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4日，拉美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报告会，邀请巴西著名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先生做题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报告。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和北京大学的官员、专家和学生，以及《求是》杂志、《光明日报》和《科学决策》等媒体的记者出席了报告会。
　　多斯桑托斯认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他于去年出版的著作《希望的恐惧》探讨的就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高涨、衰落以及再衰落等问题。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是一种恐惧，是资本主义强加的。二战以后，曾有一批孤立于科技界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聚居于瑞士，尽管这些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大小不一，但的确有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在智利政变后获得了机会，成为皮诺切特政府的智囊。随后其影响逐步扩展到国际上，先后得到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德国保守势力的支持。
　　多斯桑托斯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汇被人们神圣化了，其实它本身并非如此。他认为，二战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成为一种潮流，其中以前苏联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为代表。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金融全球化密切相连，并且与拉美国家的军政府，以及“中心”国家的保守势力也有一定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周期性。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其兴起与衰落周期大致为25年，我们称之为“长波”周期。若仔细分析资本主义的衰退期，则将发现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东欧、拉美所发生的巨变，对随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这段历史当中，人们对两个事件关注不够，一个是1910年左右中国的民主革命，另一个是墨西哥革命（其中包括土地革命）。多斯桑托斯强调，全球大危机时期，是革命失败的时期，同时又是法西斯主义强盛的时期。在欧洲、亚洲他们的势力都在扩大，因此是反革命兴盛的时期。保守主义政府的政策基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反革命倾向。尽管30年代德国经济出现恢复，但却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倒退，因为它是建立在奴役劳动基础上的。然而，人们对于德国的奴役劳动的研究甚少。 所幸的是，如今250万犹太人最终获得了一个正义的宣判。因此，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非难事，因为除了那些幸存的犹太人外，还有为数600万的其他曾遭受纳粹奴役的幸存者。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福利国家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其中有欧洲、美国、拉美的一些民主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战后至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增长长波结束，表现为失业率上升、一些国家就业水平极其低下。在美国，反越战运动高涨，在第三世界国家，则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重要的国际力量。这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但是，情况在80年代出现了变化，福利、民主国家开始遭受某种压力，而新自由主义却取得了胜利，成为惟一盛行的“主义”，它强调市场机制和灵活性。90年代这一思潮渗透到一些政党，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党、英国布莱尔的工党。他们强调，一个经济体要有活力，富有效率就必须依赖自由市场。而目前，这一思潮陷入衰落，原因在于自由市场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原来认为，通过自由主义可以实现民族平等、社会发展，但是现实和有关数据证明，他们的理想没有实现。到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拉美以及美国（克林顿执政时期）遭到反对，根本原因在于它在社会许多部门造成了不平等。但是，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修正还是相当微弱的、局部的，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下台就是例子之一。
　　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著作《希望的恐惧》中，从历史的角度解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的衰退，工人失业等对外围国家受到的挤压。他认为，长期衰退是世界重组的催化剂，这正如熊比特所说的是“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创造性的破坏使落后经济被淘汰出局，并使先进的部门得到发展。
　　据分析，世界经济从1994年开始恢复，并走出了自1967年以来的衰退期，其中以美国为代表，新经济、新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为一些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亚洲“四小龙”以及巴西等国的出口提供了机会。这些国家从“中心”国家获得技术，使其向“中心”国家的出口能力增强。但是，这种出口的兴盛和增长不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如果仅仅抱着自由竞争的思路必定是要失败的，其实这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得益于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有效的工业化政策。当前，很多国家签署了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但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并不能够带来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是国家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所致。可见，新自由主义已步入危机，因为它不能解释世界经济，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20世纪30—70年代拉美经济高速增长，从80年代至今则处于停滞状态。有资料显示，60、70年代拉美劳动者（取得工资收入的人）收入占国内收入的40%左右，而目前约为30%。这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它把控制工资增长作为政策的重要元素。因此，由于社会契约的存在，劳动者只能接受这一现实。事实上，这等于把政府所犯的错误转嫁给了的劳动者。法西斯式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要降低工资需要野蛮的政府来控制劳动者组织。
　　当前，国际工人运动有倒退现象，重新兴起有相当的困难。 拉美左派力量的上升，为工人运动的合法发展提供了机遇。从90年代开始，工人开始寻找和创造条件来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以回归到50—60年代生存的生存条件，并尽可能谋求某种发展。目前，世界工人运动处于重组状态。然而，如果保持新自由主义政策，就不可能使工人运动得到恢复。
　　90年代，拉美政党在竞选时，为获得选票，都无一例外地提出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当选后，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在秘鲁，执政党藤森在竞选时对极端自由主义分子进行攻击，目的是获得左派的支持，而一旦当选，所实行的还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墨西哥的萨利纳斯政府的当选比较复杂，有人说是靠欺诈当选的，也是新自由主义政府。委内瑞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工人围困加拉加斯的运动（CARACASO）的压力下，不得不让位给查维斯。玻利维亚实行新自由主义后，曾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吹捧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然而最近的7—8年间，其政局动荡， 政府更迭，危机四伏。所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在示威游行中，都能听到人民反对的声音。
　　应该说，巴西的情况比较复杂。巴西选举中的3位总统候选人都获得了共产党等左派的支持，这表明了选民对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反对。候选人不敢提新自由主义是害怕失去选票。在3位候选人中，卢拉正是靠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家阶层和反对工资指数化的中产阶级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才获得了多数选票，而根据选举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卢拉总统的支持率高达80%。卢拉的当选归功于联合阵线的支持。其顺利执政，得益于巴西自2002年开始的经济增长周期， 出口迅速增长提高了巴西偿还外债的能力。多斯桑托斯认为，尽管巴西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主义政策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卢拉却永远失去了民心。因为，巴西财政出现超赢余现象是令人奇怪的，这主要是他们在账目上做了手脚，从而能够使用这些盈余来偿付外债利息。
　　发行公共债券是巴西政府偿还债务利息的主要手段。当前，巴西负债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而债务利息高达GDP的12%。巴西政府还提高税率，税收与GDP之比高达39—40%，其中的25%用来偿还外债利息。通过增加税收，控制支出，实现财政超赢余，其比例为GDP的5%，甚至更高。为此，工人辛苦工作所上缴的税收被政府用来支付债务利息，而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和投资却有减无增。
　　应该说，卢拉政府并没有改变前任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人不解的事，利率是由政府、央行等一小撮人决定，他们大约控制了12%GDP的去向， 而这种做法似乎又与“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如果继续由这些无所事事的人决定利率的，人民的反对将难以避免。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卢拉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开始的80%下降到37%。卢拉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是经济危机；二是政治危机，卢拉的政党在议会席位的减少就是一个信号。巴西身为拉美地区的大国，示范作用显著，其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拉美其他国家。
　　多斯桑托斯强调，尽管新自由主义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并具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应该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即以谋求人民利益、追求进步的经济政策为导向的政治环境。多斯桑托斯认为政府官员、学者应该共同探讨一条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阿根廷基什内尔的防守型政府获得70%的支持率，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政府获得65%的支持率， 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充分表明了人民拒绝新自由主义，并对一些候选人上台前反对新自由主义，上台后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表现倍感失望。因此，应当利用好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与新自由主义决裂。
　　要彻底与新自由主义告别，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关键在于工业政策。“外围”国家应当把那些无所事事的食利者赶出去，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努力改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