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国际研究）：第九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形势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现将本次论坛情况综述如下。

 

本届国际论坛的主题是“发展与转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议题”。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承办，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等二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代表主办方致辞，文化部部长蔡武、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席恩里克·加西亚、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OECD发展中心主任马利奥·佩西尼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伊比利亚美洲峰会秘书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以“拉美发展和转型的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举办期间还发布了吴白乙等著的《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拉美开发银行主编的《面向发展的公共财政：加强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联系》（中文版）、OECD发展中心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主编的《2013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面向结构调整的中小企业政策》（中文版）等三本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代表主办方致辞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席恩里克·加西亚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OECD发展中心主任马利奥·佩西尼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伊比利亚美洲峰会秘书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以“拉美发展和转型的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是“中拉关系的战略机遇期”，由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战略事务部主任赫尔曼·里奥斯主持，智利前外交部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莱，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巴西—中国研究所总干事安娜·雅瓜里贝，拉美所所长助理柴瑜在会上发言，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拉美经委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部主任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西班牙对外银行新兴市场部首席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作评论。

 

第一单元主题是“中拉关系的战略机遇期”

 

智利前外交部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莱发表演讲

 

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发表演讲

 

巴西—中国研究所总干事安娜·雅瓜里贝发表演讲

 

拉美所所长助理柴瑜发表演讲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发表评论

 

拉美经委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部主任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发表评论

 

西班牙对外银行新兴市场部首席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发表评论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战略事务部主任赫尔曼·里奥斯主持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主题是“面向发展的公共财政”，由拉美所所长助理柴瑜主持，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社会经济研究部主任巴勃罗·桑吉内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外国财政室主任吕旺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哥前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奥坎波在会上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副主任马珺作评论。

 

第二单元主题是“面向发展的公共财政”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社会经济研究部主任巴勃罗·桑吉内蒂发表演讲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外国财政室主任吕旺实发表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哥前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奥坎波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副主任马珺发表评论

 

拉美所所长助理柴瑜主持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主题是“中拉中小企业政策”，由OECD发展中心主任马利奥·佩西尼主持，该中心美洲区域经济学家拉蒙·佩雷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拉美开发银行微中小和微型企业推广部主管曼努埃尔·马拉雷特在会上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作评论。

 

第三单元主题是“中拉中小企业政策”

 

OECD发展中心美洲区域经济学家拉蒙·佩雷拉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发表演讲

 

拉美开发银行微中小和微型企业推广部主管曼努埃尔·马拉雷特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发表评论

 

OECD发展中心主任马利奥·佩西尼主持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发言集锦 >>

 

 

 

拉美所吴国平研究员主持闭幕式，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执行主席恩里克.加西亚作总结发言，对论坛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执行主席恩里克·加西亚作总结发言

 

为庆祝论坛顺利召开，会议主办方举行了招待晚宴。晚宴由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主持。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赵本堂应邀出席并代表部长助理张昆生进行演讲，他对论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论坛所取得的成果表示充分肯定。

 

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主持招待晚宴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拉关系面临新的机遇期。中国和拉美国家均从战略高度看待双边关系，双方政治互信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充实，各种对话和磋商机制日益完善，政治互信的根基进一步稳固。中国与拉美主要区域组织的合作取得突破，与多个地区组织建立了对话和协商机制，成为加勒比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成员，以及拉美经委会、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议会的观察员。中拉战略共识增多，在全球性及与发达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共同战略利益扩大，在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有了更多合作需求。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等多边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和显著，双方对增加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参与权和代表性有共同诉求。中国高度重视拉美能源、矿产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拉美已经成为中国所需能矿资源和农业产品的重要来源地、重要的海外市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拉美则把中国崛起视为自己的重要发展机遇，中国成为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元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拉美各国重视中国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渴望扩大对华合作，力图借中国因素推进本国经济起飞，希望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与拉美重点国家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突破，双方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的基础更加稳固，双边合作面临新的机遇。

 

