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在国际上很引人注目。许多人认为，中国开始重视拉美了。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与拉美的关系？
答：中国之所以重视拉美，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尤其在如何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努力。第二，中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就经济总量而言，拉美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地区。该地区的经济总量高达1.8万亿美元，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组地区中名列首位。因此，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拉美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拉美来说，中国的巨大市场也为拉美企业提供了无限商机。第三，拉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源，可以从拉美进口。第四，台湾与世界上26多个国家有所谓“邦交国”关系，其中12个在拉美。可见，为了反击台湾的“金元外交”，我们应该重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问：美国把拉美视为其“后院”，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接近拉美表示忧虑。你如何看待这一忧虑。
答；这一忧虑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错误的。首先，中国与拉美发展双边关系不针对任何一个第三方。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提升中拉关系来减少美国在拉美的势力范围。其次，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双方通过发展经济关系来取长补短，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推动双方的发展。第三，90年代以来，拉美对世界上所有地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奉行开放政策，中国仅仅是拉美寻求的众多贸易伙伴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美与日本、韩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比拉美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第四，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政治关系或与一些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样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和维护世界和平，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
总之，美国没有必要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
问：除经济领域以外，中国与拉美的合作还涉及其他方面吗，如军事合作？
答：据我所知，中拉关系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中的合作，不涉及军事领域。
问：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治关系如何？
答：政治关系也很好。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国家的许多政党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与里约集团等地区性组织建立了对话机制。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发展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不可少的；为了发展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同样是重要的。
问：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中还有什么问题？
答：在西半球，还有12个国家与台湾保持关系。虽然它们都是小国家，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一个国家就是一票。虽然我们与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但双方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和民间往来）保持着接触。在发展双边关系这个问题上，增进相互了解是最重要的。
在发展中拉经贸关系方面，地理遥远显然是最大的问题。此外，有些拉美国家把中国经济的崛起视为“威胁”。很遗憾，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与中国达成WTO协议的国家。一些拉美国家还经常对中国出口产品使用反倾销。在一些拉美人心目中，“中国威胁论”的根子是很深的。这需要我们做很多解释工作。
问：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时曾许诺，中国要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中国真的会这样做吗？
答：为了加强中拉关系，中国扩大在拉美的投资是应该的。至于投资的数额，我对国际上一些媒体的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尚未在我们中国的媒体上看到1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而且，中国企业在拉美进行投资，不见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资金，我们的企业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正如你所知道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需要资金，也需要引进外资。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与拉美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
答：中国经济与拉美经济有不少互补性，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发挥这些互补性的优势。但不容否认，双方在一些领域（如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我们确实也有一些竞争，双方都希望在美国市场上扩大份额。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自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你应该知道，中国经济也对拉美国家作出了贡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有关报告说，2004最近几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较高，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口大量初级产品有关。拉美的经济结构依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型的，因此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拉美有着很大的影响。拉美经委会甚至担心，一旦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拉美经济就会受到不良影响。可见，中国对拉美经济也是有贡献的，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双赢的。
问：拉美也在进行改革开放。这两种改革在我们看来是几乎相同的。但拉美改革取得的成就显然不如中国。为什么？
答：中国与拉美的改革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我称之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但两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我们在改革国有企业时不搞私有化，我们的改革有明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拉美的改革较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大搞私有化。我们的改革奉行渐进战略，而拉美国家则基本上采取激进方式。
问：你不久前出版了《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一书。你的主要结论是什么？有没有译成外文？
答：该书没有被译成外文。我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应该扬弃。例如，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根源在于外部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脱钩”。但东亚“奇迹”表明，在全球化时代，“脱钩”是不现实的。第二，外向发展模式比内向模式优越，因为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以政府干预取代市场机制是不可取的，但完全抛弃政府的作用同样是不应该的。第四，必须强化“以人为本”，正确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