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郑秉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4）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兼职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暨社会保障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国家小城镇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等。
1955年生于辽宁，1982年2月毕业于辽宁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6月和1992年6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2年9月至1995年2月公派赴法进修，先在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让•莫内学院做博士后14个月，获《博士后地位证书》，后受聘于法国Marne la Vallée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微观经济学和亚太经济。1995年2月回国至2000年10月在研究生院先后任培训中心主任、题库考试中心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期间1996年6月至2000年11月受命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全资公司“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副局级）；2000年10月至2004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2004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保基金投资和企业年金等。
主要论著：自1985年以来，发表论文、文章、内参等300多篇，英文论文十几篇，著述和译著十几种，合计700万字左右；主要代表作有《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与理论基础》（《经济研究》，2003年）、《“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管理世界》，2003年）、《DB型现收现付制社保基金的危机与投资理念》（《世界经济》，2003年）、《DC型积累制社保基金的优势与投资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中国企业年金何去何从��从<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草案）>谈起》（《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中国企业年金的治理危机及其出路��以上海社保案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中国社保基金违规的制度分析与改革思路》（《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论中国企业年金当前的任务与改革的方向》（《保险与社会保障》第2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等。
记 者：郑所长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天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能否请您谈谈我们研究所这50年来走过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郑秉文：好，谢谢对我的采访。这也是我们进行回顾、总结，展望拉美所未来工作的一个机会，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采访。
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示成立拉美所
回首拉美所50年来的历程，首先要提到的是，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关怀的结果。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动议：中国应该成立拉美研究所、非洲研究所。因为在那个时候，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初都掀起了这样一个高潮。在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对这些国家不甚了解。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建议、批准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所，目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队伍，让新生的共和国对外部世界、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了解，服务于我国当时的发展战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拉美所于1961年7月4日正式得到批准，下发了文件，这一天标志着拉美所的成立。到今天为止，拉美所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0年历程。
拉美所的命运与我们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50年来，拉美所发展或者说其命运与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与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1961年成立了研究所，结果1966年遇到“文化大革命”。当时全国很多的厂矿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停止了工作，拉美所的正常科研工作也被迫中断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动议下，拉美所又恢复了。可以说，从1961年到1966年，我们是打基础的阶段。1966年至1978年，拉美所一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等，正常的研究工作全部中断。1978年以后，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社科院的工作得以恢复，此时我们拉美所已经划归中联部隶属，于1980年我们又重新回归到中国社科院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正常的研究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恢复起来的。可以这么说，正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拉美所才焕发了青春，其改革、其科研潜力才得以发挥。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拉美所的改革和科研工作延续、发展起来，这也得益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改革的东风。
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是拉美所50年发展中最好的一段历史时期。实际上，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02年、2003年之前，由于中拉互动、经贸合作关系或者是高层的互访等均不如进入本世纪以来发展得那么快，高层互访不是那么密集。所以拉美研究的社会需求、政治需求以及媒体需求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有了一个飞跃。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大踏步向前发展，导致大家对拉美的了解和需求迅速增长。这也迫使我们研究所加快研究步伐，调整研究布局，集中更多力量来调整我们拉美研究的一些课题。所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研究拉美最鼎盛的时期，这也得益于中拉关系实现了“累积-跨越式”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使中拉关系、经贸合作关系大踏步的快速提高。从这个角度上讲，拉美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和拉美之间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关系的提高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改革开放也可以分成这么两个阶段。尤其是2004年，胡锦涛主席成功实现了对拉美四国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胡主席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拉美”，这为我们的拉美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拉美，其角度、其定位、其预测要有前瞻性，一定要更深邃，一定要符合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胡锦涛主席成功访问拉美四国以后，也就是从2004年以来，拉美所的发展更加围绕着党中央国务院和胡主席的重要指示而展开的。
围绕“三个定位”打造一流研究机构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入贯彻党中央对我们中国社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也就是说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办成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办成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我们院党组率领全院各个研究所在深入贯彻执行这“三个定位”，拉美所同样也是这样。在胡主席“从战略高度重视拉美”的指示下，我们拉美所紧密围绕院里“三个定位”的要求，打造自己的研究所，让我们的研究所更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要求，更符合院党组“三个定位”对我们所的要求。尤其这几年来，所里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快一些。
