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1-22日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展望中拉合作的新阶段”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绵阳市西南科技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西南科技大学主办。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主持，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俊波、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虞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局长魏强（书面）、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曹士海分别致开幕辞。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大会分为开幕式和四个单元共五个部分。李捷会长在开幕辞中指出，在中拉关系迅猛发展、中拉整体合作取得新突破之际，召开本次研讨会，回顾中拉合作的发展历程，对当前中拉关系及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拉美国家发展的新趋势等问题进行讨论，意义十分重大。他指出，中拉关系的全面提升和中拉整体合作的不断推进，对我们的拉美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中拉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中拉关系的巨大潜力值得我们去发掘；拉美国家对华合作方面的新关切、新期盼和新诉求，需要我们去关注；拉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拉美国家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的新动向需要我们去探索。他希望拉美研究学界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拉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西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俊波在致辞中表示，能够承办本届大会是该校的荣幸。西南科大将继续实施文理结合发展战略，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该校于2010年成立的拉美研究中心，主要以“当代拉美发展现状”、“当代中国与拉美关系”为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开展理论研究、政策咨询及人才培养。他希望拉美研究中心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同行的合作，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和西部企业走出去贡献力量。
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虞越在致辞中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在拉美地区的投入，2015年中拉之间实现了双边和多边外交的全覆盖，成立了中拉论坛，中拉关系呈现新热度。2016年APEC峰会将在拉美召开，习近平主席将再次访问拉美。当前拉美发展遇到困境，中拉双方面临产业升级等诸多问题。外交部将推动以下工作：推进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开展主场外交，推动双方核心利益相互支撑；加强务实合作，挖掘贸易潜力，推进重大项目，推动拉美使用融资安排；推进人文、智库交流，举办2016中拉文化交流年；推进中拉论坛后续建设，办好分论坛、加强与拉美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最后，她指出，对拉外交工作离不开学术界的支持，希望大家加强对拉学术研究，为党和国家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咨询服务。
中联部拉美局局长魏强在书面致辞中感谢拉美学会对拉美局工作的支持，指出在当前中拉领导人宣布成立论坛、确立合作框架、提出产能合作等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拉美政党愿意与我建立关系和定期研讨机制，不少政党希望学习中国经验。中拉合作已经站在新起点，建立了新平台、新机制。他认为当前与拉美的合作恰逢其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回升乏力，金融市场动荡，双方发展战略对接困难增多，中拉相互了解不够，互有疑虑。但总体机会大于挑战，应该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对中拉合作，挖掘产能合作，夯实基础，加强研究。他表示拉美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拉美学会的发展。
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曹士海首先介绍了该委在拉美方面的工作情况。他指出中国赴拉美留学和交流人员规模仍然很小，且国别集中度高，其中古巴、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因为有政府交换项目，交流相对好些。就专业而言，主要集中在西班牙语和本科学习，还有20多个拉美国家没有公派留学项目。他指出，由于中国学生的第一外语是英语，向拉美派出留学生受到限制。今后国家留学基金委将继续改善资助标准，支持相关单位派员到国外学习，也希望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改善国内教学结构，加强非英语人才培养，支持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他同时希望拉美研究学者加强该方面的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开幕式结束后，会长李捷、副会长、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分别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新环境及其机遇和挑战” 和“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影响”的学术报告。这是本届大会议程中的特色安排，旨在帮助广大会员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更好地理解建立更加开放的对外经济合作体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李捷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7年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改革迄今为止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松绑，即松传统观念束缚之绑的阶段（1978—1992）；二是借力发展阶段（1992-2007），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中国藉世界经济全球化之机实现了大发展；三是转型发展阶段（2008至今）。他指出，中国改革发展也是有周期的。大约15年有一个重大变化，每个周期开始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目前中国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迎来新的发展周期。目前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有：一是推动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等；二是推动市场化，但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应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三是推动法制化；四是推动利益格局合理化，社会矛盾和谐化；五是推动国家治理的集约化、科学化、效能化、民主化，但不能搞小政府大社会；六是融入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让世界接受中国；中国要在变动调整中的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大外交指导下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曹远征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剩余劳力不再充裕，技术进步更为迫切，人口结构重大变化，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投资增长在降低，节能减排大势所趋。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挑战，但不会硬着陆。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制造在品质方面的重大变化，技术进步不仅在东部展开，而且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西部技术进步的推动效应也更加明显。
