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30日，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智利安德烈斯·贝略大学及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在北京联合主办“第六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大会”。《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拉美学会会长李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吴白乙，拉丁美洲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拉美学会秘书长长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以及来自中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结构性转型与中拉关系前景”，下设“拉美的发展与中拉关系前景”、“拉美经济社会及文化特性与中拉合作”以及“拉美政治转型与对外关系调整”3个分议题。参会学者结合会议主题，重点围绕当前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拉美政治格局转换及其对改革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增强中拉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李捷会长发表大会致辞并就“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作专题报告。他充分肯定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对话机制的成熟、成型、可持续性及其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认为本次学术大会创造性地将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同中国拉美学会年会有机地衔接起来，有利于中拉学术界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撑。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李捷会长强调指出，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中国进入改革发展的质的提升的关键期，另一方面是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值此关键节点，中国的未来发展好坏，关键看能否破解五个方面问题，即市场、资本、法治、共享、共处。要解决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关键是改革。
鉴于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度增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必然对包括拉美在内的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增速下滑、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金融脆弱性加大等问题已经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中国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这一改革初步实现了预期目标，进而对世界产生广泛的积极意义。江时学教授在发言中回顾拉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并提出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如何评估？影响这种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还是改革力度抑或外部条件？就拉美的结构性改革而言，政府应该发挥何种适当作用，又该如何平衡发挥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等尖锐质疑。
结构性改革成效不一，其中或有“橘生枳生北”之故，但究其根本，拉美的增长困境在哪里，适宜推行何种结构性改革，恐怕才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岳云霞通过对韩国和巴西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巴西的困境源自增长率不足且波动性较大。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副教授马尔克斯·科尔德罗（Marcos Cordeiro Pires）则认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以控制国家预算为核心的福利斗争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包括巴西在内的南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拉美所助理研究员芦思姮博士则认为，拉美增长困境源于“拉美生产结构转型升级过程‘断裂’”，其主要表现是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研发与创新基础薄弱及部门间劳动力有序转移受阻等。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拉美所副研究员张盈华认为，拉美国家社会支出比重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引发的“福利赶超”事实上制造了一个“福利陷阱”，导致用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资源受限，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二、拉美政治格局转换及其对改革的影响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顶层设计和有序运作，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改革的关键变量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东振认为，当前拉美政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体现为包容性不足、制度能力滞后、危机化解能力差和缺乏公众信任，上述问题直接限制了经济结构性改革，其出路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破解其脆弱性难题，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提高其效率和执行力，增强其包容性。
对于拉美政治文化的消极面，中拉学者重点围绕民粹主义传统的发展和特性进行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董经胜认为，民粹主义在拉美具有历史韧性，从20世纪初直至21世纪初，民粹主义在拉美不同的发展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教授恩里克·桑迪兰（Gustavo Santillán）探讨了民粹主义思潮对拉美政治的长期而深刻影响。两位教授都认为，民粹主义在扩大民主参与范围、改变竞争环境的同时，也挑战了多元主义政治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内核。
