的。正因为古巴搞改革，它的社会主义才能坚持下来。

 

王占阳：我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逐步实行普遍幸福主义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完全能够做到最终使大部分国民收入为全体公民所享有，使直接私有制大部分转变为间接公有制，使全体公民都能实现个人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使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搞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追求，同时也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走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遵循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近百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走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会走向成功；背离了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则就必然会失败。苏联模式的根本错误，实际就在于它背离了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因而也就必然会失败。因此，一切现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都在于摆脱苏联模式，走向新社会主义，而无论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怎样的左右偏颇。只有通过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广泛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切实走向新式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赢得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正是一切现代社会主义改革背后的客观历史逻辑。由此，这种历史逻辑在实践中的展开和延伸，也就必然会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