最近这几年来，院里实施了“三大强院战略”，即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这“三大强院战略”同样也深入贯彻到了拉美所的每一个具体工作环节当中，对拉美研究的定位和要求更高了。这还涉及到所里面一个强化管理、转换体制机制、加强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尤其这几年来，结合“三大强院战略”，结合对我们院“三个定位”的要求，所里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更上了一个台阶，更上了一层楼。具体来讲，这几年我们围绕着有关部门对我们的要求，尤其是前几个月有关部门领导对我们所的要求，比如提供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关于“拉美陷阱”的研究。对于这些近阶段国内学术界和中央领导同志比较关注的研究工作，这半年来我们切实加强了研究，比如说上半年，我们就研究了关于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关注“拉美陷阱”的重要表现。另外，对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所里是做了充分的研究，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报告，并且出版了一本书，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还获得了表扬和批示。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事后也向我们转达，已经形成了文字报告，中央领导也作了指示和批示，这也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大家也知道，习近平副主席上月成功出访意大利和拉美几个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里也做了应该做的工作。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社科院，对我们拉美所“三个定位”要求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做好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做好智力支持工作，发挥我们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拉美综合问题研究重镇的作用。一直以来全国就这么一个拉美研究所，但最近几年，几个拉美所陆续成立，比如，前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了拉美研究所；去年，西南科技大学成立了拉美研究院；今年，浙江外国语学院又成立了拉美研究所。这三个拉美研究机构人比较少，合起来还不如目前我们一个大的研究室多，但是他们毕竟适应社会的需求，成立起这么几个研究所。可以说，在目前这几个研究所中，拉美所的规模、研究的积累在客观上还是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我们应不辱使命，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继续为打造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与兄弟所比起来，我们还很惭愧，有很多工作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但也限于条件，比如说，我们这个拉美研究所，应该多一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是市场经济，待遇问题等种种制约因素导致很多方面不尽人意，小语种的人才捉襟见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决心在院党组的领导下把拉美所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院党组对拉美所的期望。在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拉美所全体同志都有这个决心，继往开来，把我们老同志50年来几代人的积淀、传统和成就发扬光大下去。同时，我们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有决心把自己打造成中国排名第一的拉美研究机构。我们本来就是拉美研究的重镇，所以我们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潜力。
营造一个更适合更切合我们大气候所需要的小气候
记 者： 刚才您介绍了拉美所成立的背景及其发展阶段，还有50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今后发展的总体展望。请问郑所长，目前我们拉美所，或者说我们的拉美研究工作，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以及今后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郑秉文：好。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拉美研究工作存在哪些挑战，存在哪些问题，对于这个话题，日常所里同事或者领导班子在聊的时候，我们也谈得很开，这也涉及一个大环境、小环境的问题。我特别记得我们陈奎元院长在院工作会议上说到要营造小气候的问题。如今，大气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营造我们小气候的问题，所以特别深刻。我在所里几次开大会讲话当中，都引用我们院长的这句话，甚至我在刚刚出版的“拉美所50年所史”的“后记”当中，还引用了院长这句话。我认为大气候确实是不存在问题的，我们院长说得非常好，关键是我们所里的小气候。那么，如何营造一个更适合、更切合我们大气候需要的小气候呢？这就是我们领导班子需要做的工作，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们也未必做得非常尽如人意，但可以这样说，我们所领导班子已经是不遗余力了，可以说领导班子在工作方面是兢兢业业的。我们领导班子的同志们都有这个决心和认识，并且也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能辜负院党组对我们的期望。当然，拉美所所里遇到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困难和挑战中，有的是体制存在的固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研究所所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单纯一个社科院几千人就能解决的，这是体制问题。
再比如说，拉美研究的对象在空间上离我们非常远，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时，与日本研究、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等这些大国的研究相比，毕竟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重要差别之一在于我们可获得的资源比较少，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这直接关系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去年进的一位博士，其收入可能还不到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北京市今年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是4201块钱，可是今年进来的博士，其收入不可能达到这个社会收入平均水平，比北京市收入平均水平低。显然，这对我们的科研人员的稳定形成了挑战。可是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到处去找课题，为大家创造一些条件，改善一些大家的境遇。尽管如此，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不能比的，当然，这跟研究的对象也有关系。研究的专业决定了一个所的经济状况，在这个角度看，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对此，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之。这就是我们所里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至于拉美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可以说跟拉美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一样的。这个清单也是可以列下去的，列得很长很长，这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可以说完的。举例而言，比如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可是我们所里的同志到实地开展考察是很困难的，我们常常还是通过网络媒体、著作杂志间接地开展研究。这种难以获取直接感性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因为路途太遥远，而整个拉美研究的财力支持也十分有限。可以说，对研究拉美的财力支持，跟研究朝鲜、韩国的财力支持还是不应该一样的，因为毕尽路途差距悬殊；比如，去趟拉美航班一坐就三十六七个小时，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这些条件制约，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拉美所绝大部分同志没去过拉美，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所里一直在集体想办法。这几年有了一些突破，可以说有较大的突破。比如，今年4月份我们就有了一个零的突破，我们成功地和拉美的一家银行实现了长期的合作，这样一来，每年都可以在中国搞一些固定的学术活动，并且在年底，我们可以派一个小团队出去。再比如说，我们跟美国的联系，也实现了零的突破。美国是全世界研究拉美最好的国家，是研究历史最悠久、研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美国的这个项目合作效果也非常好，如今已历时两年，每年相互间都有两批次的人员互访，这是可持续的一个项目。另外，我们跟经合组织（OECD）已经有数年的合作了，该项合作的前景愈趋光明，并且也争取到了更多的合作资源，所以我们等于在OECD这方面又建造了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们克服目前我们拉美研究和拉美所工作瓶颈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也凝聚着我们所里全体外事工作人员和全所科研人员的心血，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加班加点，没有任何怨言，这也是我们拉美所领导班子能够齐心协力，努力工作的一个动力源泉。我们还是想把拉美研究的小团队，作为一个战斗的小团队，保持它的战斗力，提升它的战斗力，让它能够在关键时刻叫得响打得赢。这就是我们要克服我们目前这么多瓶颈这么多困难的法宝。
