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简称“中拉关系史”）课题启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兼文史哲部副主任、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张海鹏研究员，以及来自外交部、中联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社科院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拉美所等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主持了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中拉关系史》课题的意义、中拉关系史的断代、主线问题、以及课题的写作方法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等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关于课题意义。章百家教授认为，该课题一旦成书，就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凸显了该课题的难度。郑秉文所长在致辞时指出，拉美所将《中拉关系史》课题立项的目的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学科建设，拉美所的基础学科应该加强，《中拉关系史》这一课题的立项将使基础学科建设中有拉美史的一席之地。二是人才建设，拉美所希望以《中拉关系史》这一长达5年的课题为平台，带动研究人员的专业参与。三是拉美所希望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对全国的拉美史研究做个贡献。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中拉关系史》课题主持人贺双荣研究员，在对课题提纲做说明时表示，近年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引人关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拉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中拉关系发展做一个系统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琦教授表示，该课题对中国的拉美史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社科院近代史所葛夫平研究员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拉关系更加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对1949年以来的中拉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但可以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有助于今天中拉双方更好的合作。

关于中拉关系史的断代问题。课题组认为，中拉关系史断代所依据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其次是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拉美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课题组将新中国成立后中拉关系的发展分成6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拉民间外交时期（1949年10月－1959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对外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这一阶段，中拉之间缺乏官方关系，以民间外交为主。第二个阶段是中拉关系的突破与曲折发展（1960－1969年）。1960年9月28日中国与古巴建交，这是新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第一个官方关系，它标志着中拉关系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第三个阶段是中拉建交高潮（1970－1978年）。1970年12月5日，中国和智利建交，中国同南美洲国家建立了第一个官方关系。1971年基辛格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大背景促进了中国和拉美国家建交高潮的到来。第四个阶段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阶段（1978.12月－1989年6月）。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带动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性加强，促进经贸关系成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点。第五个阶段是中拉关系在各领域长足发展的时期（1989－2000年）。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第六个阶段是新世纪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全球化对中拉关系的辐射为中拉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提升了对方在自身外交中的战略地位，从而使得双方关系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张海鹏研究员基本认同课题组将新中国成立后中拉关系史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进行梳理的观点。但是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拉关系应该独立成一章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回顾”，因为吸收以前的研究成果，补充资料完全可以成章。第二，1949－1969年的中拉关系合并起来成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中拉关系以民间外交为主，没有实质性变化。至于古巴和中国建交以及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开启，属于局部突破。拉美所副所长宋晓平研究员则认为，1949－1969年中拉关系的发展虽然以民间外交为主，但是第一个10年和第二10年的关系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两个10年中，中国的战略调整明显。20世纪60年代，中国除了和古巴发展了官方关系，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和50年代双方的纯民间关系有很大的区别。

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建议，新中国成立后中拉关系史写成两部分：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界，分成前30年，后30年，每一部分分成几章。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研究员也认为，断代要去繁就简，以文革结束为界，分成前30年，后30年，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

拉美所曾昭耀研究员建议将建国后中拉关系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中拉之间以民间交往为主。因此，1949－1969年是从民间国际往来到中拉无外交局面的突破。第二，1970－1978年中拉关系从停滞转向迅速发展的开始。第三，1978－1989年是新时期中拉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中拉关系稳步发展的阶段。第四，1989－2009年为第四阶段，国际关系格局的剧变与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此外，曾昭耀研究员认为应该增加一章“60年中拉关系的反思与前瞻”，重点讨论中拉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前景。

关于中拉关系史的主线。社科院学部委员、拉美所前所长苏振兴研究员认为，应该以中国为主，中国是主线。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应该贯穿全书始终，尤其是中国对拉美的政策变化。吴白乙研究员也认为，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要以中国为主，而课题同时要厘清中拉关系的发展从头到尾，一个恒定的东西是什么。课题组认为，中拉关系调整的背景、中国与拉美共同的命运及外交定位、对外关系的表现以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影响是中拉关系史的写作主线。

关于课题写作方法。章百家教授认为，课题前期定位很重要，不一定要求书的分布是均衡的，研究多的地方可以着墨重。苏振兴研究员建议，每一章之前有一个概述，对这一阶段的国际、国内背景，中拉双方的外交特点，有何进展做一个简明交代。徐世澄研究员认为，中拉关系包括很多方面，如政党、议会、军队、民间、经贸、科技、文体等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中拉关系总体关系与双边关系是一个难题。张海鹏研究员和宋晓平研究员认为，文化关系是中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写作中得到充分重视。世界历史所文献中心主任孟庆龙研究员认为，中拉关系中的互动性要体现出来，有互动的地方要加重笔墨。韩琦教授也认为，在写作方法上要体现双方的矛盾与合作，有互动。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秘书长董经胜副教授建议，把宏观分析和具体个案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要有血有肉，宏观分析要从大局把握。孟庆龙研究员和董经胜副教授建议，增加序言，在序言中，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本课题有哪些突破，目前有争议的观点是什么，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什么，都一一做说明。

关于文献资料的收集。课题组希望在历史文献的挖掘上力求取得突破。首先是利用拉美所已有的文献资料。第二是收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拉关系史的书籍和资料。对拉美国家历史文献的挖掘则可以利用出国的机会进行收集。第三是外交部、中联部等兄弟单位的协作。第四是参考驻拉美大使的一些回忆录和访谈录。董经胜副教授建议对已有的研究做一个学术式的梳理。此外，尽可能地利用各方档案；搞一些访谈，对档案进行补充。孟庆龙研究员认为要充分利用史料，一是中国的史料，二是外国的史料。另外，要多使用其他所和兄弟单位的数据库，馆际之间数据库的共享是一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