大会第一单元主题集中于当前拉美地区形势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苏振兴研究员认为，当前拉美国家产业调整十分必要和紧迫。拉美国家出口商品能源、矿产品及大宗农产品面临国际需求疲软、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经常账户与财政账户出现“双赤字”；本来就不高的投资率近几年又呈现普遍下降趋势；由于通货膨胀反弹，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提高利率、紧缩信贷等措施，难以借助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提振内需。他指出，拉美国家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身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净出口、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失衡，形成单靠内需拉动增长的困难局面。在政策选择上，拉美国家需要从结构上摆脱对自然资源产品出口的依赖；需要制订符合国情的长期产业发展规划；需要把各种相关政策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对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协调；需要调整招商引资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实行公开、公正的招投标制度、严格履行合同、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增加司法制度、劳工制度、福利制度的透明度等。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沈安研究员分析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国面临的挑战。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拉美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推进教育和科技改革及社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等。当前三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一是计划过于粗放，缺乏细化的实施措施；二是改革计划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特别是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加强；三是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滞后等。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古巴分会会长刘玉琴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古巴在古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策略及其力量来源。她认为，古巴始终以本国人民支持为依托，在谈判中处于平等、有利的地位。拉美和国际社会的坚定支持加强了古巴在谈判中的地位。古巴利用美国“内因”正在发生变化，抓住时机敦促美国政府改变对古政策。古巴在谈判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将古美关系正常化分为两步走，使两国成功实现了复交。她指出，古美复交将为古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其他国家与古巴的合作扫清障碍，创造更多机遇。同时，古巴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古巴政权也面临巨大挑战和考验。其中，最大的挑战仍然来自美国。
大会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拉美地区发展的特性及趋势”。拉美社会主义仍然是当前拉美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贺钦博士认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是杂糅了地区历史和现实多重元素的新政治运动，是变化发展中的新社会主义流派，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有历史必然性，也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被称为未曾革命的“革命”。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有待突破和超越外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靳呈伟博士则将当前的拉美社会主义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认为拉美“新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拉美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下兴起的，是民主转型的受益者，认同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但它是对拉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反动”，致力于替代或超越资本主义。首先，拉美“新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重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均致力于建设本土化的或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它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一方面，拉美“新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的模式，应涵盖广泛的左翼思想。另一方面，当今的拉美“新社会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借鉴多种思想成分的基础上产生，因而具有相当突出的多元性。第三，重视国际合作。拉美“新社会主义”重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它尤为重视左翼力量之间的合作，以期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另一方面，它致力于拉美一体化，整合拉美各国尤其是左翼执政国家的资源与力量，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古巴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一直为中国拉美研究学者所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徐世澄研究员在发言中对劳尔执政以来的古巴改革进行梳理和分析。他指出，在2011年前，劳尔对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逐步取消一些过时的简单的限制，并将取消另外一些复杂的限制和规定。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或个体农民；分阶段逐步减少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向个体户开放178项经济活动，放宽了对个体工商户的限制。2011年的古共“六大”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纲要》，为古巴未来的经济变革确定了方向。此后，古巴出台一系列 “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措施。目前，古巴改革仍然面临如下挑战：一是模式的更新效果不明显；二是长期形成的某些观念还需要更新；三是体制更新存在诸多困难；四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五是美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带来的影响；六是国家的补贴负担过重；七是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
关于中国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认知，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韩琦教授通过梳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自1979年创刊以来发表的关于拉美国际关系文章，发现在2000年之前中国作者关注的重点是美拉关系，2000年之后，关注中拉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性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同时，又辩证地探讨和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症结所在，并为解决矛盾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在此期间中国学者普遍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追求霸权的目标将最终导致失败，坚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才是希望所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拉美区域民族主义，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李紫莹博士认为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拉美区域民族主义发展的动力。从独立之初大陆民族主义的“美洲人”身份认定，到墨西哥革命后拉美民族认同的形成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兴盛，从发展主义、民主主义到加强一体化的政治联盟和反全球化，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嬗变。同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有化、地区一体化、反美和对民族文化的坚持，是其多元表现形式中贯穿始终的内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慧芝作了“阿根廷庇隆政府农业剥夺政策的影响与启示”的发言。她认为，阿根廷农业利益集团与工业利益集团的长期对立促使与工人联盟的庇隆政府采取了“反农业”的工业化战略。庇隆执政初期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促使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领域及不利于获取农业机械进口许可证等政策对农业进行了全面剥夺，最终不仅导致阿根廷传统支柱产业——农业的衰落，而且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最终导致阿根廷整个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由此可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工农业两部门之间的关系，切不能放弃自身的比较优势。