拉美在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中具有充分的标志性，并可为中国提供继续成长的战略性支撑。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中拉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突破到大面积突破，从小规模、低层次交流不断向大规模、高层次推进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中拉关系在以往累积的基础上迎来历史性跨越，中国迅速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经贸关系迅速推进，中拉外交互访、社会互动和人文交流的密度空前增加，各层次、宽领域的务实合作方兴未艾。中拉关系全面提升，是中国对世界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拉美地域空间广阔、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具有开放性。无论是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还是保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外部供给，拉美地区的市场潜力与丰富资源将具有日益重要意义。中国和拉美两大文明都具有多源、兼容和独创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加速，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大为减弱，为双方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和互动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中拉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不断有新期盼和新关切。出于对当前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模式中现实问题的认识，一些拉美国家和人士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期盼，表示了新关切。拉美国家普遍希望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扩大合作领域，在经验互鉴基础上提升合作质量和空间，在提升经贸水平的同时改变经济和贸易结构。许多国家希望中国扩大对拉美投资领域的多元化，既希望中国扩大投资规模，又希望能将投资领域从能矿部门向制造业、基础设施、农业、高科技、人力资源等领域扩展，希望中国在拉企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拉美国家普遍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扩大本国资本积累能力，支持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加与其他经济体交往的筹码，在新的国际分工中抢占有利位置。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中拉关系要超越贸易，创造一个“共同日程”，确立未来合作的战略和选择，建立“利益共同体”，在制度、政策、创新、知识、环境等方面要有长远考虑和相互交流。

中拉关系的发展方向与基本趋势。中国和拉美既是发展中世界的整体性改观和进步的主要贡献者，也因突出的经济互补性而构成彼此间空前密切的政治和外交依存关系。从根本上说，中拉关系的发展为双方实现和深化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也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去西方化”和多极化方向演进。随着中拉关系所具有的全球政治涵义进一步展现，双方外交合作也必然发生从目标、观念、行为规范到资源配置的转型和调整，未来的转型与调整将回应与利益共生的一系列挑战。未来的中拉关系仍将以经济发展与合作为主要驱动力，但也需派生出新的合作机制。由于中拉贸易趋于饱和，双方未来的合作将由贸易转向投资，能源将继续成为双方战略合作的主要领域，劳动力资源领域的合作或许会成为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中拉安全利益与合作将集中在社会、生态、资源和环境等领域。

 

国家在发展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参与者，它通过征税并提供与国防、安全、公平有关的基本服务，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国家还通过将税收用于直接生产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推动经济增长。拉美国家也积极通过上述渠道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但由于拉美仍处于相对不发达状态，公共部门无论是在获得必要资源，还是在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服务方面仍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陷入“低效均衡”的风险，即税收水平低，公共产品匮乏，供应效率差，进而阻碍国家在促进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拉美在发展过程中未能兼顾经济增长与公平，需采取措施完善国家职能。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缺乏足够资金，难以提供适当质量和数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国家未能履行其推动和兼顾公平和经济发展的职能。此外，税收监管和公共产品供应的缺失互相影响，使国家职能缺位的痼疾积重难返。公民与公共部门融资脱钩（税源主要来自少数企业，税种主要是间接税）的税收结构，导致公众较少关心公共资源的使用，降低民众通过选票及其他机制（如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对公共管理的监督。其结果是降低了对政府透明及其工作效率的鼓励，造成管理不善，并表现为公共产品减少，质量下降，进而降低民众履行纳税义务的意愿，导致征税不佳和管理不善的恶性循环。因此，拉美地区需采取措施完善国家在发展中的职能，推行既能有效增加收入和公共支出，又能兼顾公平的财政政策。为此应改善政治体制的作用，提高国家职能的合法性及其能力，对税收结构失衡、现有的非税收入透明度低、高逃税率及其所导致的税收制度缺乏公平、公民纳税意愿降低、社会支出计划的再分配能力和效率低下、议会和行政机关在预算机构方面缺乏协调等扭曲现象进行根本改造。