政治格局转换无疑是影响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深层政治因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看来，拉美主要国家都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权力监督也不断增强，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党体系，从而使拉美民主政治的框架确立无虞，政治生态总体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并未从根本上治愈拉美民主体制的先天不足，其包容性、有效性和公正性仍需改进，这也是当代历史上形成频繁的“左右摇摆”执政周期，导致不少国家宏观政策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拉美所研究员杨建民进一步分析指出，历史上拉美左翼执政存在三个周期，每个周期都发生大幅度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整。展望未来，拉美“左右轮替”的周期性现象仍将长期存在，但民主化分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政策的剧烈变动。拉美所副研究员林华认为，上述周期之所以发生，从深层次来说源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她同时强调，中间阶层壮大及其面临的发展困境使其难以发挥社会的“润滑剂”、“稳定器”的作用，反过来影响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三、拉美对外关系调整及中拉关系发展前景
当前拉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次地区组织的整合，也影响到拉美主要国家对外关系的调整。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莫妮卡·阿乌马达（Mónica Ahumada）讨论了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联合趋势，她认为，当前拉美经济的低迷形势和特朗普总统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次区域组织相互接近，以共同面向太平洋，特别是与活跃的东亚经济对接，藉此提振自身的发展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志敏则分析了新形势下另一大地区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他指出，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致这一组织的未来充满相当的不确定性，但美加墨三方如能抓住时机对该协议进行升级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对拉美的“新政”也传导并影响了中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庆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给美拉关系（特别是美墨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同时也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了机会。鉴于美国依然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外交的重点，中国对发展对拉关系的这一“机会”仍须头脑清醒，谨慎把握。
中拉关系是本次大会的重点议题和聚焦点。中外学者分别从“机遇”和“挑战”两个视角各有侧重，探索进一步推进双方务实合作的有效路径，实现中拉关系可持续发展。参会专家大多认为，未来中拉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值得乐观的，因为当前拉美各国均面临两大任务，即推动经济复苏以尽快走出危机和继续实施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也面临发展动力不足，需求不振等困境，加强对华合作是拉美国家的明智选择。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符合拉美发展的战略需求。更有学者提出，要实现中拉合作纵深发展，双方还需要积极调整和突破现有的局限，进一步扩大中国与拉美相关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强同太平洋联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向拉美地区自然延伸等。但也有学者提出，发展中拉关系过程中，双方的角色是不对称的，中国往往是施动者，而拉美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国对拉美有战略，而拉美对中国缺乏战略规划。因此，建议中拉关系应当跨入“构建”发展阶段，即中拉双方共同筹划富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整体合作蓝图，谋划发展战略对接。
事实上，这种“战略对接”已经存在现实可能。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副总经理辛晓岱博士对此持肯定态度。她强调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拉美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中拉战略对接获得难得机遇和合作空间，贸易和投资作为实现对接的“双驱动”引擎具有可行性。不过，这种战略对接应当竭力避免走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必须注重双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秘鲁太平洋大学副校长辛西娅·桑伯恩（Cynthia Sanborn）教授和巴西伯南布哥州联邦大学副教授马尔科斯·科斯塔·利马（Marcos Costa Lima）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一问题。桑伯恩认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拉经济关系快速发展，但中国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存在着“不可持续性”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中资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本地就业创造，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可能引发的拉美担忧。她提醒中方应当认真对待上述问题，以有利于中拉双方实现合作共赢。利马强调当前资本主义正面临制度性危机，而中拉合作可以创造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拉美伙伴和“另一种未来”。但这个未来的实现赖于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加强，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生物制药、高铁等高附加值领域。
事实上，中拉合作共赢关系的实现和可持续，有赖于彼此的了解、理解和信任，目前这一横亘彼此之间的深层次障碍愈发凸显，尤其体现为双方社会相互认知及文化、媒体交流传播的不充分、不对称格局。新华社国际部西语编辑室主任冯俊扬高级编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万戴经历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大体来看，中拉媒体关系存在着落差、顺差和逆差，即中拉媒体相互关注度落后于双方总体关系发展，中拉媒体从业者交流上中方处于顺差、中拉媒体正面信息传播方面中方处于逆差。拉美媒体对华认知这种的偏差既有西方媒体的影响，又有价值观的差异，当然也潜藏着拉美对华历史认知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然博士认为，拉美对中国的文化想象更多依赖欧洲的“折射”，其知识来源和个体解读的混杂、落后构成拉美社会对华认知的集体无意识，逐渐消弭这种认知偏差有效途径无疑当属双方文化交流因时而为，主动推进。拉美所研究员贺双荣建议通过推动中拉文化产业合作来增强相互认知，认为这应是确保中拉关系可持续性的“优先选项”。
尽管上述挑战，中拉关系发展前景仍然是可期的。正如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张润在会议演讲中所说，中拉关系已经迈入了历史新阶段，中国对拉发展战略规划和一系列合作机制安排不仅明确了对拉合作的方向，更为其注入了发展动力。中拉经贸互补性日益突出，中拉文明互学互鉴持续走热，整体合作助力作用不断显现。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核心的“一带一路”精神同中拉整体合作理念高度契合，拉美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有利于双方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从而为中拉各自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