大会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的主题为“中拉合作的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副教授以“中国与巴西能源合作的现状、机遇与挑战”为题做大会发言。他认为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中国能源企业开拓巴西能源市场有利于缓解能源瓶颈、实现进口多元化战略。在中拉整体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巴之间的能源合作具有极强的全球示范效应，有利于带动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实现中拉之间的产能对接。在中巴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巴能源合作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原油贸易、市场参与、技术吸收和生物能源开发是两国合作的主要内容。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企业会遇到来自资源民族主义、文化制度差异、法律制度制约、党派博弈因素以及美国因素的干扰和挑战。实现中巴能源合作的稳健发展，中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能源外交策略，在增进对巴西能源市场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上，积极借鉴日本和韩国的介入经验，同时处理好中国、美国与巴西三边关系的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副研究员以“中拉合作升级的路径与挑战”为题发言，指出中拉同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期，新的结构性互补已初露端倪。中国现有的优势产能、富余产能走向拉美，符合后者产业多元化、其产品价值链位次上移等实际需要。中国国内消费模式及能力的转变为拉美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中拉产业链对接和需求结构变化的需要，有助于形成新的投资和贸易增长点，促进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中拉整体合作也面临现实挑战。首先，拉美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拉美地区内部争端不断，美拉关系的新走向趋势不明，域外力量成为拉美地区地缘政治中的新增量。其次，拉美国家合作态度的差异性。包括拉美国家对华诉求的侧重点不一，拉共体能力建设，拉美集体对话能力的有效性等。第三，双边贸易目标存在压力。包括经济减速，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产品结构过于集中，市场分布相对集中等。第四，拉美营商环境的复杂性。考虑到产业投资是中国企业未来投资拉美的主要方向，该地区复杂的营商环境可能构成其主要困难之一。第五，非建交国因素。中方与非建交国之间沟通与配合问题，中拉整体合作有可能引起台海两岸关系的连锁反应，台湾地区选举有可能放大与我非建交国因素等。第六，中拉经济下行压力。这有可能削弱经贸的驱动作用，发达国家与拉美的互动或趋频繁。
周志伟认为，应对挑战的中短期路径主要有：一是打造经贸关系的“双引擎”驱动。“三大引擎”中的贸易和投资应该是中拉经贸合作的主要支点，尤其是投资将成为中拉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贸易和投资并重的格局有望形成。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将推动本币结算、联合融资等金融合作的开展。二是拓展多渠道公共外交。包括强化孔子学院“窗口”角色，加快中拉双方学历互认的进度，实现中拉智库交流形式的多样化，加强智库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等。三是协调发展与拉美国家、地区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效支撑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刘青建教授就“当前中拉合作的成效与深化合作的战略意义”发言，她认为21世纪初中拉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一，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建设了多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二，经贸合作成效显著，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第三，中拉文化合作长足发展，促进了民间的交流和了解。第四，全球、区域多边合作全面发展，中国积极参与拉美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拉合作取得上述成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务实合作为双方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是体系结构的动态发展进程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外在条件。她认为中拉经济合作存在深化和发展的较大空间，并且具有以下战略意义：其一，中国、拉美深化合作有利于挫败美国对中国战略空间的挤压，削弱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二，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多元国际政治格局的建立。其三，有利于中、拉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增强实力，提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革，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美所副所长唐俊博士认为当前的中拉经贸关系呈现“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增长转速、结构失衡和投资受阻。中拉经贸关系进入新常态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中拉经贸新常态的出现；从内因看，中拉经贸飞速发展过程中的显性比较优势逐渐趋于衰弱，导致产品空间刚性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为应对中拉经贸发展的新常态，应该采取以下对策：(一)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中拉经贸合作的外延；（二）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产品空间升级；（三）充分发挥贸易、投资和金融三大引擎功能，提升中拉经贸的资本含量；（四）进一步开展中拉人文交流，扩大双边服务贸易。
西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宋兵认为，尽管拉美地区没有直接包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其战略位置（美国的后院）及其丰富的能矿、农业等资源禀赋，仍将在中国对外开放和驾驭“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既定进程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他提出，国家以及相关部门要在政策环境、资金信贷、法律法规等方面对投资单位加以引导并为其探索和创新企业制度，提升企业在该地区经营等各方面能力。对已拥有“拉美”相关专业的高校以及研究中心应设立培训机构，定期或不定期为各投资单位提供委托培训，并以实用性、专业性、长期性为目标，从而培育“以创促研”的良性循环机制。
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何美兰博士向大会介绍了中国、秘鲁与“两洋铁路”规划的情况。“两洋铁路”指的是规划中的一条经过秘鲁和巴西、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横贯南美的铁路。她认为，“两洋铁路”是中国建设“一路一带”全球经济发展倡议在美洲的延展，是中国高铁建设“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方案，是推动中拉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秘鲁具有丰富的修建铁路的经验，“两洋铁路”的建设将会满足秘鲁输出天然原材料和接受外来投资和技术输入的需求。当然，修建“两洋铁路”也存在资金、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困难。