拉美研究的“双定”：一要定国别，二要定学科
对于未来拉美所科研工作的长远规划，我们在“十二五”规划里面也做了一些。从拉美研究的基础和需求来看，我们所领导也有些想法。
其一，中国经济社会在今后发展的新征程中，需要对迎接新的挑战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去年我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200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8月份新发布的调整数据，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意味着进入了中等偏上阶段。在这个阶段（4200至11000美元左右），是一个陷阱的密布区。如果说4000美元以下（1000至4000美元）是一个矛盾凸显区的话，那么，4200美元到11000美元这是一个陷阱密布区。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好多国家都是在这个阶段不能自拔，经济长期停滞，或是停停走走，或者增长回落，回落再增长，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情况。好多国家都这样，拉美有的国家，至今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长达49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那么，在我国开始新征途之时，我认为拉美所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如何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偏上收入这个历史阶段，战胜各种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从而做出一些我们拉美研究独特的视角，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为中央政府，为有关部门提供一些咨询。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个任务，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应当承担起这一重大课题。我们也知道，领导同志对这问题非常重视，所以，在今后我们要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其二，关于第二个研究领域，就是刚刚过去的08、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我国进一步认识到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急迫性，紧迫性。转变增长方式，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和内需中，我们内需急需启动，急需建立我们的消费信心。那么，就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从拉美研究的角度能不能够提出一些正面的政策建议或者是反面的一些经验教训，供我们全体一线、二线的同志参考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并且在拉美研究里面，还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抓住历史机遇，发展战略是不能有失误的。如果要有失误，恐怕就要被历史甩下来了，你要再赶上这段历史，恐怕就难上加难了。我觉得第二个研究的规划和想法，这也是历史的、客观的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说你立不立项，不是说你有没有科研经费，也不是说有谁给你下达任务。我觉得这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事。在2020年之前，我们要实现小康，对拉美所而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则无旁贷。
其三，关于第三个研究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除了对策研究，做好我们智库工作，担起智库的责任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基础研究。我们仅仅只作对策研究也是不行的，不能把基础研究忘掉。也就是说，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长线研究和短线研究我们要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搞极端，也不能重此轻彼。因为这两者之间彼此发挥着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互为前提、相得益彰的作用。你若是仅仅完全重视对策研究，没有相当雄厚的、长期的理论基础，那么对策研究的质量也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所里也是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我们基础研究也有几项，比如说我们已经立项的那些课题；再比如说我多年提议倡导的“中拉关系史”，该项目至今已启动两年，并计划持续开展五至六年，此项工作经课题费完全是从所里的科研经费中挤出来的，而且就给了基础研究。这是我们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基础研究就要求你有学科建设，因此关注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拉美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为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人才引进还得继续加大。我们这个性质的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与单个国别对象的研究所不同，我们面对着33个国家，还有一些其他经济体，并且拉丁美洲一百几十年来作为美国的后院，跟美国的联系千丝万缕，研究这33个国家，还必须研究美国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对象比较多，外语语种也比较多。这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研究国别的对象要深入，同时，另一方面要有相应的学科基础，站在一个学科的基础上去研究国别，将国别作为学科研究的一个案例。我们并不提倡让一位或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国家，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国别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熟悉这个国家所有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同时也是不应该这么做的，在网络时代，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无需这么做。我们要做的是，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比如研究金融的，就要有金融的学科基础；研究产业的，就要有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基础……然后一定要研究一两个国家案例，把这一两个国家案例搞通，从一两个国家案例出发，慢慢扩散，拓展你的专业研究范围，但这只是你的案例扩大了，而不是你成为这个案例的国别通。总而言之，这就是我到拉美所的七年来所提出的“双定”原则，即每个人的研究一要定国别，二要定学科。要成为专家，就一定要有学科，没有学科只能是“国别通”，那不行，还不够。“国别通”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要想成为“国别通”，就不可能成为专家，要成为一流学者就必须得有学科。这就是我几年来提出的“双定”的目的，既要重视国别的案例研究，同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学科根基。研究人员要知道自己的一级学科是什么，二级学科是什么，专业领域是什么。在自己的二级学科里，你的基础课是什么，在你这个领域全世界最好的名家是谁，都有什么书……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好学者。而不是说，研究一个国家非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你是研究不过来的。你一定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然后用国家案例作为专业研究的支持。如此一年接一年将拉美一些主要国家都研究一遍，几年下来，在拉美研究这一领域，这个同志就会成为专家了。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所里的人才培养之道，我们希望我们所里的青年人个个都能成为专家，承担起学者的历史责任。
记 者：好的，非常感谢郑所长！感谢郑所长联系实际向大家介绍了拉美所以及我们在拉美研究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及所今后努力的明确方向与工作部署，其中，关于拉美所研究人才培养中您所提出的“双定”原则，更是独到而切合实际。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影 张国产 视频制作 李晓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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