推进平等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目标。拉美地区不平等现象较普遍，不平等程度不仅超过发达国家，也超过与其发展程度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再分配功能效率不高，社会支出水平较低，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较差，未能覆盖最贫困群体，福利国家体制薄弱且呈碎片化。2000年以来拉美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一些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可获性得到改善。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针对最贫困人口收入转移政策的实施，如非缴费型转移支付机制、针对儿童的转移支付机制等。这些机制虽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收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但其规模仍然较小，尚无法满足大量的社会需求。拉美国家应把追求平等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目标之一，通过切实的财政制度推进平等。拉美国家要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再分配，需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通过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推动真正的机会平等，二是建设包容性的福利国家。否则，就很难打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无法打破发展与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税收制度应该成为推进平等的有效手段。拉美国家的税收制度在传统上有很大缺陷和局限性。间接税比重大和税率偏低导致税收水平低，限制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覆盖率和质量，使得税收无法成为推动公平的有力武器。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征税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其发展程度相比，税收水平仍然偏低，税制结构仍存在缺陷，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过低（28%），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增值税的偷逃税率为27%，收入税和所得税的偷逃税率接近50%。无论是拉美国家的税制结构还是征税额，都还不能起到平衡收入分配的作用。为推进社会公平，拉美国家有必要推进税制改革。应该在统筹多方因素基础上，尽快制定一个有效改善税收状况的计划，改革税收种类，完善税收申报鼓励制度，减少偷逃税现象的发生；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和其他机构第三方信息源和扣税代理人的作用，完善对自行申报纳税的企业和个人的检查和审计；把提高税收的效率和公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中小企业在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战略意义。拉美地区宏观经济虽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需求疲软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拉美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未来几年拉美地区的结构性缺陷将使其难以实现更快和更包容的经济增长。虽然近年来许多国家试图将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结合起来，但拉美仍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近30%。为应对挑战，巩固减贫和促进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拉美国家需要进一步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多元化，提高生产率，缩小生产和技术鸿沟，改善监管和营商环境。为实现这些目标，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最大限度发挥其创造有质量就业的潜力，是必然的政策选择。中小企业应该成为结构调整和生产率提高的主角。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对于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对于消除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应改变中小企业政策的视角，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特性。拉美中小企业具有数量多，吸收就业多，生产率低和不同质的特点。中小企业占地区企业总数的99%，吸收总就业人口的67%。拉美大企业的生产率是微型企业的33倍，小企业的6倍；拉美GDP的70%由大型企业创造。中小企业具有不同质的特性，其中既包括处于非正规状态的自主就业的微型企业，也包括效率高、出口能力强的创新企业。中小企业生产率低主要是由生产结构的异质性造成的，不同行业、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内部及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别。从总体上讲，中小企业缺乏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为扭转上述局面，需要采取特殊政策，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提高其竞争力，进而打破经济增长乏力、贫困及结构变化缓慢的恶性循环。首先，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中小企业在市场进入、技术、人力资本以及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方面存在的不同质性，通过连贯、协调的政策支持，提高使中小企业生产率，使其成为对大型企业规模经济的补充。其次，增加微型企业收入，降低其脆弱性，以此促进社会包容。再次，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克服拉美经济中的诸多结构性缺陷。最后，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应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相适应，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公共政策应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消除其面临的障碍，从而缩小其与大企业的差距。为实现这一目标，拉美的中小企业政策应考虑以下四个关键因素。第一，根据中小企业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根据其行业、集群或地区特点，制定并实施专门的政策。第二，加强行业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互动和补充，解决中小企业在生产发展方面的突出困难。第三，加强政策的纵向协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定企业集群和产业链帮扶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考虑到中小企业所需的成熟期较长，相关政策应更有针对性和连续性，做到目标明确，并能够持续执行。最后，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不仅需要资金投入，更应该注重提供特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并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不断对政策加以纠正和改进。

打破制约拉美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金融可获性、创新与技术、技能与人力资本三个领域进行政策干预，有助于打破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一、提高中小企业的金融可获性。拉美中小企业获得的信贷比重偏低，仅占信贷总额约12%；1/3的中小企业认为金融可获性是其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小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也处于劣势，其获得借款的利率通常比大企业高。近年来拉美融资创新措施显著增加，如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规模和类型提供融资支持，建立创新和出口自助基金，提供改善企业管理和文化的非金融支持；根据企业不同阶段和增长潜力制定不同措施，通过孵化器和融资项目建立科技和创新型企业。尽管如此，这些支持手段和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覆盖面较窄，在开发和提供多种金融产品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二、推进中小企业创新和技术发展。企业规模较小、信贷困难、高素质人员缺乏、与各国创新体系的主体之间联系不够等因素，造成拉美中小企业创新不足。增强创新能力是打破中小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需要从中小企业和公共部门两个层面采取措施。中小企业需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与联系，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各类针对中小企业的鼓励创新计划；加强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提高自身竞争力，力争以较小成本融入国际市场和改善管理。公共部门则要改善公共政策的设计，加强对不同企业产业政策的协调，增强中小企业在创新领域的系统性联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实验室投资和人力资源培养，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三、推动中小企业技能和人力资本发展。受教育程度低、技能落后，以及教育质量差，是对拉美中小企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巨大制约；教育与生产需要脱节也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拉美37%的企业难以找到受过良好培训的员工。为克服上述制约和障碍，需要加强教育体系特别是职业培训体系与生产部门的联系；加强激励体制和机制建设，推动中小企业对员工进行内部培训，并更多参加外部培训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