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前所长Alicia Giron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作了题为“金融危机对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精彩报告。报告由拉美所所长助理、经济室主任吴国平研究员主持，拉美所各研究室的主要科研人员都参加了报告会。

Giron博士是我所接待的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合作协议”的访问学者，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拉美金融危机、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出版了大量的关于拉美金融领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目前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重要成员之一。

在报告会上，博士首先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明斯基金融脆弱性理论和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等角度阐述了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尤其是从货币非中性和货币中性这一经济学领域争议最大的货币理论入手，论证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较为的严格金融管制，以及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8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过程。博士认为，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大背景下，除了传统的金融衍生市场（货币互换、期权、期货和外汇合约）稳定发展外，新出现的结构性融资工具，如信贷违约互换（CDS）、抵押贷款证券（ABS/MBS）和商业票据抵押资产（ABCP）等投资业务高速发展，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摩根大通、高盛公司、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AIG等全球金融巨头大规模参与这些新生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投资业务，并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遭受巨额亏损后，全球经济陷入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关于拉美国家当前经济形势，博士持一种不容乐观的态度。这包括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拉美是初级产品出口地区，前些年由高度金融投机导致的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已经破灭，拉美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都高度依赖初级产品收入，如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石油天然气、巴西的铁矿、智利的铜矿和阿根廷的农产品（大豆和肉）等；其二，拉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根本性转变，使得拉美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前，拉美货币政策目标是经济发展，为发展融资，创造就业机会，而改革后的目标只有一个，即稳定物价，这使得货币政策难以为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服务，另外，货币主权丧失最为明显的国家是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长期运行和厄瓜多尔的美元化制度；其三，外资银行全面介入部门拉美国家的银行业，例如，墨西哥1995年金融危机本国私人银行全部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如西班牙的BBVA、桑坦德银行和花旗银行等，这些外资银行通过收取高额银行业务手续费和高额贷款利息，在墨西哥赚钱了高额的利润。而巴西则是另一种情形，国有银行和本国私人银行在巴西银行业中居主导地位，这也是巴西和墨西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迥异的根本原因，后者2009年仍能实现正增长，而前者负增长7%。此外，博士还从侨汇收入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失业和贫困等角度阐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博士也提到了当前拉美国家应对危机的一些有利因素，例如2003~2008年经济连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稳步增加、持续下降的内外债务负担和相对宽松的财政状况，尤其是在巴西等国家国有银行和本国私人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拉美企业的融资条件将较为宽松，这将有利于缓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最后，博士还介绍了关于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个研究热点，即金融危机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是当前主要国际研究机构的优先研究对象，重点介绍了拉美经委会的最新成果——金融危机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不仅要关注金融危机对妇女失业数量的影响，更要关注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质量，尤其是出口的大幅下挫，将增加妇女的失业风险。

报告会上，博士还与拉美所学者就西班牙资本为何控制如此规模庞大的拉美资产、金融危机后全球和拉美经济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前一个问题，她认为在西班牙弗朗哥独裁结束后，西班牙民选政府提出银行、通讯和能源技术部门是西班牙优先发展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计划，尤其是西班牙企业全面参与了90年代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外国化的进程，从而控制了拉美地区大规模资产。关于后一个问题，她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即每次金融危机后都有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过程，只有技术创新才是走出金融危机和发展模式转变的根本出路，她认为当前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就全球变暖、碳排放等问题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这也是包括拉美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