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9日，阿根廷学者多尔瓜多·迪特加（Torcuato di Tella）访问拉美所。上午，教授作题为“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政治体制比较”的报告，阿根廷驻华使馆公使、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和拉美所的官员、学者和媒体参加了报告会。下午，教授与政治室研究人员就“庇隆主义的未来”展开讨论。

　　Torcuato Di Tella教授于1929年12月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和伦敦等地就学。1952年毕业于工业工程学专业，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艺术专业硕士学位。1957~1958年在智利大学社会学学院任教，1959~196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自1958年起一直是迪特加学院董事会成员，1992~2000年多尔瓜多·迪特加大学董事会成员。1971~2001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蒙·罗德里格斯基金会主席。1971~1974年担任《经济发展》杂志主编。1984~1985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学专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2002年起被授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教授称号。2003年5月~2004年11月曾任文化国务秘书。教授的主要作品：《阿根廷政治体系和工人阶级》、《拉美社会与国家》、《拉美政党历史》、《政党：比较理论与分析》、《政治联盟。左派与右派：还存在吗？》。

　　这是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此后几天，还将赴上海与复旦大学学者会谈。Torcuato Di Tella教授运用比较体系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都取得很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上午的报告中，教授首先对政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谈到政党的划分，教授认为，右派一般代表大企业家的利益，他们注重生产和管理；左派更具有民众主义的色彩，他们代表工会和社会上没有特权的人，他们主张社会平等，同时他们也重视生产。中左派、左派，抑或中右派、右派，只是人们习惯说法上的不同，两者没有本质不同，只存在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的区别。有的社会学家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左派或右派，也不存在阶级，左派和右派是一样的。教授不赞同这种观点并举例说明：英国的保守党代表着社会的上等阶层和大部分中产阶级阶层的利益；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称社会民主党或共产主义流派的劳动党则代表着民众主义意识，代表着工人阶级、工会及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谈到政党的发展趋势，教授认为，从进化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同步的，尽管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后者必定会对前者产生影响。政党的发展趋势是：如果出现一个右翼政党或中右翼政党，同时就会出现一个左翼政党或中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在美国，民主党倾向于左派，共和党倾向于右派；西班牙的人民党代表右派势力，社会主义党代表左派势力；法国既有一个由两、三个政党组成的右派政党联盟，也有左派的社会党、共产党、绿党等。在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教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拉美国家，其政党体制将会趋同两党制（两大政党或两大政党联盟），一个代表中左派势力、一个代表中右派势力；一个代表上等阶层的利益，一个代表民众利益。

　　接下来，教授分别分析了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西的政治体制。

　　阿根廷与乌拉圭、巴西等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家不同，历史上经济较发达、社会较富裕；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墨西哥、秘鲁等安第斯国家不同，没有半封建的、奴隶制的、印第安人的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阿根廷是十分富有的国家。当时，阿根廷的生活和教育水平高于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与法国基本持平，远远超过巴西。当时，巴西人口是阿根廷的4倍，生产总值基本相同。此后，阿根廷经历了一场长达四、五十年的深刻危机。现在，巴西人口仍然是阿根廷的4~4.5倍，但其生产总值相当于阿根廷的3.5倍，从人均的角度考虑，阿根廷仍略好于巴西；但从经济总量上看，巴西已经远远超过阿根廷。阿根廷人口少、土地多，劳动力相对缺乏，因而容易组织工会和有政治倾向的政党。阿根廷出现过庇隆主义党民众运动；曾经有过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尝试；没有存在过独裁的、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政权。随着不断的演化，目前阿根廷的政治体制是：右翼联盟，包括原来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左翼联盟，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党；共产党由于激进的做法和在大选中的失败，力量相对薄弱。

　　红党和白党是乌拉圭的两大传统政党，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保守和进步的势力。传统上左派势力较弱。从上世纪50年代起，左派开始逐渐发展。乌拉圭现在的政府是由社会主义党、共产主义党以及一些小的地方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实际上是一个改革主义的政府。在乌拉圭，中右派逐渐成为潮流。红党和白党采用半联盟的形式，形成了一个中右派的联盟。

　　智利存在过皮诺切特的独裁政权。由于人口少、劳动力相对缺乏，容易组织工会和有政治倾向的政党。智利目前的政治体制和阶级结构与欧洲更相近。19世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数量较少。当时，既有保守党，也有自由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产生。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出现了激进党。后来，他们逐渐抛弃了激进党的做法，转向基督教民主党。

