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社会文化研究室组织的“拉丁美洲印第安运动：影像与现实”系列影像活动进行了最后一场展映。活动由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存海博士主持。来自拉美所各研究室和职能部门，以及对此议题感兴趣的所外学者和观众参加了这次活动。

本次放映的篇目为阿根廷-英国合拍的电影《内债》（La deuda interna），影片是阿根廷导演米盖尔•佩雷拉的首部长片。影片的叙事空间设置在阿根廷西北部边缘省份胡胡伊的一座小村落——乔尔甘。来自城市的白人知识分子到这个印第安人村落任教，见证了内地省份的艰难贫困，也和当地少年维罗尼可结下了深厚友谊。影片的另一重维度是马岛战争给阿根廷民族带来的创伤性体验。导演出色地将这两重维度结合在一起。

主评人魏然首先指出马岛战争是20世纪帝国主义最后一次企图在拉美复辟殖民权力的战争。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都支持阿根廷收复国土的正义行动。2003年，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上台后再次提出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他的继承者克里斯蒂娜总统也坚持同一立场，但英国方面则坚称马岛不存在主权归属问题，英国在马岛主权问题上与阿根廷“无可谈判”。作为在英国完成电影教育的青年导演，佩雷拉对于这场战争怀有难以解说的情结：一方面通过《内债》及其后的纪录片《贝尔格拉诺号上的小伙子们》（1993）来纪念战争中死于英国人炮火之下的死难者，批判殖民主义（因此，由BBC资助的《内债》在英国电视4台放映后引发英国社会的质疑）；一方面他也指出80年代末期的军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和民族主义动员重新获得合法性，是不智的政治举措。影片中的一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外省的孩子们收听世界杯球赛的广播时，手中摇晃着“香港制造”的小旗。国旗无疑是民族主义的象征，而“香港制造”那一行小字又透露出难以逆转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而解构了国旗所携带的民族主义内涵。未曾解决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依附地位，未曾偿还体制对国民（尤其是原住民群体）欠下的“内债”，单纯地对外挑衅强敌，希图通过民族主义掩饰多重社会问题，影片实际上提出了80年代阿根廷威权政府崩溃的内因。

影片放映之后，拉美研究资深学者徐世澄教授对影片进行了精彩点评。与会观众之中有多位曾参加了系列放映活动中的大多数场次，他们认为这一活动打破了学术界的高深壁垒，拉美所的讲解为关心拉美社会的普通人士打开了认知这片大陆的新窗口，因而非常期待类似活动能够延续。

至此，拉美印第安电影系列展映活动告一段落，而社会文化研究室将于9月28日主办的“拉美印第安运动：影像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即将拉开帷幕。经由这一系列电影放映活动的知识与思维的“热身运动”，当代拉美社会抵抗、土地与主权、社会正义与发展的权力、电影技术与文化自觉等主题都将在研讨会上获得更加深入的讨论。

据悉，社会文化研究室正着手建立“拉丁美洲影像资料中心”同时使拉美系列影像展映活动常规化和制度化。相信藉此努力将实现拉美研究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从而使得学术研究变成一种大众知识.

在社科院拉美所看的电影，听到专业的译法，片名应该为“内债”。这个题目非常准确，也非常自觉。

故事大概讲的是阿根廷北部一个印第安村落，孩子的父亲因为丧妻，离家打工，无法忍受甘蔗园的劳作和工厂里的剥削，卷入了罢工，而祖母带着孙子继续生活，直到一位乡村教师的来到成了生活的转折。其间经历了军事政变，老师也得到一纸调令，离开四年后重新归来，发现小男孩已经在马岛战争中牺牲。

全片的影调不断地让人想起中国乡村，在麦当劳和摩天大楼之外，展现了另一种世界性的景观——贫穷和偏远。

还是集中于“内债”这个词来理解。其中一层意思是由拉美研究权威徐世澄老师在现场讲解所提供的，他讲到马岛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当时军政府为了转移国内视野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把民众拖入战争，因此影片中的阿根廷国旗上写着“Made in Hong Kong”这一被导演刻意提出的细节，就显得意味深长。但对于缺乏历史知识的一般观众而言，徐老师讲的问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场战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背负，一道有效的民族伤痕，基本上可以通过村里老人用来收听国家大事的收音机、死在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上的年轻士兵来完成，尤其结尾的男孩之死，悲愤的情绪会即刻喷到殖民者身上，但经徐老师的提醒，指针才又重新拨回。所以，影片最核心的指向还是向在的，不是简单地批判殖民主义——立场当然是反殖民的，导演也始终在缓缓铺陈民族情绪，但处理得并不煽情，这里的反殖民态度，多少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更打动我的是另一重“内债”，也来自最直接的观感，即以原住民为主体的不平等发展，始终没能得到宣泄，更别提偿还。影片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回答，一是女孩问，为什么城里有的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里还是阿根廷吗？二是祖母最初阻止孙子上学，她说，你们这些老师总是来了又走。这是拉丁美洲的影像与现实能够带出的最为痛切的问题。如果男孩最后不是死于战争，那么当乡村教师再次归来之际，他所见的现实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男孩或者依然吹着笛子面对着望不见大海的黄土，或者像他父亲一样淹没在乡村以外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作为善与正义之象征的乡村教师显然无力通过他的短暂停留而有所作为，即便他长期驻扎在那里，彻底的变革是否又可以寄托在这种堂吉诃德式（他牵着一头驴子来到村里）的启蒙教育？他那位不见踪影的父亲是一个重要的预示，预示了儿子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抗争中灭亡的前途。影片在此时失去了、也主动放弃了提供想象性解决的能力，而是选择袒露伤疤，面对更为日常的绝望。远方走来一位怀孕的女人，她似乎成了最后那渺茫的生机，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很有可能重蹈父亲、祖父的覆辙，也最终宣告了抚慰的无效。

殖民环境当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但导演并不满足于此。“内债”一词揭露的是阿根廷与其他有过更为激进和系统抗争的邻国之不同，它的困境有着更加内在的根源——是本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在殖民者面前的态度，是既有历史发展进程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无效，是必须的告别，是没有希望但又必须重燃希望的再见。（作者吴琦，系《南方人物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