中国前驻巴西大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巴西分会会长陈笃庆分析了巴西在中拉整体合作中的地位。他指出，巴西地大物博、文化多元、包容性强，其成为世界大国具备较大可能性。巴西在中国与拉美整体合作中具有独特的关键作用。首先，巴西是中国的在拉美的战略依托。巴西是中国产品出口重要市场，重要原材料来源地，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在巴西投资累计约20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巴关系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目前，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占全部中拉贸易的三分之一，投资则占五分之一。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对拉美的政策宣示大多选择在巴西。第二，巴西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如：中国非常重视与巴西等国在金砖国家平台中的合作，同时巴西还在全球气候大会上，敢于出头，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保持一致。第三，中国和巴西在治国理政等方面可以互鉴。
陈大使指出，要正确看待巴西目前存在的困难：巴西的困难与国际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要相信巴西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潜力。其次，要以冷静、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巴西和中巴关系。巴西各界对中国形势的关注度大大增强，越来越重视对华关系。第三，要进一步加深对巴西的认知，寻找有利于合作的契合点。在目前的情况下，可逆势而上，投棋布子，为巴西经济复苏预做准备。因为“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的效果要好。在拉美，搞好对巴合作就是抓住了关键。可以说，巴西是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宜加大对巴西工作的力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所长助理牛海彬博士分析了当前巴西宏观经济困境的根源与出路。他认为巴西当前的经济困境既有外部环境的消极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但从根本上来说内因更为重要。相对于巴西之前遭遇的经济困境而言，本轮困境破解的政治难度要大于经济难度。他认为巴西走出困境的出路有四：一是选择紧缩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构筑紧缩政策的支持联盟。二是需要尽快构筑改善经商环境的领导力量，谋求应对经济困境和长远发展的政治共识。三是在推动旨在恢复财政健康的紧缩政策中注意保增长和社会福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吸引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参与，避免改革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四是在保持内需动力的同时，强调投资和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中国前驻墨西哥大使、中国拉美学会墨西哥分会会长曾钢分析了中墨务实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及未来趋势。曾大使认为中墨双边贸易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双方的竞争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在2014年中拉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率仅为0.79%的情况下，中墨双边贸易额逆势而上，增长了10.8%；在此基础上，2015年上半年又增长了6%左右，可谓是一枝独秀。当前中墨合作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务实合作规模有限；二是大型合作项目仍然缺失；三是高铁项目受挫对中墨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但当前中墨合作也具备有利条件甚至历史机遇：一是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上升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二是两国都在大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三是双方开展投资和产能合作适逢其时。他指出，中墨务实合作的发展趋势良好：首先，双边贸易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墨西哥正在并将继续扩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国家的石油出口；第三，墨西哥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上升。无论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制造业，中墨在这三大领域的合作空间和潜力都十分巨大。
西南科技大学的张广兵副教授分析了中墨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他认为，美国非常担心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也非常担心墨西哥摆脱美国的影响，投入他国怀抱。若美国将中墨关系的强化视为中国挑战美国世界影响力、挑战美国世界第一位置的策略之一，将之视为墨西哥摆脱美国影响的途径之一，美国对此提防，甚或反对、阻挠也就顺理成章。据此，亦可推断美国对中墨关系的态度与做法，应该是“拒”多于“迎”。墨西哥总体上希望不受干扰地与中国发展关系，希望美国因素不要介入其中。但在维护自身的经贸收益等方面，墨西哥有时也希望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杠杆，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获取相关的收益。
中国前驻哥斯达黎加大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美洲和加勒比分会会长李长华研究了中国和中美洲加勒比国家合作的主要特点。他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联合国的票仓，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该地区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李大使认为该地区在构建中拉整体合作中的意义重大，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应该重视该地区国家参与和分享中拉合作的成果，对未建交国家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国别政策；二是应该在中拉整体合作的框架下，制定次区域性合作规划；三是促进双方在国际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四是发挥建交国哥斯达黎加在该地区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五是关注台湾选情，巩固在该地区的外交阵地。
关于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贺双荣研究员认为，由于美国一直把拉美看作是自己的“后院”，美国因素也就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中无法摆脱的一个问题。然而，中国处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中美关系并非是一种完全对抗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拉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拉双方，而且有利于美国。因此，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不要过度看重美国因素，以免束缚我们的手脚。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在拉美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采取可行的政策，避免美国因素影响中拉关系。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拉关系的深化以及中美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在大会研讨阶段，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拉美研究的中国视角、学风问题、美拉关系与中拉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助理袁东振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的，大会不仅讨论了热点问题，还对拉美的文明文化进行了探讨；既讨论了中拉关系发展趋势、美国因素、产能合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分析了研究拉美问题的中国视角。有新视角就会有新发现，尽管大会期间大家学术观点有所不同，并由于时间所限未能展开充分表述，但与会同事们一致同意此次会议基本实现了“老中青”三代和全国各拉美研究机构的学者代表同台交流、各抒己见的预期目标，大家对下一届拉美学会大会已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