　　巴西曾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人多地少，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很难建立起代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利益的党派。19世纪末，智利和阿根廷已经出现了激进党和社会主义党等党派，但巴西没有。巴西也存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党派，但其成员半数以上都是农村人口和文盲。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军人力量在无意识中崛起，纳塞尔主义逐渐形成。纳塞尔主义不亲共产主义党，接近于欧洲的民族党或法西斯党。1930年，巴西爆发了一场革命。瓦加斯整合了各阶层，实行工业化。在他初次执政的十五年（1930~1945）中，巴西实现工业化，出现民众主义运动。执政后期，瓦加斯学习庇隆主义，瓦加斯主义不同于早期的法西斯性质。因为巴西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瓦加斯主义在城市中的影响有限。1945年，瓦加斯因政变下台，再次执政后政策左倾。瓦加斯的继承人是左派的古拉特，其左派政策得到了社会主义党、独立党等的广泛支持。1961~1962年，这些左派政策的推行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革命。所以，尽管最初瓦加斯主义被指责为亲法西斯的，到1964年以前，人们更认同其共产主义性质。瓦加斯时代后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潮流，它兴起于圣保罗的工业阶层。强工会和独立党派组成了左派。巴西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有传统的右派势力，左派和中派势力较弱。

在报告中，教授指出，阿根廷和智利有相似的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通信和媒体发展水平，但目前两国的政治体制差别很大。教授认为原因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阿根廷与智利的政治体制相似。一般分为这样几个党派：保守党，代表大地产主，总之是有钱人的利益；激进党，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工会，在城市中有很大影响力。

　　阿根廷与智利并不像一般人认为得那么相似，两国之间存在明显不同：欧洲移民的影响和人口结构。智利的大多数人口来自大征服时代的欧洲，还有少数印第安人；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比例从未超过5%。阿根廷的欧洲移民比例是30%；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外国人占70%（1880~1930年）；在工人阶级中也占相似比例。阿根廷的欧洲移民都以欧洲人自称，由于他们来自于组织较为良好的国家，而且肤色较当地人较白，因此他们瞧不起当地人和混血人种；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要阿根廷的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不愿意投票，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其各自利益的政党的势力。诚如上文所言，由于阿根廷欠缺城市资产阶级的参与，保守党势力较弱，有时甚至需要依靠欺诈手段在竞选中获胜；智利的保守党势力较强，因为当时智利的农业较发达，它还代表了一些农民的利益。由于阿根廷占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外国人都以外国移民自居，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并没有认同感，左派政党势力较弱。另外，从社会结构上看，因为智利的外国人较少，智利比阿根廷更为接近欧洲。智利的气候、农业和没有种植园的特征也都与欧洲相似。这就是阿根廷和智利政治体制不同的根源。

　　在报告中，教授还简单介绍了庇隆主义的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阿根廷是拉美最富裕、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工业更发达、门类更多。这些工业不是很强，但比其他拉美国家多得多。战前，阿根廷的军政府需要发展本国工业，需要大量素质良好的人员，这些人员需要得到更好的营养。这样，如果大战爆发，可以防止战争在本国产生的恶果；如果大战不爆发，可以考虑向巴西和智利发起挑战。当时的右翼知识分子（或称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也这样认为。在二战期间，因为欧洲国家和美国已不可能出产工业产品，阿根廷的工业得到发展。

　　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领导层是代表民族主义思想的联合军官团。他们中很多人支持轴心国，其他人尽管不支持轴心国，但也认为可以和轴心国成为朋友。当时，人们对二战结果尚不明朗，不知道谁是最后的赢家。政变的支持者包括扩张主义的军人、反犹太人、反清教、反现代化的教会、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和主张发展农业的产业阶层代表。政变的反对者包括传统的农牧业右派、中间的激进派和代表左翼利益的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这个阵营和美、英站在同一立场。政变者起初想象可以得到轴心国的支持，但后来发现不可能。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弱，远不及其对立阵营。

　　当时任上校的庇隆审时度势，判断到反对派势力更强，政变不会成功。他认为，要扭转形势，必须借助民众主义的势力，即政治觉悟还处在沉睡状态的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当时的人民毫无政治经验，他们需要新面孔，需要“人民的教父”，庇隆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庇隆代表的民众主义的兴起可以分为两部分 �� 右派势力和人民基础，人民基础为代表极少数上等阶层、军事集团和保守的教会势力所主导。

       最后，教授就“智利和巴西的经济发展是否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关？现在的政党体制是否最佳？公民社会和人民运动能否成为代表大众的方式，取代政党体制？拉美对欧洲制度的认同是否是欧拉关系好于美拉关系发展的原因？阿根廷怎样看待巴西？玻利维亚革命与庇隆主义有何不同？阿根廷国家团结阵线的现状如何？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五月母亲组织等人民运动的现状如何？”等问题与在座学者和媒体展开讨论和交流。